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帅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尽管从民族政策、政局变动、北族传统等观察角度出发,都可以对西魏北周进行官制改革的原因有所发覆,但不可忽视的是,西魏末年成立的六官体制,处于一个长期制度调整的延长线上,这一过程有着阶段性的重心变化。出于裁撤冗官的目的,大统十二年的省并尚书省郎曹改革为西魏的制度调整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两年后,由全面推崇周制引发的依《古文尚书·周官》进行的高层官制调整,开始将改革方向引向《周礼》,其理论色彩逐渐凸显。经过废帝三年成立的九命体系的酝酿和铺垫,依《周礼》设计而成的六官体制在恭帝三年问世,吸收了此前的改革成果,兼顾了职能归并的现实需要和恢复周制的托古追求。
关键词：西魏北周;周礼;六官体制;大统十二部;古文尚书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盘踞关中的宇文泰,迎接从高欢手下逃出的孝武帝元修入关,旋即将其弑杀,另立文帝元宝炬,创建西魏王朝。这一政权后来被北周取代,造就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1】。为团结关中胡汉群体,与东、南二敌相抗,宇文泰执行“关中本位政策”【2】,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成立于西魏最后一年(恭帝三年,556年),仿《周礼》而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统摄中央政府的托古改制之举,无疑是中国古代王朝复古潮流的一个波峰,为古今学者所瞩目。历来的研究从多种角度剖析此番改革的原因与目的,但对其作为整个西魏职官制度改革之最后一环的性质,学界的认识尚有模糊不清之处。本文试图将西魏官制的改革历程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如何受到经说理论与现实政治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而进行阶段性的制度调整,并最终依《周礼》设计六官体制,奠定北周的职官架构。为实现这一研究目标,首先便要对学术史有所回顾。
《中国历史地图集·西魏地图》
西魏北周托古改制的原因
尚书省改革与十二部郎曹的出现
《古文尚书·周官》与高层官制调整
九命体系的出台与六官体制的最终成立
结 语
官僚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基石,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其演进的模式,可以“分为自觉的创设改革和实际运作中的成长性变革”【134】,后者因实际统治效率的要求而作不断的微观调整,最终有量变引起质变的时刻;前者则常常凭借强大的外力作用而发生突变,却难免因时移世易而发生反复。在自觉的创设改革中,皇权往往是最大的推动力量,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皇帝的改制决策也不是凭空出世、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综合考量现行的制度模式和各方利益,并从经典文献和历代故事中汲取资源。
西魏末年,依《周礼》建设的六官体制诞生,却只持续了短短二十余年,便因“(隋)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135】而走向消亡。陈寅恪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思考其特点,认为“自西汉以来,摹仿《周礼》建设制度,则新莽、周文帝、宋神宗,而略傅会其名号者则武则天,四代而已”【136】,并充分发掘其政治史意义。这一学术命题正是以陈寅恪的研究为滥觞,后来的学者尽管不断扩展思考的角度,但仍然大多在宇文泰的政治布局中讨论六官体制的意义。
然而,西魏北周的制度调整,既有符合“关中本位政策”的特殊性,也有魏晋以来政治家试图解决“汉魏官繁”问题的延续性和普遍性。如晋代的荀勖,就曾提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137】的设想,而六官体制的建设,正是对这类想法的实践。这一点也曾为陈寅恪所注意,认为“宇文之改革摹仿《周礼》托体甚高,实则仅实行其近代识者改革中央政府官制之议,而加以扩大,并改易其名,以符周制耳”【138】,可惜这个角度并未得到后来研究者的太多关注。
综合前文的论述,我们对西魏北周六官体制的成立史,可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西魏初建之时,戎马倥偬的宇文泰面对国土缩小、国力孱弱的现状,决心踏出省并冗官、挽救前朝弊病的第一步。大统十二年的省并郎曹运动,将北魏末年的三十六曹合并为十二部,正是第一阶段的总结性举措。不过,其改制范围仅限于尚书机构,九寺与尚书重叠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与此同时,西魏朝廷推崇宗周的风气从文场蔓延到朝堂,《古文尚书·周官》篇凝结的古《周礼》说,提供了一个代替晋代以来“八公”之制的新方案,由此进行的“三公三孤六卿”高层官制改革,为具有复古主义精神的第二阶段。恰巧,与“三公三孤六卿”适配的《周礼》官制,因其理想国式的设官分职而没有冗官重叠的弊病。第一阶段反映的现实诉求,加上第二阶段引出的理论背景,共同涵育了依《周礼》设计的六官体制,使现实目标与复古追求达到统一。西魏的官制改革历程也与西魏王朝一起,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纵观这一进程,无法以传统的“汉化”或“复古”论调进行简单统摄。西魏的官制改革仍然服务于官僚体制的健康运作,无论是前朝的制度故事,还是儒家的新旧学说,都是可以利用的思想与制度资源,都服务于西魏的军国体制和对外争衡的需要。随着研究的细化和更多出土文献的问世,我们或许有条件深入了解西魏北周的政务运行流程与行政效率,更为公允地评价六官体制的制度优势,更为客观地总结隋唐王朝对西魏北周的制度承继。而隋文帝杨坚对六官体制的否定究竟是出于旧有制度的缺陷,还是与其恢复汉姓的举措一样,服务于昭示改朝换代的需求,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与此同时,与宇文氏相似的北族政权改制之举,都值得在新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往往仅将其视作对汉族势力的迎合和对华夏正统的标榜,实则这些政权在初建之时,或许已经拥有较高的政治成熟度,其制度调整常常经过了对胡汉、新旧制度的斟酌,而“虚无缥缈”的经说古制,恰恰因为从未施行而提供了无限的操作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复古便是革新,革新亦是复古。北族政权因为没有太多的制度包袱,反而比因循旧制的汉族政权走得更远。更何况《周礼》这样的经书,本身就具有较为复杂的属性。在这些政治家的眼中,它既有周代政治经济的真实样态,又有后人设计擘画的制造成分;既是记载历史的古典文献,又是面向未来的理想蓝图。西魏与后来的北周,在经说与现实的双重影响之下,比此前的北族政权更进一步,谱写了更具复古色彩的改革篇章,亦于制度层面,在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史学月刊》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