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探讨丨海外华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以爱国侨领马铸材为中心的考察

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来侵略和挑战，“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成为我国社会力量努力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身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觉醒，成为各族民众的集体意识。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民族置于空前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进一步激发，各族人民开始更加自觉地认同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进一步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意识的引领下，各民族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辉煌篇章。2014年5月，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溯。此后，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展开深入阐述，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向纵深推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当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面临着诸多来自国内外的重大考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正是对于新时代新方位所存在的形势任务与风险挑战的主动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祖国境内各民族实现团结稳定与繁荣发展的现实需求，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海外华侨始终在场并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群体与国内各民族携手并进、同舟共济，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和巩固。然而，历史剧变的宏大叙事遮蔽了海外华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共生逻辑。即使在学术领域，近年来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探索，也并未充分涉及关于海外华侨的议题。因此，将海外华侨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内部圈层”，高度重视并探究海外华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生关系，是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不仅要有放眼于国家或地域等空间单元的宏观考量，也要有聚焦于个体和生活实践的微观分析。个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旨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小单元。通过个体层面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普通民众中形成、发展和体现，从而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提供微观基础。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著名爱国侨领马铸材为研究对象，结合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个认同”，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四个维度，对爱国侨领马铸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深入研究。

一、马铸材与中华民族认同

马铸材的家乡中甸县地处云南省西北部，隶属于迪庆藏族自治州。迪庆州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东与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丽江地区宁蒗彝族自治县接壤，西与西藏自治区的左贡、察隅县及怒江州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毗邻，南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福贡等县，北与西戴自治区的芒康县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德荣、乡城县交错接壤。受地理环境、军事战争、经济贸易等因素影响，除藏族外，迪庆还居住着汉、回、苗、怒、傈僳、纳西、普米等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命运与共，共同推动了迪庆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当地诸多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都生动反映了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和美好的团结愿望。如彝族故事《居木乌乌》讲述了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纳西族史诗《创世纪》中也记录了藏族、纳西族、白族是上古崇仁恩丽和蔡很保命的孪生三兄弟；藏族传说《萨当汗·松诺罗丹》把丽江土府木氏称为萨当汗，即“丽江王”，并赐予“松诺罗丹”法名，意为“福祚永盛”，生动展示了藏族和纳西族的友好关系。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场域下，马铸材的家庭也具有强烈的多民族色彩。中甸，藏名建塘，明代以纳西语称其地为“主地”，意为“酋长之地”，汉语循其音译为“中甸”。独克宗城是中甸的县城，也是马铸材幼时的居住地，更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世达赖求互市于金沙江，云贵总督范承勋以“内地不便，请令在中甸立市，许之”。自此，独克宗逐渐成为滇藏贸易的重要集市，开展以茶叶与马匹为主的经济贸易。清雍正初年县境“改土归流”后，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既有来自内地的驻军官兵，也有从事贩运盐、茶、矿产品的马帮，还有从事副食生产、皮革、五金、建筑等行业的手艺人。随着采金业的发展，许多来自江西、陕西的各族民众也慕名而来，其中就有马铸材的始祖马世臣。他本是陕西泾阳的回族骡夫，长年以赶马为生，后又转而经营茶啡、盐巴、布匹、皮毛、山货、药材等。滇西金沙江流域的矿产开发业兴起后，马世臣携家人跟随办金矿的老板先后辗转理塘、巴塘等地。到了中甸后，因马世臣的孙子马荣魁成为养骡的房东期霍家的上门女婿，马世臣一家才决心在此落户，马铸材就是马荣魁的三子荣魁·英觉与藏族女子桑吉缅成婚后诞下的第二子。马铸材的民族身份是藏族，祖上是回族，在噶伦堡定居时又被当地人视为汉人，呼作“甲米泽仁”。马铸材从小接触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带有强烈的多民族色彩。就连马铸材与藏族表妹青林卓玛成婚之时，举行的婚礼仪式都兼具汉藏两种风格。也正因如此，马铸材对于中华民族的涵义理解得更为透彻。伴随经贸、宗教、战争、迁徙、通婚等社会活动，不同族群间的血缘、文化与历史记忆逐渐融合，各族之间双向涵化、多方互化，以中华民族这一更大的共同体身份接续发展。

