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当代卓有成效的著名作家，是名声赫赫的爱国诗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也是一名怀抱爱国热情的红军老战士，战地记者。
他曾说过：“我是写诗的，今生仍然要为亲爱的祖国做贡献，仍然要为诗而燃烧！”
如此热血之人便是鲁藜，一个为诗而活，为祖国奋斗不已的文人。他这一生走下来，坎坷不断，波折不停，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都是磕磕绊绊的。好在，有那么一个人，知他冷暖，予他欢喜。
图 | 鲁藜先生
一
自打幼年起，鲁藜的生活便与“流浪”二字挂上了钩。
1917年，为了躲避兵匪作乱，三岁的鲁藜跟随着家人漂洋过海，定居越南湄公河畔的贫民窟里。
身处异乡，日子难熬，但仍得过下去。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鲁藜的父亲整日在小作坊里干粗重活，母亲则给别人家当杂工，能挣多少是多少。然而，纵使父母二人白天黑夜不眠不休地干活，赚得的钱也难以糊口。
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鲁藜的父母还是省吃俭用地存了一笔钱，让鲁藜进了当地一所华侨小学读书。
鲁藜年纪虽小，但其实心如明镜一般，什么事情都看得透。他知道父母赚钱不易，读书机会是他们为自己争取而来的。
因此，为了不辜负父母的用心，他在学校像是着了魔似地勤奋，时间要么用于干活，要么用于学习，别无其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鲁藜的用功换来的便是每科成绩名列前茅，升学自然不在话下。可惜，于1926年，在鲁藜升上高小时，他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
家里人口多一个，生活压力涨一倍。眼看家境越发贫困，12岁的鲁藜果断地选择了辍学，主动到当地面条铺里当学徒。
和在学校一样，鲁藜干活也很勤奋。不管是上街摆摊，还是四处叫卖，他都是认真地在完成。若是面条铺关门了，他还会跑去别的地方找活干。
要是找不到，这位小小少年便会沿着湄公河一直走。自懂事以来，他的生活便没有停歇过，不是干活就是学习。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歇一口气，在漫无目的的行走时光中，设想自己的未来。
然而，在鲁藜还没有想好自己的未来要怎么走时，意外便出现了。
1932年，因为父亲身患重病，想要在最后的日子中回到故乡福建。身为儿子，鲁藜肯定是会满足父亲的心愿。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藜和父亲两人逃避了交纳“人头税”，偷偷登上了回国的船。
到达福建后不久，鲁藜的父亲便去世了，徒留他一人在这不熟之地生存。
二
虽说人生地不熟，但18岁的鲁藜还是很快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方向，那便是读书。
同年8月，鲁藜考进集美乡村师范实验学校。重归校园的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被知识洗礼的愉悦。
由于当时各高校都在宣传反帝抗日行动，鲁藜见状后也满怀着一腔热血投身于革命中了。
或许是童年习惯使然，亦或许是他本身性格就是认真固执的，在对待宣传抗日这一活动时，鲁藜依旧是全身心付出，整天跑到大街上发传单贴标语，还加入当地多个“反帝大同盟”革命组织。
然而，他这番爱国之举换来的却是被迫离校。
1933年1月，鲁藜所处的这所学校被认定为“赤色”学校，校内之人基本上都被看做党派人士。为了安全，19岁的他不得不转移“战地”，接受组织安排，前往潘涂小学教书。
表面上，鲁藜是一名教师；但背地里，他总是跟随着大部队一起跻身于当地农民中开展工作，建立农会等。
或许只有这时，鲁藜的生活才如当初父亲所希望的一样，依靠农田耕种养活。可惜，心怀报国志向的他，是不可能甘于安定的。
当时，有人还曾问过鲁藜“是否想家”，他的回答便是：“是的，想家，但何以为家？父亲死了，国内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我的亲人——母亲，在水一方。”
父亲已逝，母亲远在天边，祖国又深陷危难，放眼这大江南北，何以为家？
身为中华儿女，此时若不站起来救国，哪还有家？
因此，怀抱着一腔热血，鲁藜又跑去参加了上海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也正是自此开始，他便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以笔为刃，以血泪为文学，发自肺腑地为正义发声，为国家呐喊。
