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贝鲁特，战争与和平

▲ 橄榄湾的黄昏。（摄影 赋格）

文｜赋格

责任编辑｜杨嘉敏

我在贝鲁特吃的第一顿正餐，按照旅馆工作人员的推荐去了“阿勒颇之家”，点了塔布勒沙拉和翡麦烤鸡。前者是典型的黎凡特（地中海东岸地区）凉拌菜，很有家常风味，切得细细的小圆萝卜、番茄、黄瓜和三种生菜，沉浸在欧芹、生葱和柠檬的混合气息中，清新微酸，点睛之笔是散落其中的石榴籽。跟我在别处吃过的塔布勒相比，“阿勒颇之家”的版本似乎有改良，浇汁清淡，不放烤馕片。

平生第一次尝试叙利亚菜，想不到是在贝鲁特。但再一想，其实也合理。黎巴嫩这个中东小国在独立前就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由法国托管，独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受周边国家动荡局势的冲击。先说埃及，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回忆录《乡关何处》里写到好几个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离开埃及到黎巴嫩避难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萨义德的母亲甚至在黎巴嫩内战时期滞留贝鲁特许多年。再比如约旦，1971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发动“黑九月”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只有黎巴嫩愿意收留无家可归的巴解民兵，阿拉法特竟然以一名流亡者的身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际统治贝鲁特西区的“西贝鲁特市长”。更不用说黎巴嫩南边的邻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从1948年到今天，巴以冲突循环往复，每一次都会波及黎巴嫩。至于叙利亚，“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叙利亚内战从2011年持续至今，已有超过一百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国土面积不及叙利亚6%的黎巴嫩，据说“阿勒颇之家”的老板在逃出叙利亚以前是阿勒颇大学的哲学讲师，从这家餐厅受欢迎的程度看，他应该是在黎巴嫩谋生的叙利亚难民中罕见的成功人士。

陌生的粮食品种总是令我感觉新奇，比如被称为“江南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摩洛哥“库斯库斯”里的粗麦和青海甜醅里的青稞粒。翡麦也是一样，口感和味道都有趣，我最终没能吃完大块的烤鸡，但作为配角的翡麦却吃得一颗不剩。它是黎凡特和中东的一种古老谷物，由绿色硬粒小麦经过烘烤和揉搓后制成，搭配烤肉要比米饭或土豆更出色。

“阿勒颇之家”出品的翡麦烤鸡。（摄影 赋格）

餐馆生意火爆，布置也喜庆，挂满红红绿绿的圣诞装饰，这在土耳其或其他中东北非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伊斯坦布尔最欧化的贝伊奥卢区时髦高档的加拉塔邮轮港购物区，也只敢低调放出用虚线装饰的圣诞树，只见淡淡轮廓而没有色彩。

一边吃饭，我全程都在观察旁边一张大桌的一家三口，女主人三十岁左右，戴头巾，身材富态，其实从眉眼看应该是个美女，这家人明显是中产或富裕阶层，或许不太需要体力劳动，于是发了福。男的也很年轻，正眼不看她，自顾自抽着水烟玩手机。儿子与父母有些单线交流，但夫妻之间零交流。待我吃到一半，呼喇喇来了七八个大人小孩，一大桌顿时挤挤挨挨坐满了，其中一个年轻女子径直走到先来的那家男人面前与他寒暄，然后拿过他手中的水烟吞吐几口再还给他。之前服务生端来水烟伺候男人时先自己吸了几分钟，让炭烧到火候刚好，再拔掉木烟嘴套上一次性塑料嘴交给顾客。我猜想，那女人只能是男人的亲姐妹，不然无法解释她怎能毫无顾忌地把男人抽了一半的烟嘴放进自己嘴里。亲友团到齐，那对夫妻终于有了第一次对话，我看他们俩的眼神表情，看着对方说话时我不晓得该形容那是轻蔑、冷漠，还是恨。

