1909年，贺子珍出生于乱世，她的前半生璀璨而夺目，十四五岁就勇斗兵痞，十七岁入党，并就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十八岁走上井冈山，遇到了她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人。在井冈山上，她与毛主席相知相爱，结为革命伴侣。

然而这一段婚姻对她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抗战爆发后，贺子珍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赴苏联治伤学习。至此，她与毛主席近10年的婚姻生活宣告结束。当然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结果，然而木已成舟。此后，她在苏联生活了近10年，尝尽了心酸苦辣。

1947年，贺子珍结束了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回到了国内。此时，国内革命战争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38岁的贺子珍而言，她的未来之路该怎么走呢？

渴望为革命发光发热

1947年，秋风习习，贺子珍和娇娇、毛岸青等一行几人，一踏进哈尔滨火车站，东北局几位领导，林彪、李富春、聂荣臻等悉数到场迎接。

这样的规格几乎是最高规格，这让贺子珍感受到了回国后的第一丝温暖。其实，也说明了贺子珍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很多人很佩服贺子珍这位老革命。

寒暄过后，一向严肃的林彪也眉开眼笑地对贺子珍说:“你路上辛苦了，回来了，好好休息！”

不料，贺子珍却说:“我身体很好，不用休息，我不累。我请求组织上尽快安排我的工作，干什么都行。”

贺子珍的作风就是雷厉风行，这会她刚下车，连口水都没喝呢，心里却想着工作。实际上，当初贺子珍选择去苏联，就是为了学习深造，然后更好地干革命工作。

为了岔开话题，李富春对贺子珍说:“你的住处已经安排了，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去办。”

没想到。贺子珍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反而继续追问:“我只想工作。”

林彪只好回答:“我们尽快安排。”

其实，此时贺子珍急于工作，原因很明白:其一，埋头苦干，转移注意力；其二，她在苏联耽搁了好多年，一向不甘落后的贺子珍，希望能为革命多做工作。

在贺子珍的催促之下，组织给她安排了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机关党总支书的工作。

为了让娇娇和毛岸青尽快适应国内的生活，贺子珍在工作的同时，赶紧为他们俩“恶补”汉子。

娇娇在苏联生活多年，不认识方块字，连“一”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1948年春，风和日丽的一天，贺子珍带着娇娇、和岸青由哈尔滨来到沈阳。在这里，贺子珍调到了东北局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不久，妹妹贺怡从西柏坡赶到沈阳看望姐姐，姐妹俩多年不见，无话不谈，当谈到贺子珍的终身大事时，贺子珍她表达了想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

贺怡立即回答:“这有什么好为难的，这是好事嘛，你早应该这样做。”

在妹妹的鼓励下，贺子珍鼓起勇气，第一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大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很苦，什么都要自己做，劈柴、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种地、织袜子，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这封信坦露了贺子珍此时的心态和今后的打算。

1949年6月，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北平，贺子珍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她在贺怡的陪同下，打算乘火车进京。

但当火车到达山海关时，贺子珍被通知不能进京，随后姐妹俩人去了上海。在上海，姐妹俩见到了大哥贺敏学，兄妹三人时隔多年终于重聚。

8月，全国各大城市纷纷解放，原来在东北工作的干部纷纷南下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此时住在上海的贺子珍再也坐不住了，她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离开祖国，很多时间都荒废了，为革命做的事情太少，此时更应该一马当先，于是她决定尽快去工作。

就在此时，贺子珍在井冈山时的老战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震林，邀请她去浙江工作。盛情难却，贺子珍随即也坐上南下的火车，前往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任。这个工作对贺子珍而言，那是轻车熟路。

与此同时，贺怡被组织安排到江西吉安担任地委组织部部长，贺敏学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如此以来，兄妹三人的工作都有了着落，高兴之余，三人没有忘记给毛主席写信，分享这一喜悦。毛主席在收到贺氏兄妹三人的来信后，立即回复:“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贺子珍立马照办，她辞去了妇联的职务，然后跟着妹妹贺怡一起南下，贺怡去吉安赴任，而她将前往已离15年的别井冈山看看，在南昌她们姐妹俩分开了。

但不料此次分别，却成为她们姐妹俩的永别。原来贺怡此次赴吉安赴任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贺子珍当年在福建长汀生下的孩子毛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贺怡在寻找毛毛的过程中遭遇车祸身亡。

贺氏姐妹俩感情特别深，贺怡的突然离世，给贺子珍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更何况贺怡是为寻找她的孩子毛毛而出了意外。在重重打击之下，贺子珍病倒了。