图 | “七月派”的朋友们80年代相聚于北京（前排左一鲁藜）
三
虽然鲁藜学历读得不高，但文采却极好。
他多次在《生活星期刊》、《读书生活》等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所写诗歌更是频频登上报刊杂志。渐渐地，几乎全上海人民都知道鲁藜这号人物。
其中，有一位正在上海新华艺专读书的女生特别敬仰这位名声赫赫的文学家。为了见鲁藜一面，她还专门在夜里跑去他正执教的农舍。
当时，在满室青年农民中，就她这么一位学生样的小女生。如此显眼，鲁藜自然是瞧见的。不过，更让鲁藜对她感到好奇的是，这位女生看起来是来听课的，可却总是低头在纸上画来画去，还时不时地与他对视一笑。
直到下课，鲁藜走过去与女生打招呼时才知道，原来对方刚刚是在画自己。
我在台上讲课，你在台下画我，初次会面便如此浪漫，怎能让人不倾羡？
在那短短的交流中，鲁藜对这位女生有了初步的了解。她叫王曼恬，名字听起来文文静静，可性子却十分活泼热情。身为美术生，大晚上却跑来农舍听自己讲文学，鲁藜内心虽欣喜，但也不忍让一个女孩子夜里出行。
可王曼恬却不觉得有何不妥，经常跑来找鲁黎，不是问诗就是同他聊文学，聊革命。到了寒冬之际，她甚至还会亲手给鲁黎织围巾。
这番少女热情，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有何心思，更别谈一向心思敏感的鲁黎了。好在，他本身也对王曼恬有好感，自然就不故意避开对方的好意。
这一来一往多了之后，两人便一拍即合，喜结连理。
结为夫妇后，鲁藜和王曼恬两人几乎是形影不离，有鲁藜在的地方，必有王曼恬。两人一同携手熬过了抗日战争，避过了国家内乱。
可惜，他们躲得过战乱，却熬不过劫难。
四
1955年，一场因文学家胡风而起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文坛。不管是与他金兰之交，还是仅仅只是点头之交的，都被卷入了这场与政治相关的斗争。
其中，与胡风交集不多，仅见过一次面的鲁藜便被定为是反革命派的“骨干分子”，随即关押入狱。
当时，相关组织人员是直接上鲁藜家抓人的，以“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名义对他进行逮捕。
听闻此话，身为妻子的王曼恬第一反应并不是为丈夫开脱，而是不解地望向了对方。当鲁藜问道“你相信他们说的我是反革命吗”时，她更是一言不发。
鲁藜知道，王曼恬的身份敏感，她的父亲与毛主席是姨表兄弟，身为女儿的她自然也不能与“反革命”挂上钩，否则便是连累了整个家。但此时此刻，只要她说一句不相信，便是对自己最大的支持，可她并没有。
不甘心就这么被抓走的鲁藜再次看向王曼恬，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
话毕，换来的仅仅只是王曼恬的泪水，而非支持。
或许，身为一名手无寸铁的女性，王曼恬在那样的情况下确实没法做什么，但说一句“我相信你”并不为过。亦或许，她是因为自己的敏感身份而不敢轻易发言，可那是自己的丈夫，与自己同床共枕多年的爱人，若是不发言不支持那便罢了，可她却在鲁藜锒铛入狱后向他提出了离婚。
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在那时，并非所有夫妻都“各自飞”的。
看这事件中心人物胡风，他入狱后，他的妻子梅志可仍是不离不弃。再看那著名作家王元化和妻子张可，当王元化被逮捕时，张可扬言绝不撇清关系；甚至当王元化因此事而精神崩溃时，张可仍是不愿离他而去。
反观王曼恬的所作所为着实是令人寒心。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在家人与爱人之间，王曼恬选择了家人，这并非是大错，若真细究起来，或许还有人夸她有孝心。
不过，在鲁藜受尽折磨之时选择抛弃他，确实是会让人对此举加以唾弃。每每后人提及此事，想必多多少少都会对王曼恬有所批评，但若是真要怪，只能怪时代不公，社会不安。
五
莎士比亚曾说道：“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证明。”
如果说，王曼恬与鲁藜之间的点点滴滴不能算真正爱情的话，那么，鲁藜这一生的真爱，便属那黄昏恋了。
早在1950年，鲁藜还是文联领导人时，有这么一个12岁的小女孩，经常在放学时跑去找鲁藜玩，同当年的王曼恬一样，不是缠着鲁藜问东问西，便是在鲁藜那里看书学习。
不过，这个小女孩可与王曼恬不同。在鲁藜身处危难之时，她也曾被叫去派出所审查，但并没有就此撇清关系，反而是坦坦荡荡地回答了各种问题。他们因书结缘，是忘年之交，关系清清白白。
只不过，在后来，阅览了许多鲁藜的作品后，这个小女孩渐渐对鲁藜产生了情愫。