由于对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理解与认同，马铸材在涉及民族分裂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立场鲜明，态度坚决。作为从事印藏贸易的商人，马铸材与西藏上层人士往来甚多，也有诸多至交好友。马铸 材始终对西藏“独立”、民族分裂持坚决反对态度。1951年1月，达赖喇嘛的僧官曲批土丹来到噶伦 堡马铸材处，就西藏的未来走向与之深入交谈。在马铸材的指点与劝说下，曲批土丹决心以民族 大义为重，到新德里拜访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进而间接促成了西藏地方代表团抵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的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后，一些 “藏独”分子不甘失败，仍在明里暗里进行民族分裂活动。1952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夏格巴·旺久顿丁窜入印度搞分裂活动并企图拉拢马铸材加入。对此，马铸材强硬表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违背良心去做危害国家和民族的事我绝对不干”。夏格巴拉拢不成，愤然离去。1957年，康区叛乱分子成立了“四水六岗”分裂组织，企图重弹“西藏独立”的老调。叛 乱头目擦戎·达桑占堆是达赖喇嘛的亲信，也曾从事过印藏贸易，与马铸材有旧交。他找到马铸材，希望获得人力与经费上的支持。对此，马铸材表示希望擦戎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打消破坏民族团结 的念头。但擦戎不为所动，在背叛民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在山南的一次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之后病死于狱中。1959年，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下，一些分裂分子仓皇逃窜至噶伦堡。马铸材不忍民 族团结遭到破坏，于是积极规劝藏族同胞回到祖国，并表示可以承担路费。当几个叛匪头目试图 拉拢马铸材时，遭到了严词拒绝。此前，四川稻城县贡嘎林寺的贡嘎喇嘛与马铸材私交甚笃，每次途径噶伦堡均会受到马铸材的热情接待，但当贡嘎喇嘛随叛军逃至噶伦堡后，马铸材一改往日的热情，将其拒之门外。

中华民族是华夏大地若干民族浸润几千年中华文明，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民共同体。作为一种高度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认同蕴含于人们对于共同体的归属意识与价值信念中，其最直观的表征即个体能够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认同与共同体内部族际关系及族际互动程度存在显著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越是浓厚，中华民族认同也越发深刻。正因如此，自幼成长于多民族共融共生场域中的马铸材，对于中华民族怀有高度理解与认同。在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指引下，马铸材一生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坚决反对任何将单一民族认同凌驾于中华民族认同之上的行为，并致力于消解各民族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偏执，努力促进民族团结。马铸材是当时广大海外华侨群像的一个生动缩影与典型代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实践者。

二、马铸材与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西藏的教育发展严重落后。当时，除大大小小的寺院经堂教育、散布于各地的私塾学堂，以及部分规模很小、规格不高的官办学校外，当地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在校生最多时也未超过1000人，且主要为僧侣农奴主阶级的子弟，广大民众难以进入。因而，解放前夕，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 2%，文盲率高达 95%。值得庆幸的是，马铸材的家乡中甸虽是藏族聚居区，但并非如西藏一般，只有寺院喇嘛和官家贵族的子女才有机会接受教育，而是 “教化可施，文风可振”之地。“中甸义学，设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光绪九年（1883年）设棚开考。尽管马铸材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学业，但其受到的正统国学教育与藏学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马铸材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马铸材在噶伦堡定居40余年，常着一领华杉，讲汉藏语言，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在子女教育方面，马铸材会严格要求子女认真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与历史文化，以中华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来规范言行举止。为使远离祖国的华侨子女也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1941年，马铸材与爱国侨领张相诚、梁子质等集资创办了噶伦堡中华学校，并被推选为该校名誉董事长。学校开设的课程与国内基本一致，主要学科为中文，同时也开设藏文与英文课程。语言是各民族进行人际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交流的主要符号，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因此，马铸材创办中华学校后制定的校规第一条就是“在校不许用外国语言”。学校开学后，第一节课就是讲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讲中华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怀。除在国外创办中华学校外，马铸材还不忘国内，特别是家乡的中华文化教育。他曾在家乡全额投资建立良美小学；在丽江经商途中资助当地新建蒙泉学校；在拉萨资助创办藏汉语学校，同时还在学校的校服定制、伙食供应等多个方面给予经济上的帮助。1953 年，年过六旬的马铸材致函中甸政府，表示要捐赠家乡的所有房产用以支持政府兴办教育。

