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十字寺前忆“扫马”！一起了解——

这是1932年《北京画报》刊载的一篇报道，两处有误：

其一，早在1919年夏，西人克里斯托芬·伊文入十字寺避雨，已发现这两件刻石。

其二，房山十字寺绝非“野寺”。

元代基督教盛极一时，全国教堂多达72所，但目前发现的较完整遗址只有一个，即北京房山的三盆山十字寺。

1931年，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到寺考察，记建筑布局。

不足百年，地上建筑已尽毁，围墙是上世纪90年代重垒的。

院中尚存两古碑：一是辽代《三盆山崇圣院碑记》，一是元代《敕赐十字寺碑记》，均重刻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月。

上世纪60年代，两碑被砸断，后经粘接复原。

另有一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当代仿刻。

至于报道中提到的十字刻石，只能去南京博物院看原件。

房山十字寺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且它很可能是拉班·扫马的修行处，他从这里出发，完成了不亚于马可波罗的伟大旅行。

因未回中原，著作长期尘埋，今人多不知扫马这位“北京的骄傲”。

本文主要依据学者热依汗·卡德尔的《拉班·扫马的丝路之行》写成。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有暇去房山旅游者，不妨找找十字寺遗址，以遣怀古之幽思。

十字寺秋景  视觉中国 供图

来到大都的景教徒

1225年，拉班·扫马生于北京。

在叙利亚语中，“拉班”犹言“大师”“教士”。

中文史料称他是汪古部人（金代筑长墙以御游牧人，蒙古人称其为“汪古”，守卫者族群即汪古部，后融入哈萨克和中原），叙利亚史料称他是畏兀儿人。

汪古部源自畏兀儿（即回鹘），信景教。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428年至431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叙利亚人聂斯脱里在波斯建立教会，因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称玛利亚生了基督的肉身，却未生基督的神性，于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只好向东方发展。

唐贞观九年（635年），该派教士阿罗本到长安，唐太宗赞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许建寺传教，并赐名“泼斯寺”。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代皇帝画像安放寺中，由信徒供养。

天宝四年（745年），改“泼斯寺”为“大秦寺”，教名亦改称“景教”。

“景”即大，以示尊崇。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保存至今，已成世界四大名碑之一。

然而，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诏废佛，即“武宗灭佛”，大秦寺被毁，景教徒被驱回波斯，部分融入高昌回鹘王国。

扫马的父亲昔班即景教徒，曾任大都（今北京）教区巡察使。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亦都护（回鹘首领皆用此号）归顺，被收为第五子（成吉思汗本有四子），大量回鹘人进入蒙古，昔班也趁机来到北京。

传说昔班与妻子克亚茹塔多年不育，因斋戒祷告，生下扫马。

扫马的本意就是“斋戒得子”。

十字寺最适合隐修

蒙元宗教政策宽容，忽必烈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

扫马从小接受宗教训练，“过着一种严格的贞洁与谦卑的生活且全身心投入，以获得精神之超越，他努力使自己契合于来世的万事万物”。

23岁时，扫马受洗，“散其家财即其服饰和普通衣物（或家具）于穷人，且着僧装；他接受圣洁虔诚的神甫马·吉瓦吉斯总主教的剃度。他开始劳作于主之葡萄园中，期望将来进入天国，获得天国的宝藏”。

于是，扫马“离开他们（即父母）的城市，行走一天，他决定居于彼处”。英国学者阿·克·穆尔最早注意到这段记载。

什么地方离北京仅一天行程，适合闭关，且“有一处洞穴，其旁山中有一泓泉水”呢？

房山十字寺最匹配，它距今天安门56公里，三面环山，极为幽静。

十字寺始建于东晋建武元年（317年），本是佛寺，贞观十二年（638年）重修，与长安建“泼斯寺”的时间相仿，应已变成景教寺。

“武宗灭佛”时，十字寺荒废，又成佛寺。

元初这里既有景教徒，也有佛教徒，元末时是景教寺。

为什么一会儿奉佛教，一会儿奉景教？

因在相当时期，景教与佛教的边界比较模糊，景教大量借用佛教名词，如妙有、世尊、慈航等，称使徒为法王，称教堂为寺，教士自称僧、大德，甚至有时称上帝为佛，有的景教徒参与了佛经翻译。

至于隐修，是3世纪下半叶埃及人马尔·安金创造的传统，他在叙利亚山中闭关30年，追随者达300人。

西行目的是个谜

扫马闭关约20年时，汪古人拉班·马可从东胜（今属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来到北京，对他说：“我切望成为一名修道士，因我闻听你之盛德，故我抛弃一切来此找您，希能成全我之夙志。”扫马遂收其为徒。

1275年，已50岁的扫马和30岁的马可从北京出发，奔向西亚。

恰在这一年，马可波罗来到北京。

扫马为什么要离开故土？

有学者认为，他想去圣城耶路撒冷朝圣；

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皇帝派他出使。

从史料看，到中亚前，扫马与官方无接触，前说似更有理。

比如行至汪古部时，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都是景教徒）劝扫马不必再向前。

孔不花是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的女婿，爱不花是第五任大汗忽必烈的女婿。

他们说，我们正费力地从西方请教士，你们却要去西方，这怎么可以呢？

扫马回应道：“我们是出世间的人，因为与世俗的人相处，将会失去此心的清净和平。”

