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二期的名单甫一公示，就引发了生命科学领域的一场舆论风暴。因为这个领域的明星期刊《Cell Research》落选“英文期刊领军项目”。

这可能是中国期刊界最重要的评选活动，它把入选的463个项目分成了6大类，第一类的“英文领军期刊”有50本期刊入选，将会在未来5年中获得每年不超过150万的资助，第二类的“英文梯队期刊”有150本期刊入选，其中就包括《Cell Research》，同样获得5年稳定资助，但资助金额不超过50万一年，只有“英文领军期刊”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一封名为“国际一流期刊《Cell Research》在国内只能评B档?”的公开信立刻在科学圈开始流传，多位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都对此颇为微词。

《Cell Research》 2024年11月刊物封面

“这个结果让我很惊讶，”一位任职于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学者告诉《知识分子》。在他看来，《Cell Research》已经是国内分子和细胞领域最Top的学术期刊。

“一个杂志的灵魂肯定是他的编辑。他们整个互动是非常好的，既坚持原则，又知道你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能够提供非常专业的观点，你能感觉到他是在不断提高你的研究水平和高度，所以这是非常好的。”这位学者说。

一位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在朋友圈评论，“不能干和科学背道而驰的事情”；神经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鲁白认为，“《Cell Research》这样的大家公认的好杂志被评上B类的杂志，这里面有一个公平问题。”

大家不解的点在于，入选英文期刊领军项目的有50本国内英文期刊，但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内学术水平最高的期刊却不在其列。

鲁白教授也认为《Cell Research》“坚持科学标准，不仅是国内最好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期刊，也是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一流期刊。”

《Cell Research》杂志创刊于1990年，从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国产高水平期刊的一个奇迹，其影响因子2020年突破20，是中国第一本影响因子超过20的科技期刊，由于新冠病毒相关研究备受瞩目，影响因子在2021年一度达到46.297，由于疫情已结束2024年回落至28.1。

虽然此后有国内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了《Cell Research》，但在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明杰看来，它还是中国生命科学综合期刊中学术水平最高、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期刊，是中国学术界的骄傲，也是我们自己的学术刊物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案例。

实际上，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第一期名单中，《Cell Research》曾入选“英文领军期刊”，获得了每年300万的资助。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主办方之一中国科协也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将《Cell Research》当成这个资助项目的样本，并且盛赞它“已然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界的一个传奇、一块“金字招牌”。”

这本曾经创造过中国期刊历史的期刊，为何今年会落选“英文领军期刊”？这次引发争议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又凸显了中国本土期刊的哪些困境？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在科技期刊领域资助金额最多、范围最广的重大专项支持。

“大家都很重视这次评选，有很多院士亲自上场去答辩”，单扬所在的期刊参与了此次评选，他介绍此次评审时说道。

“这个周期太长，5年一期，错过一次，5年的支持就没了，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自己所在期刊落选了的单扬遗憾地说道，“国内办期刊基本上还是靠机构的支持，如果没有额外的资助对于期刊来说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期刊如果希望完全盈利，就要交大量的版面费，可能会损害期刊投稿量和投稿者的兴趣”。

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讲，则面临着长期以来国内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名刊、大刊，不得不缴纳高昂版面费赴外发表。“两头在外”是中国科技界的尴尬困境，即科研成果在国外期刊上发表，同时我国又花费大量资金购买国外期刊数据库的使用权，这一进一出之间，耗费了大量的经费与资源。

2015年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学院林贤祖一篇《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数十亿论文版面费，惊心触目》的文章在学术界内广泛流传，尽管数十亿版面费被指没有明确统计依据，但反观国外1000～5000美元浮动的版面费价格对于研究者也是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今年11月发布的《上海英文科技期刊发展报告(2024)》显示，中国SCI期刊数量为514本，而美国为5923本，英国为4625本，我国高质量期刊与国际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学科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来说，中国本土研究发在本土的期刊上更具深远意义。“学科强期刊才能强”，乔力是一位具有35年办刊经验的期刊人，她这样介绍卓越计划的初心，“学术期刊一定要跟学科共同发展，要盯住学科，要盯住前沿，科学实力和期刊发展共赢共生”。

另一位资深学术期刊从业者则表示，区别于其他办刊模式，我们国家办刊还有一层“争取学术话语权”的意味，担心科研成果记录在别处出版，知识产权属于别人，担心最后被“卡脖子”。事实上，俄乌战争爆发后，很多大型出版公司的科技期刊数据库禁止了来自俄罗斯的访问。国家本地化储存和自主平台出版也是科协“卓越计划”中的一项评审要点。

