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凡|论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第二篇)

民生   2024-11-22 12:35   天津  




论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第二篇)

张殿成


虽然对于一个七品知县而言,军国大事自有官爵远远高于自己的王公大臣来主持,自己的建言很可能徒为一纸空谈,但袁黄仍以一颗赤子情怀和过人的才智日夜筹谋国事,在尽一个爱国者的拳拳之心,呈现的是和宋代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样的爱国赤诚。

袁黄的爱民更是有口皆碑的。在封建时代,真正的爱民不仅仅在于“捐俸”那类的救急行为上,更在于为百姓筹谋生计的治本之道:兴修水利,扶植农桑——后世宝坻的多条水道和种稻之法正是受惠于袁黄的组织兴建和教引……

最令人感动的是,袁黄的作为并不是为了升迁而造作政绩,也不是为了“邀誉”而积累名望资本,而是一心为了贫困的百姓得到实惠,甚至为了使百姓多享受些朝廷的“优惠政策”,他竟然“欺君罔上”地将丰年报成歉收年,面对自己可能受到的责罚,袁黄义无反顾,充分表现出道德境界的崇高和人格的伟大。

袁黄的美德是多方面的,其中行善更为突出。他常说:为善最乐。现实中,他一直在以无处不在的善心扶助和滋润着百姓和身边的人,用不断行善坚守和提升着自己的道德水准。

守德,往往就意味着约束,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慎独”,这不能不提到他引入俗世并发展了的“功过格”。从实质上说,功过格就是对自己每天的行为进行道德的评判,使之成为激励和反省自己的一面“阴阳镜”。袁黄的功过格,功的开向都是向外的,即为国为民做了什么;过的部分则是向内的,即个人还有哪些过失或不足。如果说袁黄“功”的标准具有职守上的“政治”意味,那么“过”的内涵则更多是道德“结算”。而不论哪个层面,作为一个官员和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袁黄都高标准地做到了。

在袁黄身上,体现了人世间的一切真善美的高尚品德。也因之,袁黄达到了封建时代官员道德界标的高峰,成为后世的楷模。

积极向上的入世精神

早年的袁黄曾受命运魔咒的笼罩羁绊,自幼家庭的神佛氛围对他人生观形成也不无影响,一度使得他对科举、对庶务态度消沉。以云谷禅师和启迪和科举的成功为分水岭,冲破宿命樊篱的袁黄开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

袁黄出任宝坻知县时年已五十五岁,对于寿命较短的古代人已濒晚年,体能和意志力自是大为下降。现实中多有高龄入仕者抱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世心态。贪鄙者甚至会抓住最后的时光捞上一把,用民脂民膏来安享晚年并为子孙作久远谋。而袁黄却是采取了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要以此为平台和起点,用饱满的激情和坚定的意志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他曾对朋友说:朝廷用我也晚,更应具有责任感。他以“祖逖闻鸡起舞”、“陶侃运甓”的积极向上精神为榜样,要为这个世界担当更多的责任,为改变民生、为富国强民出力。

这首先表现在他积极进行行政治理上。面对宝坻地瘠民穷、弊政冗多的现状,袁黄果敢地施行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举措:减浮税,清厂夫,除库吏,免银鱼,汰冗员,兴水利,劝农桑,施教化……多少积年的痼疾顽政被革除,真正利民惠民的举措得实施,宝坻的面貌为之一新。





融媒记者:庞晓晨

编辑:吴华忠

复审:吕海滨

终审:郭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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