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民(1887—1927),广东香山人,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首任委员长,他为我国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林伟民》以翔实生动的语言介绍了林伟民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上海海员罢工等斗争中,领导广大工人与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其他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感人事迹,细腻流畅的语言令这位中国工运先行者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
在罢工斗争过程中,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广大罢工海员无所畏惧,同心同德地排除困难,继续坚持斗争下去。罢工爆发前,香港海员工会虽已大力筹集罢工经费,广东政府也答应每天借助数千元,但罢工经费毕竟有限。罢工后,从香港先后回到广州的工人达数万人。要维持这么多人的食宿及其他方面的开支,费用浩大。因此,罢工海员的基本生活虽有所保证,但仍是十分艰苦的。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伙食标准很低。这期间,正是隆冬时节,许多人身上只穿着一两件单薄衣服,虽然有些团体捐赠了一部分棉衣,但每人也分不到一件。不少罢工海员冷得抵挡不了,就只好披上一块麻包袋御寒。许多人没有鞋子穿,赤着脚板。海员罢工总办事处虽然筹备了不少宿舍以安排罢工海员们住宿,但仍无法解决全部罢工海员的床铺,只有一部分人才能睡到床上。广东籍海员热情地让给宁波籍海员睡在床上,其余多数人睡在地板上,又没有棉被盖。这期间,正值阴雨连绵,天气潮湿,海员们有时冻得实在睡不着,就干脆坐起来,烧些柴火以取暖度寒,大家围在一起谈天说地。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对于参加罢工斗争的外省海员(如宁波籍海员)尽量予以优待,让他们住小旅馆,有棉被,每天还发5分钱作吸烟费用。
尽管生活这样艰苦,但罢工海员们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一心一意地把罢工斗争继续坚持下去。他们经常互相鼓励说:“顶硬上,兄弟!咪畀人睇小(粤语,意思为‘坚持到底,不要给人家看不起’)。”他们还组织了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楼、工会等人多热闹的地方宣传表演,争取各界人士对罢工的同情支持。他们在东园地方修建了两个球场。空余时间,他们就以打球、舞狮作为娱乐,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后来,他们还进行义务劳动,在观音山(今越秀山)附近修筑了一条马路,定名为“海员罢工之路”,作为这次参加罢工的纪念。
在所处局势如此严酷和复杂的情况下,作为罢工主要领导者的苏兆征、林伟民等人,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因此更加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地工作战斗着。他们深知要迫使对方屈服,首先有赖于罢工海员本身同心同德地坚持斗争;而要保证罢工海员能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又有赖于充分做好广大罢工海员的思想工作,同时又要重视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苏兆征和林伟民经常深入罢工海员中间,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帮助妥善解决。至于有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的,也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清楚,取得大家的谅解。他们经常用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如何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事例,激发罢工海员的思想觉悟,勉励大家一定要争一口气,同心合力坚持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苏兆征和林伟民虽身为罢工领导人,生活同样十分俭朴,处处吃苦在前,克己奉公。他们与罢工海员食宿在一起,不分彼此,同甘共苦,因而深得广大罢工海员的衷心敬佩和拥戴。一位当年参加过海员罢工的老海员回忆说:
初时罢工工人有的住旅馆,有的住在沙艇;后来参加罢工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只好挤在临时借来的地方,甚至住在骑楼(阳台)。当时正值寒冬,广州的棉被已被购光,后来盖旧棉被或麻包袋者亦有之。晚上两人同盖一张旧棉被,翌日起来时发觉棉被竟被扯成两截的情形亦时有发生。条件虽然这样艰苦,但罢工工人的情绪仍相当高昂,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人带领下,同心同德地坚持斗争下去。
苏兆征和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十分重视做好舆论宣传工作。特别是林伟民分工抓宣传交际工作,他经常通过各种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人士揭露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资本家对中国海员以至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宣传这次海员工人罢工斗争的原因及其正义性,指出这次罢工的举行就是因为广大海员不堪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轮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所致。正是由于苏兆征、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和海员罢工总办事处重视做好宣传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以至海外人士的广泛重视与同情,因而在罢工进行期间,经常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援助。远至北方各地的铁路工人,发起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舆论等方面给予香港海员重要支援。海外不少华侨听闻香港海员罢工的消息,也纷纷热情捐款支援罢工海员,勉励他们要坚持斗争到底。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也拍来电报表示慰问。在香港的一些外国海员,曾经帮助海员工会把罢工传单带到船上散发。