2023年圣诞节前，我从土耳其第四大城市阿达纳飞到贝鲁特时，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战争在加沙激烈进行，不时传出惨烈的消息。但在两百公里外的黎巴嫩，战争还只是悬浮在地平线上的疑云，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突然降临，以及何时才会降临。这种悬疑几乎是一场心理战，让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游客觉得刺激又茫然，但对于早已见识过战争的贝鲁特人来说或许根本不算什么，战争的悬念只是叠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另一种常态，因为据说在贝鲁特，“不稳定是一种身份认同”。这句话里包含了一种本地生存哲学，外人未必理解得了。贝鲁特人的生活里向来不缺少动荡因素，于是他们变得好像喜欢与动荡共存。萨义德的母亲年轻时曾经在贝鲁特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若干年后被迫逃出埃及当流亡者时，她选择了贝鲁特作为栖身之地。在黎巴嫩内战正酣时，她不听家人劝说，拒绝移民美国，宁愿孤身一人在贝鲁特过着没有电话、没水没电的艰苦生活。这种对“Hard模式”的坚持，在我看来很贝鲁特。

认识了翡麦，又看到当地食客的家常短剧，我心满意足地走出“阿勒颇之家”，沿滨海路向不远处的橄榄湾走去。这里是市中心北端的滨水商旅区，弧形的地中海岸边辟出一条木质行人步道，向东延伸到游艇俱乐部，向西延伸到内战前很有名的圣乔治饭店。海边步道的高度低于滨海路，两者之间有落差的空间被设计成一系列错落交叠的平台，让人联想到层层海浪，平台下是一层楼高的商业空间，我看到美国的星巴克、法国的保罗等连锁餐饮、零售店品牌。

橄榄湾看起来是个国际化的商业地产项目，它由美国建筑设计师史蒂文·霍尔设计，霍尔的前作包括受马蒂斯画作《舞蹈》启发的北京当代万国城MOMA和“躺平的摩天楼”——深圳大梅沙万科中心。

贝鲁特不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城市，但在此刻，日落刚过，城市细节在逐渐转暗的光照下显得曝光不足，从橄榄湾回望贝鲁特的天际线，我发现它其实没有丢失一座海滨城市与生俱来的美。尽管从2020年8月贝鲁特港区大爆炸以来持续至今的电荒导致岸边不少高楼只能点亮零星灯光，但不可否认这些楼房连同它们在海湾中的倒影与游艇一起构成了一幅典型的地中海沿岸城市风景图。

从橄榄湾回望贝鲁特的天际线，新老建筑中可以找到整修一新的腓尼基饭店和未经修复、千疮百孔的假日酒店。 （摄影 赋格）

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出这个画面里的恐怖之处。

岸边的楼群中有一些看上去较新，应该是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新建的，也有一些明显有着1970年代或更早的建筑风格，应该是战前的老建筑，历经长达15年的战争屹立不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座老牌旅馆：圣乔治饭店和腓尼基饭店。前者建于1930年代法国托管时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贝鲁特的黄金时代它是城中首屈一指的豪华饭店，碧姬·芭铎、马龙·白兰度、伊丽莎白·泰勒、理查德·伯顿、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和王后索拉雅都曾在圣乔治做客。冷战时代，圣乔治赢得了间谍窝的名声，其酒吧被称为“情报旋转门”。著名双面间谍、“剑桥五君子”之一金·菲尔比离开英国军情六处后移居贝鲁特，以驻外记者身份为掩护替苏联搜集情报，曾在圣乔治饭店的酒吧度过许多个夜晚。菲尔比身份败露、叛逃苏联之前最后一次露面就在圣乔治，几个月后他在莫斯科出现。

圣乔治饭店，冷战时期曾经是中东著名的“间谍窝”。 （摄影 赋格）

从1975年内战爆发到现在，圣乔治饭店一直处于停业状态。把视线移向一街之隔的腓尼基饭店，我看到1961年开业的它旧貌换了新颜，挂上洲际酒店集团牌子重新营业。但如果把视线继续移向腓尼基饭店背后那座更高的建筑，惊悚一幕便出现了：整座大楼不见任何灯光，黑黢黢的窗洞全都没有玻璃，酒店外墙被熏得发黑，像遭过火灾，最触目惊心的是，十几层以上的墙体竟被打穿，露出一个个大洞。它就是1974年开业的假日酒店，只运营了一年多，贝鲁特就从烈火烹油的繁荣巅峰直坠地狱烈火般的战争深渊，这座酒店成了黎巴嫩内战最有标志性的废墟和纪念碑。