也正是因为存有喜欢之情，所以在鲁藜入狱后，她还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这个“她”便是刘颖西，曾经被鲁藜唤作“孩子”的小姑娘。
在鲁藜被逮捕这一年，她虽然只有17岁，但大是大非之理她还是懂的。这不，在受审完毕后，她就天天去文联问鲁藜的情况。可惜，日日询问换来的便只有一句“鲁藜回不来了”。
但事实上，鲁藜在1956年就被释放了。
由于没有证据证明鲁藜有反革命行为，这罪名自然也就安不得。可安不得不代表整不得，鲁藜在出狱后便被开除了党籍，分配到南郊区委劳动，从一个文人变成了受苦的农民。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不服组织上的安排，鲁藜写了三千多字的材料去抗议开除党籍一事。可抗议换来的便是再次遭冤，于1957年，鲁藜被扣上了帽子，下放到板桥农场劳作改造。
这一趟遭罪，却换来了与刘颖西的重逢。
1958年，时隔三年之长，当刘颖西看见当初的诗人变成眼前邋遢的农民时，仍是兴奋不已，既不担心会被牵连，也不嫌弃对方的样子。相反，在了解到鲁藜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坚持正义时，刘颖西之前的爱意又重新燃起了。
她不介意两人24岁的年龄差，也不介意鲁藜的危险处境，她只想抓住当下，直接与鲁藜表露爱意。
可惜，就在刘颖西约鲁藜找一天相见时，他又被安排去其他农场改造，连一句再见都没来得及与刘颖西说。
而此次一别，便是22年。
图 | 鲁藜与第二任妻子刘颖西
六
直到1980年，刘颖西才再次见到那心心念念的诗人。这时的她，已经42岁，早已嫁人生子了。至于鲁藜，也是一个66岁的老汉了。
可纵使如此，刘颖西依旧没有放弃这份爱。22年前未能说出口的爱，22年后她仍会说一遍。
一天，刘颖西的丈夫拿着《天津日报》回家，欢喜地告诉妻子说：“颖西，你老师又发表作品了！”
此老师指的便是鲁藜。所有与鲁藜有关的事，包括对他的爱意，刘颖西都曾告诉过自己的丈夫。许是考虑到刘颖西听闻老师还活着的信息会很开心，她的丈夫才急急忙忙宣布这喜讯。可没想到，这喜讯一出，自己的家反而要散了。
自从知晓鲁藜还活着后，刘颖西便天天外出寻找，四处打听，最后在天津小海地找到了他。记忆中爱人的模样又变了，上一次是邋遢农民，这一次却是头发斑白，腰弯背驼的老汉了。
不过，与上次相同，刘颖西仍然不嫌弃鲁藜的样子，也不介意他贫困的处境。比起重逢之喜，刘颖西更多的是心疼，心疼他这么多年孑然一身无人照顾，也心疼这二十几年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公。
于是，为了让鲁藜晚年能够过得好一点，刘颖西想留在他身边。
因此，回到家后，她便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并告诉他自己仍爱着鲁藜。刘颖西的丈夫一听，不仅没生气，还平静地说：“你回到他身边去吧！”
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刘颖西丈夫这般举止着实是令人敬佩。虽说话语平静，但其实内心的汹涌也只有他能懂。都说放下一个人很难，更何况是相依为命多年的妻子。
但在丈夫的支持下，刘颖西也没有多留，直接带着女儿和鲁藜一起生活了。
于1981年11月19日，两人便结了婚，没有婚礼，仅有一堆碗筷，两床被褥。但就算如此，刘颖西仍然很开心，毕竟所嫁之人是自己爱了多年的人。
至于鲁藜，在他看来，刘颖西就是自己黑暗人生中的一轮太阳，照亮了他的世界，抚平了他的伤痛。而且，自从有了刘颖西在身边后，他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搁了20多年的笔也被他重拾起来，继续创作之路。
1984年4月，复出文坛的鲁藜带着刘颖西一起回到了故乡。昔日穷困潦倒之时，是刘颖西对自己伸出援手；如今生活好转了，那便得让刘颖西过得好。因此，不管到哪，鲁藜都会捎上这位爱妻。
可惜，两人能相伴的日子也不过十余年。
于1999年1月13日，鲁藜便撒手人寰了，享年85岁。
对于这坎坷一生，鲁藜生前曾说道：“没有什么遗憾的，世界没有亏待我。该得到的，得到了；想得到的， 也有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就想：活着真好，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
确实，他这一生，虽然波折不断，但至少苦甜参半。当他被发妻抛弃时，还有刘颖西在。是她，让鲁藜这一生有了光明；也是她，给予了鲁藜最后一个温暖的家。他们之间的感情便是真正的爱情，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