贺怡离开后，留下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也受了伤。如此，照顾孩子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贺子珍的肩膀上。这样，为了照顾孩子，她暂时就无法工作。

在贺子珍的悉心照顾下，两个孩子很快痊愈。于是，贺子珍便向上海市委提出请求，希望能安排工作。不料，竟然石沉大海了。

失去妹妹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加上失业，这对视工作为生命的贺子珍而言，那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因此，贺子珍再次病倒了。这次比较严重，后来在毛主席的关心下才逐渐好转。

就此事，陈毅了解到贺子珍的情况后，特任命贺子珍为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然而，这时贺子珍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担任任何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贺子珍不得不停止工作，而且从此开始，贺子珍再没能步入工作岗位，一等就是10年之久。。

直到1976年10月，江青被抓起来以后，贺子珍对李敏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

然而此时，贺子珍已经年过六旬，而且身体特别虚弱，她是不可能再踏入工作岗位了。

然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一件事在贺子珍晚年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心里一直藏着毛主席

贺子珍曾经虽然任性出走苏联，但她的心里一直只有毛主席一人，从未改变过。

1939年，贺子珍在苏联那会，在遭遇丧子之痛之后不久。有一天，她收到了毛主席的一封信，但打开信的那一刻她就懵了，信中末尾的一句话让她如五雷轰顶:

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此后贺子珍陷入了痛苦之中。1940年，战友们完成学业，纷纷回国了，唯独留下了她在苏联。

贺子珍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她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形象，将直发烫成了当时流行的卷发。发行的改变，加上贺子珍生来就端庄秀丽，一下子她的形象更加风姿绰约。

再加上贺子珍与毛主席分手的消息早已被周围人知晓，立即贺子珍的周围多了很多追求者，但对于这些人的爱意，贺子珍统统地拒绝了。

无论发生任何事，她的心里只有毛主席一人。贺子珍的晚年也无不如此。

1950年，贺子珍因贺怡遭遇车祸身亡而病倒时，毛主席曾托李敏前去探望，并带去了药品和名烟。

经历此事，毛主席对贺子珍孤身一人，且身体不好的情况越来越不放心。

有一次得知贺敏学来京开会，毛主席便约见了他。见面后，毛主席开门见山地对贺敏学说:“叫贺子珍成个家吧。”

但贺敏学说:“主席，这个不好说，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贺氏兄妹感情很深，对于妹妹贺子珍，贺敏学非常了解，他明白妹妹的心里只有毛主席，谁说也没用。

1954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能体现毛主席在贺子珍心目中的位置。

这年9月，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讲话的录音通过广播电台循环播放。

这天，贺子珍从广播中偶然听到毛主席讲话的声音。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让贺子珍仿佛回到了井冈山。

于是，她像着了魔似的抱着收音机一直听，通宵达旦，不眠不休，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收音机被烧坏了，她却说:“咦，收音机怎么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的确，自1937年她离开延安后，已经17年未曾听到过毛主席的声音了。毫无疑问，这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对贺子珍的刺激太大了，她因此而病倒，心中一直念叨着三个字: “我好悔！”。

无疑，此后1959年，她在庐山最后一次也是她晚年唯一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时，她受到的刺激更是难以想象。

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贺子珍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她伤心欲绝。一直以来，贺子珍虽然不在毛主席身边，但却一直挂念他的身体。噩耗传来时，她是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

她一见到李敏的丈夫孔令华，就哭着说:“你们的爸爸走了，他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旁送送他，好可怜啊！”

于是，她就在家里布置了毛主席遗像，祭奠毛主席，她深鞠三躬，含泪说:“润之，请安息吧！”直到1979年，70岁的贺子珍终于踏进了北京城，她坐着轮椅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她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毛主席和李敏

孤独中的唯一慰籍

李敏在贺子珍的晚年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她是贺子珍和毛主席之间的唯一纽带。

毛主席曾多次托李敏前往看望贺子珍，贺子珍的生活状况，毛主席通过李敏可以第一时间获悉。

同理，贺子珍虽然不能进京，但她通过李敏可以及时了解到毛主席的生活状况及身体状况。这也是她晚年孤独中唯一的慰籍。

但遗憾的是，李敏和孔令华结婚后，没多久就从中南海搬了出来，而搬出来之后，李敏再想见到父亲就非常困难了。

因此，对于毛主席晚年的身体状况，贺子珍是知之甚少了。所以后来在得到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后，她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的。

1984年，贺子珍走完了她璀璨夺目而又艰难曲折的一生。对于她的一生，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作者：人生就是一次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
在乎的是沿途风景和欣赏风景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