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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9岁的小秀才吴亨春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1878年，吴亨春出生于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端上村一个赤贫之家。父辈五兄弟仅他父亲一人娶妻，生下独子后五年，夫妇俩于一年内双双亡故。吴亨春转由叔父抚养。幼年时，交不起课费的他坐在私塾门外台阶偷听，塾师发现后允许他自备纸笔，免费上学。完成作业时，为节省纸墨，他用毛笔沾水在石头上反复练习，满意后才舍得在纸上落笔。就这样，吴亨春会诗能文，还练就一笔好字，成为村里的“小神童”。此后，吴亨春离村到县里求学，16岁时考中秀才。消息传来，族人一片欢欣。
可惜时景不由人。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吴亨春义愤痛心，赴古田县衙请愿抗议。他不愿继续科举为腐朽朝廷效力，转而另寻出路。次年，他怀抱“欲学如来救世方”的念头，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为僧，得字圆瑛（1878年-1953年）。
当时僧侣普遍文盲，秀才当和尚是个稀奇事。圆瑛长相周正，吃苦耐劳，潜学悉心，颇受赏识。1906年，圆瑛在宁波七塔报恩寺得传老和尚衣钵。1909年，他首次担任宁波接待讲寺住持。此后三十年间，他先后担任十余座寺院住持。1929年，中国佛教会在上海成立，圆瑛大师被推选为主席，此后连任八届，成为界内无人不晓的宗师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因病未能出席成立仪式，但仍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1939年10月19日，时任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圆瑛在上海被数十名持枪日本兵逮捕，罪名是“抗日分子”。抗战期间，圆瑛为抗日爱国倾注大量心血。卢沟桥事变后，圆瑛紧急号召全国佛教教徒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成立僧侣救护队，顶着前线的枪林弹雨抢救伤兵。1937年冬天，沦陷后的上海满目疮痍、尸横遍野。面对日军收埋遗体者杀头的恐吓，圆瑛挺身而出，组织僧众成立阵亡战士掩埋队，每天出动四辆汽车，将阵亡将士的遗体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用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圆瑛组织的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黄东仪翻拍自端上村圆瑛文化展示馆
期间，圆瑛两度下南洋，向华侨募捐。在筹款演讲中，他饱含深情地说：“最后胜利，定属吾人也！……人心不死，国族不忘；不但不忘，实为民族复兴，国家光荣之希望。”至1939年止，圆瑛总计募得10万余元（银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日经费。在第二次募捐回国途中，友人提醒说，圆瑛已被日军盯上，回国必有风险。可圆瑛处之淡然，并未改变计划。回国后，日军对圆瑛的关押持续了28天。面对敌人抛出的“中日佛教协会会长”诱饵和刑讯折磨，圆瑛闭目念佛，绝食抗争，即使被枪顶着胸膛，仍置生死于度外。一同被捕的弟子后来在诗中赞颂圆瑛“履险若夷为爱国……巧把地狱当佛宫。”“若无爱国心，则失国民资格……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份子。”圆瑛在《国民应尽天职》一文中这么说。除抗日外，数十年来，圆瑛热心创办各类教育，包括僧伽教育、孤儿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和国民普通教育，堪称“佛家办学第一人”。1925年，圆瑛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1946年，圆瑛为家乡端上村创办“圆瑛小学”，还亲自设计尖头门洞，寄托他对此校培养拔尖人才的期望。
1949年5月，圆瑛婉拒南洋佛教界挚友同道的出国邀请。他立誓说：“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坚持留在国内，迎接上海解放与新中国诞生。
1952年10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新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作为宗教界领袖人物，圆瑛是此次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参会的八国佛教徒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在这次会议中，我们深深地被各国人民之间的真诚无私的友爱所鼓舞，这种友爱正是……最宝贵的人类的品性……是世界的希望。”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业界领袖，圆瑛在1907年到1948年间，曾“九涉重洋”，足迹遍布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朝鲜等国，把中国化佛教文化推向海外，把中华民族为独立而斗争的动人故事讲给世界听。1923年7月，圆瑛赴中国台湾，应基隆灵泉寺邀请前往演讲，并到台中慎斋堂、台南开元寺、新竹州金刚寺等处交流访问。1953年9月19日，圆瑛圆寂。他在遗嘱中写道：“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护祖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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