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主干”与“枝叶”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广大藏族民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种以原始信仰和宗教哲学为指导，采各民族文化之所长，在雪域高原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质的文化。西藏大藏经是藏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这两部经典是藏传佛教的稀世珍宝，里面详细记载了大乘佛教的典故，还囊括了公元 8—12世纪期间印度的大量历史资料。而这段时期的印度史料，已在12世纪以后其 400年的动乱兵燹之中焚毁殆尽。因此，《甘珠尔》《丹珠尔》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研究印度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1930年前后，马铸材在康定经商期间，偶然听闻当地一位破产土司欲将300年前德格印经院印制的108部《甘珠尔》出售抵债，他急忙赶过去以不菲的价格购得。之后，他又出资将家乡中甸县中心镇石山上清代寨卡的遗址改建成塔庙，并将该 108部圣典供奉于其中。无独有偶，1957年春天，一位西藏僧官因向马铸材借款后无力偿还，决心将其珍藏的德格原版《甘珠尔》作为抵债之用。马铸材原想将全部经典从噶伦堡运往青海，捐赠至黄教始祖宗喀巴的灵塔所处——湟源县塔尔寺供存。然而，印度阿格拉佛学院的人闻讯后竟然抢先赶来订购，并拿走了甲、乙头两部去“研究”；美国加州某喇嘛寺也来横插一脚，宣称愿出十万美元购买。马铸材深知这部经典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断然谢绝了印、美两家的购买要求，并决定尽快送回祖国。在我国驻噶伦堡商务代理处的协助下，《甘珠尔》被专车运抵加尔各答，然后又被空运回祖国，捐献给杭州灵隐寺供存。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观念，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与精神追求。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各民族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深蕴在全体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认同。幼时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围，为马铸材中华文化认同的形塑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后来远赴噶伦堡，成为一名华侨，马铸材也依然热忱于中华文化，并积极为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贡献力量。正是以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为支点，根植于马铸材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由“自在”向“自为”转变，进而以一系列行为实践得到呈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正因为有诸多像马铸材一样的爱国华侨为祖国的文化事业殚精竭虑，各民族文化方能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方式实现中华文化的“美美与共”，各民族文化的“涓涓细流”才得以汇聚成中华文化的“汪洋大海”。

1930 年在印度噶伦堡

三、马铸材与伟大祖国认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从华北与华东两个战场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一片片国土相继沦陷。马铸材虽远在国外，但内心时刻牵挂着祖国。作为一名商人，马铸材充分发挥自身所长，将布匹、药品等重要物资源源不断运输至内地。1939 年，国民政府的著名女官员刘曼卿带 “康藏民众抗敌救难宣传团”进藏，后与成员竺玛取道缅甸进入印度。刘曼卿一行来到噶伦堡后，马铸材不仅热情相迎，还专门组织当地各族华侨去听抗日宣讲。刘曼卿用汉、藏、英三种语言，慷慨激昂地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号召在印同胞行动起来，支援抗战。马铸材闻言表示：“我们虽侨居国外，却与祖国血肉相连，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隔岸观火。成了亡国奴，我们就会像印度那样，叫别人骑在脖子上，过着寄人篱下的奴役生活”。抗战期间，马铸材带头组织印度噶伦堡的汉藏侨民开展捐款运动，并按月将所得款项缴至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由领事馆转送国内。此外，他还动员“恒盛公”“永昌祥”“元德和”“协树和”等几个爱国商家，共同集资25万法币购买一架美国战机捐献给国家。