我在白天再次走向这片高档酒店集中的区域，希望能近距离观察假日酒店的现况。透过铁丝网，清楚看见混凝土墙上的涂鸦和数不清的弹孔，地面层野草疯长，高层窗洞里探出灌木的绿芽。这座千疮百孔的摩天楼只剩了一具空壳，顶层明显有个鼓出来的圆盘结构，想必是旋转餐厅。五十年前，在它作为酒店的一年多时间里，金色的窗帘挂在四百间客房里的每一间，室内装修大量使用银色、亮黄色涂料和饰品，迎合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奢华风。起初，它代表贝鲁特曾被誉为地中海明珠的黄金时代，却不幸成了残酷内战的象征。它让我想起柏林最繁华的商业区选帝侯大街上那座被二战炮弹削去半边的德皇威廉二世纪念教堂，战后它既没有被拆除也没有被复建，而是保留残骸，化身为战争纪念碑。

讽刺的是，假日酒店没有被拆除也没有被复建，并非因为它被有意识地留作内战纪念物，而是因为股东们在如何处置这座废墟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方倾向于把它修复成公寓楼，另一方倾向于彻底拆除并另起一座全新的大厦。于是假日酒店在战后只能继续扮演鬼楼角色，偶尔，一些年轻人翻越围挡溜进酒店，在废墟里喝酒狂欢，通宵达旦。几十年前，他们的父辈或许曾在这里互相残杀。

把一新一旧两座建筑塞进同一画面：后面那座是被摧毁的假日酒店，前面这座是贝鲁特目前最高档的住宅小区“贝鲁特露台”。 （摄影 赋格）

1975年4月，内战爆发时，还只是一场低烈度的宗派冲突，敌对双方之一是右翼基督教马龙派民兵武装“长枪党”（简称KRF），另一方是左翼穆斯林民兵，包括两支武装力量：本土穆斯林民兵“黎巴嫩民族运动”（简称LNM）和外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PLO）。黎巴嫩国土面积还不到海南岛的三分之一，社会内部却存在巨大差异和对立，各种族、宗教团体极其复杂，有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德鲁兹派、亚美尼亚人、希腊正教徒、叙利亚天主教徒、阿拉维派等，再加上几大外来势力：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和1971年约旦“黑九月”事变以来分批次流入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以色列军队，内战后期入黎参加战斗的叙利亚部队，以及伊朗意识形态的渗透，各派势力扶持的政治、军事团体如山头林立，有“阿迈勒运动”“真主党”“雪松守护者”“老虎民兵”等千奇百怪的名称，不少组织以三个缩写字母的代号称呼自己，什么LAF、NLP、LRP、INM、ADF、AFL、LAA、ALL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三字经”。

冲突在1975年夏季升级为第一阶段激战，长枪党控制了包括酒店区在内的贝鲁特东部大部分地区，导致东贝鲁特的穆斯林平民迁往西部，西贝鲁特的基督徒迁往东部，城市分裂成两块，一条界线逐渐清晰。

穆斯林区西贝鲁特街景。（摄影 赋格）

东贝鲁特的Tawlet餐厅，由美食和旅行作家卡迈勒•穆扎瓦克创办，来自黎巴嫩各地的非专业厨师在这里短期驻留，烹饪地方特色菜。 （摄影 赋格）

进入秋季，最激烈的交战就发生在酒店区，左翼穆斯林民兵发起反攻，试图夺回对酒店区的控制权。1975年10月起，到1976年3月止，双方为争夺具有战略价值的高层建筑控制权展开殊死战斗，圣乔治饭店、腓尼基饭店和酒店区最后一家新酒店希尔顿（它未能开业便沦为狙击手阵地）都被卷入这场耗时五个月的“酒店大战”，但26层高的假日酒店才是最令人垂涎的目标，因为高度决定一切，谁控制了假日酒店，就等于控制了它周围的地区。酒店区恰好处在贝鲁特东区和西区分界线上，长枪党狙击手在假日酒店高层就位，把这家酒店作为袭击穆斯林聚居区西贝鲁特的基地。穆斯林民兵要想扭转这个劣势，就必须夺取假日酒店，把它变为向基督徒聚居区东贝鲁特倾注火力的阵地。

酒店大战，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城市制高点、最佳狙击点的争夺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假日酒店遭受的炮击集中在高层，那里是狙击手的地盘。

