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并不都“当作朋侪”：
鲁迅与暑期学校其他讲师之关系
暑期学校讲学的学者里，与鲁迅关系最亲密的是孙伏园。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笔名伏庐等，浙江绍兴人。幼年毕业于敬敷小学，1911年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因担任级长而与鲁迅相识。周树人（鲁迅）时为绍兴府学堂学监（即校长），对孙伏园颇为赏识。1918年，孙伏园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转为正科生，再次成为鲁迅学生。后曾参加新潮社。1920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次年，孙伏园北大毕业，先后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发表了鲁迅大量作品，催生了《阿Q正传》，还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人。1924年7月，以记者身份陪同鲁迅赴西安讲学。同年11月，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成立，孙伏园成为该社主要成员。1926年下半年，孙伏园随鲁迅离京赴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编辑部干事。次年1月，随鲁迅赴广州，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孙伏园是鲁迅的绍兴同乡，又两度成为鲁迅学生，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到北京后，孙伏园与鲁迅交往甚密，两人亦师亦友。1924年长安行前夕，6月30日下午鲁迅“同伏园至门匡（框）胡同衣店，定做大衫二件，一夏布一羽纱，价十五元八角，又至劝业场一游”。长安之行，孙伏园一路陪同，其《长安道上》对往返所见所闻记录甚详。1942年4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收录了《长安道上》《杨贵妃》等文章，为了解鲁迅长安行之重要文献。
其他讲学的学者里，与鲁迅关系较好的是李济之、蒋廷黻、夏元瑮与陈定谟。
李济之（1896—1979），原名李济，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人，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之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1919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作为研究生继续在克拉克大学读人口学课程，1920年获硕士学位。随即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6月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回国，任南开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兼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对河南新郑的春秋铜器进行调查清理。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1929年主持安阳殷墟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其在中国考古学及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后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49年以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探险家与考古学家纷纷潜入中国西北，以“探险”“考察”“发掘”等为名义，进行寻宝盗掘式的考古和科学考察，发现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奇迹，也极大地触动了中国学者。西方的考古学也随此逐渐传入中国，“这个学科的思想，教育部的人关注的很多，随之开始关注中国的出土文物”。鲁迅也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收藏了大量汉代画像，“生前搜购历代拓本五千一百余种，六千余张，品类丰富，多为罕见之作”，“藏书里德文和日文的考古报告有很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希望对考古做一详细的记录”。虽然他在写文章的时候从不谈这些，“可是这些思想暗化在他的文化精神里面”。职是之故，西安期间鲁迅同李济之交往频繁。7月16日，“午后同李济之、蒋廷辅（黻）、孙伏园阅市”；17日，“午同李、蒋、孙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18日，“午后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20日，“赠李济之《小说史略》上、下二本”；8月3日，“以猿首赠李济之”；10日，返京途中“寄李济之信”。返京后，29日“下午，李济之来访”。1925年2月23日，“寄李济之以《呐喊》一部”；3月3日，“下午得李济之信”。1933年，鲁迅与李济之还有往来，2月24日，“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
蒋廷黻与李济之同于1923年自美学成回国，又一同任教于南开大学。1924年7月，两人又同应西安暑期学校之约。李济之说：“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是从天津去的，其他的都是从北京去的，无形中我们两人显得更亲近了一点。我们的交情由此更为密切。”因而，李济之与鲁迅一起阅市逛街时，蒋廷黻也多同行。
（未完待续）
— 大家都在看 —
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