为了削弱中国的抵抗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本凭借其海空军优势，封锁了中国沿海口岸，企图截断中国与国际的交往。在此背景下，经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议，滇缅公路修建计划开 始实施，并于 1938年8月建成。滇缅铁路东起昆明，西至缅甸境内的腊戌，全长1146.1公里，内可连川、黔、康、桂四省，外可通缅甸的曼德勒、仰光。滇缅公路被誉为“抗战输血管”、“二次世 界大战远东交通大动脉”，在加强抗战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 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封锁切断。一时间，军需物资只能靠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运输。马铸材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大批马帮，利用印、藏、滇万里茶马古道进行物资转运，以支持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据其长子马家夔回忆，抗战期间，经营滇印年贸易额就在 20万~60万印卢比。“铸记”的名号甚至传到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处处长李植夫专门找到马铸材，希望他能在印度筹集一大批军用物资，经西藏运抵昆明、成都两地。出于对伟大祖国的一片赤诚，马铸材当即表示答应，并着手安排订货。后因日寇投降，此事才作罢。

西藏位于高寒、干燥、缺氧的高原地区，各族民众长期以牛羊肉、糌粑等为食，而茶叶具有溶解脂肪、帮助消化、补充维生素等功效，对身体大有裨益。西藏有谚语云：“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天无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英国注意到这一细节，于殖民地印度积极引进中国茶树，培育本土茶种，待茶叶成熟后便倾销西藏，企图占领西藏茶叶市场，增强与西藏的经济联系。清政府深知印茶藏销背后的图谋，故而多次强调要“以茶治边”。光绪朝以来，清政府对于藏茶的生产与经销得到强化，云南的藏茶销量可占到西藏茶叶销量的 30%。然而，英国与印度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未从西藏这一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上移开过。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时任主席刘文辉为抵制印茶入藏，在康定成立了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提出要与云南合作，建立专门制作紧茶的茶厂。马铸材在得知相关情况后，与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进行商议，决定以蒙藏委员会的名义参与投资下关茶厂，并由格桑泽仁主导与中茶公司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共识，同意各自出资15万元，共同建立下关康藏茶厂，专门生产并面向康藏地区销售藏茶。为了壮大茶厂的实力，马铸材又在家乡邀请了中甸几个土司头人及藏商入股。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茶厂正式投入生产，对抵制印茶入侵发挥了积极作用。

马铸材的爱国情怀除以民族大义的形式彰显外，还体现在对家乡故土的无限热爱方面。民国时期，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崩溃，百姓饱受战乱兵祸之患。马铸材的家乡中甸也因豪强争斗、土匪劫掠而民不聊生，乡亲们甚至将自己比作菜地里的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回乡看望家中老人的马铸材看到这一情景后，既为乡亲们的悲惨生活感到痛心，又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感到愤怒。经过一番考虑后，马铸材找到当地头人，表示愿出钱买枪武装乡里。该计划不仅得到时任县长牛玉峯的准允，还获得了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批示：“马铸材捐款购枪请于照准。购械保卫桑梓，殊堪嘉尚”。马铸材用两万大洋为家乡购买了汉阳七九步枪十支、粤造七九枪十支，并配有子弹若干。从此，中甸除个别盗贼外，未发生大的匪患。为帮助家乡发展经济，马铸材还在中甸购置土地，改良传统种植模式，同时引进美国烤烟、印度亚麻、荷兰奶牛、陕西关中驴等，拓宽乡民的收入渠道。1946年，中甸县境金沙江沿线夏粮遭受严重虫害，江边境粮食歉收。因未能完成省政府公粮折征的命令，县长董广财求助于马铸材。马铸材当即表示答应，并一次性向政府捐赠了80万元。此外，马铸材还对家乡的桥梁与道路建设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相关事迹或载入地方史籍，或见于功德碑，或在民间广为流传。1955年，马铸材致信云南省长郭影秋，建议在中甸、丽江发展亚麻业。省政府办公厅在回函中写道：“你为了改善云南边区人民生活，建议发展工农业生产，表现爱护祖国关怀人民的热情，希望今后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精神，团结侨胞，共同为祖国建设事业而努力。”马铸材晚年时期，还得到了陈毅元帅的认可，称赞他为“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

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没有统一的国家，各民族也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没有完整的疆域，各民族多元化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也就成了空谈。因而，离开对于伟大祖国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成为了无根之树、无源之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下，伟大祖国认同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虽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维护祖国统一与社会稳定发展是其永恒的主题。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就是要各族民众将维护祖国统一与社会稳定发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将爱国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与神圣职责。作为一名海外华侨，马铸材虽长期定居于噶伦堡，但始终心系国家，多次为维护祖国统一奔走努力。作为伟大祖国认同的人格化载体，马铸材以实际行动具象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伟力，也彰显了海外华侨与祖国命运与共、不可分离的民族精神和使命担当。