兼具着多种使命，2019年《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出台，中国科协、财政部等7部门联合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希望通过遴选一批有发展基础和潜力的科技期刊作为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突破口，带动我国期刊高质量发展。

最近开启的“卓越计划”二期设置英文单刊（英文领军期刊和英文梯队期刊）、中文单刊、高起点新刊、高水平办刊人才培育、集群（集团）化试点5个子项目，实施周期为5年。据介绍，领军期刊和梯队期刊区别仅在于评审分数排名先后。

按照中国科协自己的总结，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经过第一个5年周期的建设，一批关键领域科技期刊实现突破，高水平期刊数量显著增长。目前，已有154种期刊国际学科排名进入前25%，《Cell Research》等4种期刊进入全球百强。

一本有目共睹的优秀期刊落选最重要期刊评审的第一梯队资助，问题出现在哪里？

多位“卓越计划”评审专家告诉《知识分子》，相比于一期，此次二期评审考核中特别增加了发文量、总被引的权重。更有资深学术期刊从业者认为，加入文章数量的考核是对于第一次评选的一次纠偏。

文丽是一位青年期刊编辑，也是本次“卓越计划”的评审。她介绍这一转变的缘由，“最近这几年很多专家指出，有些SCI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因子，一味压缩发文量。现在国家倡导科技期刊包括科协这次二期卓越计划，主旨是要既强又大，强就是影响因子，大就是发文量，这跟一期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如果期刊在 SCI所属的学科发文量排在50%之后，发文量这项指标只有0分。之后再想要线下答辩时评审专家帮你把这些分数拉回来是非常困难的”。

从近年来影响因子的突飞猛进也能印证文丽所说的国产期刊“顽疾”。2020年，国产期刊影响因子超过20的仅一家期刊，而到了2022年以往难以突破的20分界线，增长至15家。

具有二十多年期刊工作经验的程坚，亲历了2019年和2024年两次评审。他表示，“原来影响因子是一个很重要甚至唯一的评价指标，这种评价导向很明显就是要做强。但现在大量期刊影响因子很高，大多在Q1区，但是出版规模没有上来。比如说我们280种SCI收录期刊，总共发文量也就约4万篇，国外一个大刊每年就能发数千甚至上万篇，所以我们总体是强但是不够大。这次评审把定量的指标从影响因子拓展到影响力，所谓影响力可能要兼顾到规模，包括总被引、出版量等等，像《Cell Research》这一类的期刊也许就吃亏在年载文量比较低这块”。

另据知情人透露，《Cell Research》期刊的每年发文量在百篇以内，稿件接受率5%左右，和国际顶级期刊类似。

11月12日，中国科协的官方回复中也提及了此次评选的标准，“（计划）优先支持影响力大、数字化水平高、知识服务能力强的集群（集团）”，“通过多项指标，综合研判国家予以支持的必要性，不简单按影响因子排序，鼓励国内期刊多发、首发高水平科研成果。因项目管理工作需要，对拟资助期刊使用“领军期刊”与“梯队期刊”进行分类的表述不代表对期刊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科学数据未能实现国内本地化存储、出版传播未能完全自主可控的期刊，原则上不作为重点支持对象”。

在程坚看来，强调发文量还有一个好处是促进期刊的自我良性发展。他介绍道，“只有规模做起来了，才能够通过版面费或者销售渠道有一些收入，招聘到更多的人做大做强。如果一年只发数十篇文章，影响因子虽然很高，但很难有较多的收入，期刊的运营只能主要靠财政补贴，从长远看，期刊很难做大，期刊的影响也很难扩大”。

看重发文量让《Cell Research》这类的短小精悍的老刊失去优势，同样也误伤了一批新进发展的刊物。乔力介绍，“科协这次评估做的还是很细，他们确实也尽力了，想找关系都不太可能，程序上还是比较严格公正的”，但新刊和老刊可能要区别对待。“《Science》一年的发文量是2000多，《Cell Research》一年的发文量不到100，他们办了二三十年，应该向前者看齐。至于新刊如果也要看重发文量的话，那就等于注水”。

单扬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解释道，“杂志发文量是一个逐渐增加过程，不同阶段发文量有所不同，把一个3年的杂志，5年的杂志和30年的杂志放在同一个指标，缺乏科学考量”。