在广州的苏俄“华俄通讯社”,帮助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将罢工消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也不时刊登香港海员罢工的消息,并对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表示敬意。海内外广大人士的深切同情及声援,使广大罢工海员受到了巨大鼓舞,更加同仇敌忾地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带领下,克服种种困难,团结一致地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早在海员罢工初期,香港各工会团体就曾表示:(罢工)若有迟延过久,仍无解决,则联络各行业一致罢工,以为后盾。鉴于港英当局的倒行逆施,一再施行高压政策以及玩弄“调停”、“谈判”等阴谋手法来破坏海员罢工,拒不接受广大海员的正义要求,致使罢工问题迟迟无法解决,亦给香港广大市民日益带来困苦,因此香港各行业工人酝酿举行全港同盟大罢工,以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1月底,运输业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调停破裂以后,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对香港政府皆表示愤慨而同情海员。先是香港各工会曾开联席会议,议决海员罢工。如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不能胜利,则我们一致举行总同盟罢工。”
在一个多月的斗争实践中,苏兆征和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也进一步认识到,面对如此强大和顽固的对手,只有继续联合全港工人阶级共同行动,造成更大的声势,才能置敌于死地,夺取罢工斗争的胜利。为此,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再次派遣一批骨干前往香港,与香港各工会联络,争取他们起来举行同盟罢工,给予港英当局以致命打击。
香港各工会团体积极响应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的呼吁,正式决定举行同盟大罢工以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但由于当时香港的习惯是月底才发放工资的,如果在2月底前举行罢工,就会拿不到工资,影响工人们的收入,因此各工会决定先着手做好各项罢工前的准备,将总罢工时间推迟至月底再开始举行。香港各工会为此派出代表前往广州,与苏兆征、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联络,具体研究届时举行总同盟罢工有关事宜,同时成立了“全港同盟罢工办事处”。苏兆征代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对香港各工团的声援表示感谢,并对届时罢工工人的接待等方面工作,进行妥善的筹划。
已经被前段海员的罢工斗争弄得焦头烂额的港英当局,得知全港工人准备举行总同盟罢工的消息后十分震惊,赶忙设法对付,甚至不择手段地采取破坏和高压政策,企图阻止总同盟罢工的实现。
在港英当局授意下,2月下旬,由香港工人贵族控制的机器工会(原“华人机器会”)出面,诱编一些工会共同成立了一个“全港工团调停罢工会”,对正在酝酿总同盟罢工的工会团体,“由代表劝阻”。他们诱骗香港工人说:“海员当前急需的正是经济援助,故此我们可以捐款,以示援助,不必急于参加总同盟罢工”。一部分工人听了他们的宣传后,不知真假,一时被其迷惑,徘徊观望。与此同时,“全港工团调停罢工会”派出一些代表,往来于广州香港之间,装模作样地分别在罢工海员、轮船资本家以及港英当局三方面之间进行所谓“调停”活动,企图拖延时日,阻止总同盟罢工的实现。他们的做法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嘉奖。夏理德对此“极表欢迎”。“调停罢工会”派往广州活动的代表,跑到广州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伪称港英当局及外轮公司已有“诚意”解决罢工问题,希望罢工总办事处再派代表前往香港磋商解决办法,不必再串联香港各工会搞总同盟罢工,以免干扰问题的解决,造成香港社会的不安。
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及时揭穿港英当局这些阴谋诡计,一方面让前来广州商量筹备总同盟罢工的香港工团代表立即赶回香港,向香港工人揭露这伙人玩弄的所谓“调停”真相;另一方面,由苏兆征、林伟民等出面,对前来广州活动的“调停罢工会”代表进行教育,指出工人之间应互相团结,共同对敌,不要上资本家的当,更不要为其所利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海员办事人员谓:工人对工人应实行辅助,无所谓调停”,指出鼓吹“调停”的人,正是“欲挖海员之荷囊,而益资本家”。经过苏兆征和林伟民的耐心说服教育,“调停罢工会”的一些成员认识有所提高,表示不再上港英当局的当,回港后不再参加那些不利于工人之间团结的活动。事后,海员罢工总办事处致电各报社和香港各工会团体说:
报载华人机器会召集工团调停工潮,骇甚!窃海员此次罢工,乃因船东坚持,至风潮不可收拾。经在省城广西会馆议决,提出九条,须船东完全承认,乃行开工。若船东不能全认,则无调停可言。如有退让,则同人誓死不承认。且华人机器会同为工界分子,调人资格宜由第三者任之,以示大公。同人全体愿为后盾,否认该会会议。
香港一些工会了解“调停”真相后,幡然大悟,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脱离“调停罢工会”,转而参加总同盟罢工。一些工人还将“调停罢工会”的招牌和印章也砸烂了。在此情况下,受港英当局收买的少数人物陷于孤立的地步,只好“呈报港宪,自行取消(调停罢工会)”。
为了阻止香港工人总同盟罢工的实现,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悍然宣布紧急戒严,把驻在中国各口岸的英国军舰迅速调集香港,“海陆军官及兵士均已出防,且助以警察及特别警士”;“(香港)边界现设军队防线,各交通点均驻兵一支队,以备不虞,本港现已封锁”。港英当局下令禁止火车通行,以防香港居民离开香港,并规定凡是要离开香港的居民,都必须有铺头(商店)担保。港英当局借口防范附“过激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人“从中煽惑”,“滋生扰乱”,以英王名义发布了一个所谓“特别紧急条例”。如有触犯“条例”规定者,“处以1000元以内之罚款及一年以内之监禁”。此外,还颁布了检查电报邮件等10条限例。一时间,香港完全陷入了战时状态,局势十分紧张。港英当局虽然一再宣布“粮食供给可保无虞”,但仍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少居民纷纷抢购食品,也有不少居民收拾行装,准备离开香港疏散到别的地方。
来源:《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林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