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摘要：1918年,北京政府海军部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约,允许其在双桥建造无线电台,此后双方多次讨论电台的技术变更问题,海军部担心受到讹诈而始终提防。当时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关于无线电合同的外交争端,严重阻碍了双桥无线电台的工期和北京政府的接收工作。双桥无线电台的技术水平和通信能力亦受到各方质疑,这也成为交通部推进由美商另建电台的理由。北京政府并不掌握技术和外交的主导权,被迫成为美、日技术政治的受动者,这就导致它推行技术政治的尝试缺乏稳定性和计划性,并未通过无线电台工程实现现代化和通信国际化等政治目标。
关键词：双桥无线电台;民国北京政府;日本三井洋行;美国
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是近年来国外技术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它一般指设计或使用技术来构成、体现或制定政治目标的战略实践。具体来说,这一论题将20世纪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看作一种技术科学的政治,如它声称要利用现代工程技术等专业知识来改善自然的缺陷,修复社会弊病和经济等。技术与政治的纠缠发生在国家和社会身份的叙事以及具体的政策立场和物质成果上,这是一个动态的、共同建构的过程。同时,技术政治将权力转移到技术事物上,其物质特性塑造了权力的结构和效果,技术可能超出政治行为体的意图而表现出灵活和不可预测的一面。从地域上看,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和殖民地为对象。实际上,在近代中国,无论从现代化还是全球化的视角,技术和政治的交互都密不可分。但是国内外以近代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乏善可陈。而且,既有研究忽视了从技术的路径去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显然不足以挖掘技术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际面貌。那么,由技术政治视角切入近代中国是否具有可行性?如何基于中国本土案例去理解这一技术史领域的概念?无线电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因其牵涉军事、交通、经济、国防安全等诸多方面,对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因而是展开技术政治讨论的绝佳对象,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海军部计划建设一大无线电台,并于1918年3月和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合同。电台自1920年4月筹划兴工,1925年8月竣工,其施工内容包括基础工程、房屋工程、建塔工程和装机工程。双桥无线电台的建造耗时久、开支巨大,然而最终“设计制造均欠完美”。双桥无线电台工程承载了北京政府利用先进技术实现现代化和通信国际化的政治愿景。但民国北京政府因技术落后、受到国内政治和帝国主义权力博弈的影响而力不从心,体现出特殊的技术政治面貌。
关于双桥无线电台,先行研究鲜少关注,大多在讨论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无线电合同交涉,以日、美、英为主的列强在华竞争无线电市场等相关论题时,对其基本情况有所论及,但忽视了无线电作为一种技术要素与政治外交的互动纠缠,也缺少以中方作为考察对象的论述。实际上,该电台的意义不应只局限在北洋外交与中外关系史领域,亦可以讨论以技术为载体的基础工程与技术政治的关系以及近代中国官方层面的技术认知问题。本文拟利用《双桥无线电台建造史料》、相关档案和报刊等史料,分析在双桥电台建造过程中民国北京政府的应对,考察国内外政治格局与技术因素的交互影响,揭示背后的技术政治思路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一
建造情形与中日关于技术变更的讨论
开展电台勘验
北京政府谋划另建电台和应对无线电合同交涉
结 语
由日本三井洋行兴建的北京双桥电台,在技术、工期进度和外交方面历经波折。北京政府海军部作为双桥电台的主办方,与三井洋行进行了多次技术讨论。海军部一开始缺少对其建造能力的评估和合同细节的考量,仓促订约,后来面对三井洋行提出的技术变更,由于不掌握技术话语权而担心受到讹诈欺骗,对三井洋行始终提防。交通部质疑双桥的技术水准和前景,遂提出由美国合众电信公司另建电台。中国在勘验环节准备充分、态度积极,这得益于技术官僚群体的支持。民国北京政府在电台建造中的表现说明它开始注重通过技术基础设施来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但缺乏自觉实施技术政治的意识,最终双桥电台的成品不尽如人意。
技术-政治的互动会受到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双桥电台的建造历时七年有余。混乱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困窘的财政情况,海军部与交通部各自为政,皆难为无线电这一先进技术的发展提供温床,极大限制了电台基础工程的实践。北京政府做出放弃双桥电台、转而推进由美方另建电台的决策,其中自然有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和制衡日本的考虑,但是技术和通信能力方面的现实考量也十分重要。双桥电台在建造中频繁出现的技术工程缺陷,不禁使中国质疑其通信能力,并担忧日本对中国通信安全产生威胁。这一质疑也在美国对双桥电台技术的批评之下不断深化,显然技术在该政治事态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将长波更替为短波的新方案,却因北京政府早已无暇顾及而落空。
双桥电台的案例是近代中国技术政治出现、发展的典型。在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背景下,北京政府以双桥电台为对象来施行技术政治的尝试,遇到来自美、日以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目标的技术政治的巨大阻力,使这一国内技术政治问题延伸至外交领域,技术政治的过程复杂化。无奈,北京政府并不掌握技术和外交的主导权,被迫成为美、日技术政治的受动者,这就导致北京政府推行技术政治的尝试缺乏稳定性和计划性,“技术”时常让位于“政治”利益。这扰乱了北京政府利用无线电技术及基础工程来实现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保障信息安全、实现国际通信以提升国家认同的政治目标和愿景。这一目标在政府对双桥电台失去信心而决定收回自办、商议另建电台的过程中逐渐明晰。碍于内外部的政治环境、技术力量不足等因素,北京政府缺乏自办电台的能力,最终未能实现。
来源：《史学月刊》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