也有科学家对“卓越计划”的态度更为激进。南方某大学生命科学领域的资深科学家表示，“评比在一定时期有激励作用，但走入正轨后，应该考虑取消评比。因为各个期刊发展不平衡，都一起评有很多问题，要不早期发展起来的期刊就一直占前面；变相鼓励大家后面拉关系，可能是背后的原因。我们国内科学、教育界的一大问题就是各层次的评比太多，表面上热热闹闹，但砍去90%评比，大家净心干事业，各方面的发展会更好”。

对于此次“卓越计划”公示名单，部分期刊受到科研人员质疑。一本入选了本次领军期刊的杂志，曾被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所属的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指控操纵引用指数，涉嫌不正当运营，被罚一年，2019年影响因子为0。

而在现有的资助体系里面，有观点认为，卓越计划的资助资金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雪中送炭”。前述资深学术期刊从业者表示，“大部分入选的期刊是不需要这次入选带来的国家经费的，因为他们大部分已经有了各方的资助和支持，而且期刊自己也有收入。当然我也不反对这种资助，因为有些刊也没法通过雪中送炭让他们发展，让他有自我造血能力。无论是基金委还是科协的，所有的资助模式都资助食物链顶端的，达到这个顶端就有了”。

至于评审所看重的数据安全和本地化储存，任职于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学者铁木星告诉《知识分子》，“或许可以模仿美国NCBI建一个论文数据库，只要是NSF或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都要在这个数据库里上传论文的原稿以及数据”。

“‘卓越计划’的目的是支持本土期刊的发展，扩大国际影响力，”数位科学家和科学期刊编辑向《知识分子》肯定了这一出发点。

同时，科学界人士普遍向《知识分子》提及，当前中国本土英文期刊相比国际Nature、Science顶刊，还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广被诟病的问题便是对影响因子的过分追逐，这几乎是个令中国学术界苦之久矣的问题。

上世纪60年代，在《科学》杂志上，一篇文章描述了一种量化、客观的期刊评价工具，即，将期刊中发表的研究文章们的引用次数取平均值，并利用这个平均值作为期刊影响力的评估标准。这是一个刷新人们认识的评估工具，一项科学研究的影响力被量化为引用数目，而对一本期刊中所有引用数目进行平均，避免了个别的涨落，看起来客观而准确，这也是这个标准成了中国对科研人员和科研期刊进行评估的首选指标的原因。然而，时至今日 ，作为量化数字的影响因子，弊端日渐凸显，它不适用于一些特殊情况，它甚至可以被操纵。

对论文的自引、互引，以及更为隐蔽的，擦边球式的“推广”，几乎成了期刊业内公开的秘密。长期在国际期刊担任编辑的姚蓝蓝告诉《知识分子》，一些国内的期刊通过派任务的方式，要求期刊的青年编委以及论文作者，拉人引用该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希望籍此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

“这些手段，要说出来都不太合规，但是因为大多数国内期刊发文量并不是很大，用这种方法提升（影响因子），现在来看来还是很有效的。

数据显示，2018年时，第一期卓越期刊计划开始时，中国影响因子超过10的期刊有4个，尚还没有影响因子超20的本土期刊，到2020年，有了第一个影响因子超20的本土期刊（《Cell Research》），而到2022年，影响因子超10的本土期刊超过了43个，其中，15本本土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了20。

这种影响因子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期刊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期刊影响因子的增长带动了科研评估标准的水涨船高，影响因子与科研实力不能划等号的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

“因为评价和考核的人有的时候不是本领域的，甚至不是做学术的，所以他判断的标准只有影响因子，”一位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林科举例告诉《知识分子》，“在生化领域，《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生物化学杂志》）是一本非常好的杂志。然而在国内，如果博士生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可能无法毕业，因为影响因子不超过5，而一些学校的毕业条件就是‘在影响因子5以上的期刊发表论文’。”

“用单一影响因子去评判学术期刊或者学术工作也有问题，举个例子，最典型的是，你的工作错了，或者有很大争议，也会有很多引用。另外，如果一些小领域，很难做，跟随的人少，引用可能就会少，相比之下，灌水的文章可能就会有很多引用。” 985高校生命科学院的教授武宁向《知识分子》表示，“把引用多等同于学术水平高，是一件比较荒谬的事情。”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SCI期刊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为14万次，中国SCI期刊发表论文的引文影响力为3.88，高于同期全球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2.18）。也许，影响因子的短板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了，但中国的期刊要成为真正的学术大刊，却仍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大成果”，然而，目前的中国期刊中，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文章，中国人在引用”，优秀的海外投稿占比极少，甚至本国科学家最好的文章也往往会投给国外的大刊。一位国内的期刊从业者这样告诉《知识分子》。