由此看来，他是为了宗教而西行。

可细看扫马西行路线，又与蒙元驿道高度重合。

马可波罗记：“有不少道路从汗八里城（今北京）首途……行25哩，使臣即见有一驿，其名曰站，一如吾人所称供给马匹之驿传也。每驿有一大而富丽之邸，使臣居宿于此，其房舍满布极富丽之卧榻，上陈绸被，凡使臣需要之物皆备。设一国王莅此，将见居宿颇适。此种驿站中备马，每站有多至四百匹者。”

有驿站帮助，远行才有保障，但一般来说，身负官方使命，才能使用驿站。

从教士变成外交官

到了伊尔汗国，扫马无法再向西，只能滞留在巴格达。

伊尔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另三个是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之一，鼎盛时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所创，与元朝往来密切。

此时在位的是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

旭烈兀、阿八哈几次想攻占耶路撒冷，受挫于马穆鲁克。

马穆鲁克本是奴隶兵，蒙古西征时，将俘虏的钦察人、突厥人、斡罗思人等卖到西方，许多人成马穆鲁克。

他们熟知蒙军战法，曾击败旭烈兀，打破了其不可战胜的神话。

阿八哈非常信任扫马和马可，因他们会说蒙语、维吾尔语，能与蒙古高层交流，也能与当地人沟通。

1280年，景教大总管马登哈任命马可为“契丹（北中国）、汪古教区大主教”，扫马为巡察总监。

马登哈不久去世，1281年，在阿八哈干预下，马可出任“东方教会大总管”，即马·雅巴拉哈三世。

史料载：“阿八哈王手挽马·雅巴拉哈，对他说：‘成为强者和支配者吧，愿上帝与你同在并支持你。’”

1282年，阿八哈去世，弟弟帖古迭儿上位，他皈依伊斯兰教，与马穆鲁克媾和，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弑叔篡位后，派景教徒爱薛访欧，与教皇洪诺留四世见了面。

爱薛是忽必烈的天文官，后在元朝任平章政事（相当于宰相）；

不久，阿鲁浑再派扫马带300人访欧，恰教皇洪诺留四世去世，罗马教廷忙于选新教皇，无心谈判，且罗马教廷对景教误会深，视为异端，并对蒙古大军颇为忌惮。

扫马主动拜见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从侧面突破。

消除了800年误会

扫马在巴黎待了一个多月，又去加斯科尼（今法国南部，当时属英国，英王在此居住）见英王，英王“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来自东方的主教”。

最终，英法均承诺夹攻马穆鲁克，“罗马的部队甚至为即将打败敌人欢呼庆祝。”

西人称：“选择拉班·扫马出使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此人温文尔雅、聪颖智慧，而且还是个基督徒。蒙古人虽然以粗犷著称，但他们在鉴别外国人才方面还是非常在行的。”

在罗马，扫马向12位红衣主教介绍了景教对圣父、圣子、圣灵的理解，红衣主教们请扫马主持宗教仪式，他们惊讶地发现，并未偏离罗马教廷要求。

新教皇尼古拉四世上位后，“主持奉献仪式并首先给拉班·扫马举行圣餐仪式——他承认其罪——教皇赦免他及其神甫们的违犯和罪恶，拉班·扫马因从教皇手中领受圣餐礼而极喜。显然这位来自北京附近的教士从未梦想会经历如此热烈的场面和在宗教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热依汗·卡德尔指出：“这一举动可以被看成是从此结束了东方景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长达800多年的误解与分离。”

1288年5月，扫马带着法王、英王和教皇尼古拉四世的信回到巴格达。

“阿鲁浑王满心欢喜，他感谢拉班·扫马曰：‘我们让您受了大累，因您是老人。将来我们不会再让您离开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我们王国之门（即宫殿）建一所教堂，您将于彼主持、诵祷。’”

扫马刚离开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就派孟德科维诺前往中国，这被视为中西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少有人知扫马在其中的贡献。

扫马不亚于马可波罗

1294年1月，扫马在埃尔比勒（今属伊拉克）去世。

1887年，一名年轻的土耳其景教徒将一个手抄本交库尔德斯坦占星家所罗门阅读，竟是扫马的遗著《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但缺损太多。

元廷设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对基督徒和教士的通称），司使官至二品。

元亡后，景教渐无声息，因教徒主要是色目人，文献三百余种，均未汉译。

另6处遗迹与北京的也里可温相关：一是元大都靖恭坊十字寺，明清时改建成显佑宫；

二是广安门外莲花池西南，曾发现刻有十字架的墓石；

三是扬州发现大都人也里世八刻有十字架的墓碑；

四是1925年在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元代叙利亚文景教赞美诗抄本；

五是房山云居寺石经山曝经台，有明代景教徒题字。

最丰富的还是房山十字寺遗址，两块十字刻石尤其珍贵。

1931年，因“十月间即有某外人只身赴寺三次，拟出五千元，购石运至德国，格于平时各学术机关监视甚严，遂未得逞。且山中匪警频传，就地不便保存”，运入城中保存，抗战时流落到南京，如今在北京公开展出的是仿品。

至于两通古碑，题款时间均错，《敕赐十字寺碑记》的碑文号称出自名臣黄溍，但黄溍文集无此文，且立碑时他已去世多年。

文中多错讹，不忍卒读，有学者怀疑，或是明人耍的小聪明：为防地方侵害，诈称此寺是“敕赐”，不敢说当代，便冒充元代。

论行程之远、贡献之大、修养之佳，扫马不亚于马可波罗，声名却远不及后者。

如何突破“后见之盲”？

如何呈现出这位“老北京”的光彩？

需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