施隆多夫拍摄于1981年的《伪证》（Die Fälschung）让我看到内战期间贝鲁特假日酒店的样貌，影片根据尼古拉斯·玻恩的同名小说改编，讲一个对婚姻心灰意冷的西德记者去内战中的贝鲁特采访，故事背景恰好设在1975-1976年“酒店大战”期间，在我看过的一批涉及黎巴嫩内战的故事片里它是唯一一部在战地实地取景的，非常真实。有一场戏，男主角和他的搭档摄影师被允许进入假日酒店采访狙击手，从一个被火炮击穿的墙洞里往外看，楼下的市中心已被催毁，长枪党领导人却对记者谈起战后重建，说市中心的苏克（Souk，阿拉伯城市里的传统集市，类似巴扎）太过陈旧，等将来和平了，应该把整个市中心拆掉，规划一片新的商业区。我没想到，德国虚构作品里这一番出自长枪党之口的夸夸其谈，如今竟然在现实中兑现，苏克的原址上出现了一座现代化的购物中心，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国际品牌店，从耐克到爱马仕。虽然这座购物商场名字就叫“贝鲁特苏克”，但我相信它跟历史上的苏克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取其名字而已。

从古代腓尼基人的时代起，这一带就是城市商业中心。1990年代，贝鲁特战后重建，市中心变身为大型房地产项目，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创建的贝鲁特中心区开发和重建公司（法语缩写为Solidere）合法征用了市中心大部分土地，先前的产权持有者获得公司股份作为补偿，栖身在战争废墟中的非法居住者被驱逐。接着，市中心被夷为平地，再启动填海造地工程，开辟出超过50万平方米的新土地。哈里里政权曾经梦想把战后黎巴嫩建设成中东的瑞士，谁料到哈里里本人2005年在一场针对他的卡车炸弹袭击中丧生，圣乔治饭店和腓尼基饭店也被炸弹伤及。

古罗马城市主干道恰与黎巴嫩内战时期的“绿线”重合，这些古迹说明贝鲁特市中心在罗马时期也是城市的中心。 （摄影 赋格）

2005年后，到2018年为止，黎巴嫩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内战没有重演，有过一次接近内战边缘的试探（2008）、一次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2006）、叙利亚难民潮的冲击（2011年后）、48次爆炸和21次针对政界人士、党派领袖、媒体记者、军官和情报人员的暗杀。其后，这个国家再度跌入新的不幸——2019金融大崩盘，2020港区大爆炸。眼下，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背景下，黎巴嫩被迫又一次面对哈马斯的盟友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威胁。

危险性让这个城市获得存在感，因此贝鲁特的日常总有一种荒谬感，即使在和平时期，战争的威胁也始终在不远处徘徊，但即使在战时，这里的人也依然能找到内心的平衡。或许正因为他们学会了与荒谬相处的艺术，当年那场内战才能绵延15年之久，像一场停不下来、让人不能自拔的噩梦。

这种荒谬感会让文艺家兴奋和迷恋。纳粹德国战败后，柏林还是一片废墟时，罗西里尼及时地以柏林作为外景地拍摄了《德意志零年》。他知道镜头里被毁灭的城市有一种力量。施隆多夫仿佛是罗西里尼的接班人，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实地拍摄《伪证》。它与《德意志零年》的一大差别在于，拍摄过程中，贝鲁特的战事仍在进行中。为了能在贝鲁特拍摄，导演会见了所有交战各方并达成“艺术休战”——类似于“奥运休战”，交战各方被施隆多夫说服在某个地区同时停止战斗，然后剧组入驻，在战地拍摄虚构的战斗，待拍摄结束，真实的战斗又会重新启动。据说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都坚持使用真枪实弹，其中一些人结束白天的拍摄后就会拿着拍摄时用过的枪回归各自所属的民兵武装，投入晚上的战斗。

有一幕戏的内容是记者在贝鲁特海滩上发现烧焦的尸体碎片，剧组使用了塑料假肢道具，一个当地孩子见状问剧组，为什么要用这种人造材料，他提出可以为拍摄提供真实的东西。第二天，孩子带来了真的人类遗骸。

《伪证》小说封面图片是施隆多夫导演的同名电影剧照，男主演为德国著名演员布鲁诺•甘茨。 （供图 赋格）

197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有三个被割裂的首都：柏林、尼科西亚和贝鲁特。我已经到过前两个，现在终于见到了贝鲁特。三个城市里，柏林和贝鲁特尤其悲壮，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感染力。