不止一位国内科学家表示，自己有了好的工作，优先考虑国外顶刊。铁木星说，作为中国的科学家，肯定是希望中国有一个特别靠谱的学术期刊，也希望能支持国内期刊的发展，但现在的评价体系，促使自己会将感觉符合主流的重要研究，投到国际一流期刊上去。尤其是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那点东西是不是最好的，本来其他地方你的影响可能还大一点，投到这儿就销声匿迹了。”

而从国内期刊编辑的角度来说，开拓优秀稿源，尤其是外部优秀稿源也颇具挑战性，“他们（国外研究者）肯定先考虑国外大刊，或者本国比较熟悉的杂志”，一位从业者这样向《知识分子》解释。

而对于科学家来说，选择国际顶刊的原因之一在于，能够在更具国际影响力的舞台交流学术进展，让更多国际同行看见自己的工作。国内一家英文期刊的资深编辑祖峰表示，“上世纪90年代后，SCI开始被重视并影响学术发表和传播，一些国际期刊得到迅速发展，而国内期刊没有跟上，这个后发劣势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追赶了。”

另一期刊编辑单扬提到当前中国本土期刊吸引国际稿源，遇到了新的挑战，“我们刚办的时候，欧美国家的顶级杂志可能不在意，甚至会跟我们互动，支持我们一下。但我们办了几年以后，他明显感觉到我们是个对手，开始打压。一些欧美期刊甚至有规定，一位科学家在我们这做编委或者副编辑，就不能参加到别的杂志去，这样国际资源就更难找了。”

根据中国科协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3）》数据，2022年，中国SCI期刊发表论文37561篇，中国作者是中国SCI期刊的主要来源，共32919篇，占中国SCI期刊发表论文总数的87.64%。那一年，虽然中国作者共发表SCI论文占到了全球SCI论文的32.42%，达74万多篇，其中，发表在中国期刊上的文章数目不到5%。

令难以“走出去”的窘境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多位科学界人士还提出本土期刊存在的另一问题，即“圈子文化”浸染下，科学让步于人情。

前述资深期刊从业者表示，“在审稿过程中，受圈子文化影响蛮大”。这使得期刊稿件中出现了大量的“打招呼“稿、人情稿，甚至期刊在录取过程中，过度追求头衔，“必须是院士的稿子，或者必须是杰青的稿，其他人的稿子不收。忽视了稿子的学术贡献和学术价值，又回到了之前的‘五唯’中。”

当然，尽管国内本土期刊存在前述问题，但中国科学界的共识是，我们需要本土期刊有更大的话语权，也需要列入国际第一梯队的本土期刊。

不止一位科研工作者向《知识分子》提到自己投国际顶刊时经历了漫长的拉锯，这对科研发表非常不利。

武宁向《知识分子》举例，他曾经有个研究，一个数据体量比他小的类似研究只用了半年就在某国际大刊上发表出来了，而他们几乎差不多时期的投稿，经过了多轮修改后，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在其他刊物发表。

“我们在给国际期刊投稿还是遇到非常不公正的评价或者吹毛求疵的评审，导致论文发表进程非常慢，科研学术也很被动。但国外的科学家或者实验室相对更容易，一些实验室给期刊打个电话，发表进程会快很多。”

“事实上，我们需要有一本进入国际第一梯队的本土期刊，文章优质，有影响力，有公信力，这对我们是件好事，对中国科学也是一件好事”。武宁这样说。

然而，用什么样的指挥棒去评估这些期刊？也许，本次科协的选择，不再单纯考虑影响因子是个进步，但是，弱化了影响因子，我们该用什么来评估一本期刊？给发文数量多大的比重更为适合？这些量化指标之外，又该引入哪些维度？究竟什么是国际一流的本土期刊？

铁木星告诉《知识分子》，”不应该追求数量，应该追求质量，追求创新，追求专业水平，所谓专业水平，包括能不能够给你所期望的顶尖的工作，在沟通速度上、审稿人的质量和水平上能够提高，扎扎实实的做事情。”

“回到科学的本质，国内的期刊应该去发表一些国内的科学家原创性的、一些非主流的观点，特别是在某些地方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公认有争议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要去看工作的那个人是否靠谱，至少描述的现象是靠谱。当经过认认真真思考，他的观点不仅仅有现象的支持，还有机制上有solid的支持，我觉得国内期刊就应该抓住这类研究，把它们好好发表出来，也许有一天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就会诞生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