贝鲁特很像某类爱情悲剧里的主角，热烈，真实，性感，虽然有暴力倾向，但令人着迷，欲罢不能。相比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贝鲁特从来没有跪在单一意识形态脚下让所有女性遮住脸部，你甚至可以在滨海路上看到露肩、露臂、露大腿跑步健身的女子，开放程度令人侧目。当然，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也比比皆是，这很正常。

1956年，作家简·莫里斯还叫做詹姆斯·莫里斯并且还在为《泰晤士报》当记者时，曾以男儿身游历苏伊士运河危机笼罩下的贝鲁特。他在《塞琉基亚的集市》里把贝鲁特比作放荡不羁的卡门：“她就在那里，披着一头卷发，甩动荷叶边的裙子，是众多城市中的卡门……她给人这种感觉：尽管享受过一百万次风流韵事，却从未真正爱过谁。她迷人得像一个肉感的妓女，或一个来路不明的富家子，像茉莉的一缕香气，或炫目的一桩艳情。”莫里斯写下这些文字时，距离内战爆发还有将近二十年，腓尼基饭店和假日酒店还不存在，但贝鲁特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危险性都已经很明显。

历史学者安德鲁·阿桑在《黎巴嫩：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发问：“在非常时期想方设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感觉又如何？经历过这些非常时期的男男女女，生活中有着哪些欢乐和期许、恐惧和焦虑、抱负、希望、失望和悲伤？他们如何努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不让岁月被不可预测的潮流冲走？”

东贝鲁特的一家文创店，金融崩盘后本币大幅贬值，很多商店以美元标价。 （摄影 赋格）

有一天，我穿过昔日分割穆斯林西区和基督徒东区的“绿线”，到东边的亚美尼亚街溜达，在平民食杂店买了些食物：巧克力（3.6美元或32.3万里拉）、蔬果（花菜、小圆萝卜、黄瓜、石榴，一共17.6万里拉）、火腿和意面（47万里拉）、鸡蛋（4只，10万里拉）。走出小店，心算着黎巴嫩的物价水平是否比土耳其和中国高，大概高多少。这时听见后面有个女人冲我的方向大声说话，讲的是阿拉伯语。我以为她在跟别人说话，就没有转头，闷头往前走。不料身后女人话音更响了，而且变成英语，我突然听懂了：“Don’t walk！”我赶紧停下脚步，回头看去，是个戴眼镜的老太太。她走近我，气鼓鼓地说：“现在的人真很无礼！”我以为她在说我装作没听见很无礼，她却说，刚从医院出来，那里办事的小年轻都非常傲慢，对她这个75岁老人爱搭不理。她说，她有这个病，那个病。我听不大懂。她的英语令人费解，我只是听着，应声附和。我们一起慢慢往前走，一路听她发牢骚。她说她是亚美尼亚正教信徒。又抱怨药越来越贵，60粒要36美元。我没听懂是什么病，什么药，只能附和：太贵了！陪着她走了大约十分钟，我们在一个路口分手，互道圣诞快乐。不知为何，心里有些难过。我在这个城市不认识任何人，无从知道普通人的生存状况，这位长得像特蕾莎嬷嬷的老人却不把我当外人，对我倾吐的那许多怨言似乎刚好跟安德鲁·阿桑在书里提出的问题对得上，尽管并不能解答那些问题。

歌手菲鲁兹的旧专辑《黎巴嫩万岁》被摆在商店橱窗醒目位置。 （摄影 赋格）

很奇怪，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总体上依然存在着坚定的集体认同。比如被称为“黎巴嫩的灵魂”的歌手菲鲁兹，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歌后，我在贝鲁特的每一家唱片店都看到她的旧专辑《黎巴嫩万岁》被摆在醒目位置，无论是国际连锁店还是二手黑胶唱片店。也许，战争疑云下的黎巴嫩又到了一个危难关头，菲鲁兹的歌声再次让黎巴嫩人找到共鸣。初听她的《致贝鲁特》时我吓了一跳，旋律那么熟悉，竟然是根据罗德里格斯作曲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第二乐章填的词。往下听，感觉慢慢好起来，不仅词曲合拍，情绪也跟音乐契合得很好——“贝鲁特，是用人民的灵魂酿成的酒/用汗水制成的面包和茉莉/可是为何如今它的味道/变成了烈火和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