四、马铸材与中国共产党认同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布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百年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告别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历史新篇。清末出生并在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马铸材，曾亲眼目睹了历届政府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逢人便说：“中国有希望了，华侨有希望了”。随即，马铸材之子马家夔便在噶伦堡中华学校董事会上提出，要以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头像取代悬挂在校园里的国民政府旗帜与人物头像。当时，学校里有部分人还对国民党政权存在幻想，企图以“我们是生意人，不要过问国家政治”，“学校是孩子学文化的地方，不要去招惹是非”等说辞阻止这一提议。马铸材闻言，义正言辞地表示：“五星红旗是新中国国旗，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我们拥护新中国，中华学校只能升五星红旗”。于是，1950年10月1日，噶伦堡中华学校全体师生与众多侨胞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中见证了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当时正读小学二年级的马铸材之孙马寿康也参与了这次升旗仪式，据他回忆，爷爷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台湾当局的多番拉拢，马铸材始终不为所动。

正如马寿康所言，马铸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很早之前便已形成。20世纪30年代，远在印度经商的马铸材就听人说起国内正兴起“赤化风潮”的事情，回到家乡时也听人们讲起红军以德报怨感化中甸恶霸的故事。马铸材还了解到，红军不仅军纪严明，所及之处秋毫无犯，而且在经过藏族聚居区时还很尊重民众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与僧侣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以至于老友松谋活佛在与红军交往后对贺龙将军推崇备至。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收获了藏族民众的赞誉与支持，也赢得了马铸材的高度认同。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党中央为部队进军西藏下达修筑公路的命令后，马铸材毅然将个人利益抛诸脑后，部队需要什么，他就运送什么。一些不方便打包驮运的物资，他就雇请人力帮忙背运。马铸材的义举不仅受到了民众的称赞，还得到了西藏军区后勤部的表彰。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滇西北地委组织部长王以中到中甸县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经考察和教育，决定吸收赵宝鹤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举行入党仪式需要找一处安全且可靠的地点，赵宝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既是自己邻居也与自己共事多年的马铸材的家里。后来赵宝鹤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公安局长，还曾于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时担任副州长兼中甸县县长。

1953年夏秋之交，马铸材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邀请，希望他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 周年的庆典，并担任印度、巴基斯坦两国华侨代表团的团长。这份通知让他激动不已，是他在国外生活20多年来第一次获得的荣誉。马铸材深知，只有共产党才会如此关怀海外同胞。在与另一位侨领梁子质商议后，他们精心制作了一副敬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锦匾，上书“人民大救星”五个大字，并留影纪念。国庆前夕，印巴华侨代表团一行70多人乘专机抵达北京，马铸材感觉自己仿佛置身梦中。在他看来，北京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而他这样一个“赶马人”出身的人能来，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在京期间，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印巴代表团成员，马铸材为获得如此政治礼遇而大受感动。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还在寓所接见了马铸材，并赠送了自己所作的一幅虎图，题款为“热爱伟大祖国”“铸材团长纪念”“何香凝画”。代表团在国内先后参观了北京、天津等城市，走访了工厂、学校等地方。马铸材在参观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斗志昂扬、积极进取的崭新面貌。在重庆、成都观光期间，马铸材主动联系家乡，表示愿意将自己在丽江的两院楼房、家乡的两幢房产以及所有毛呢库存全部捐献，旨在支持国家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家乡的教育事业。马铸材从中国返回噶伦堡的当天，就在经堂里挂起毛主席像，并将在杭州买到的一沓丝织的毛主席像分送给各族华侨。同时，马铸材还在华侨当中积极宣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印度期间，马铸材派长子马家夔前往加尔各答晋见致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请马家夔转达他们对马铸材的问候，并提醒作为印巴侨领的马铸材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要多加小心。马铸材听到儿子的转述，内心非常感动。然而，正如周总理所担心的那样，1959年，印度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并与国际反共势力相互呼应。不仅对地处中印边境、华侨聚居的噶伦堡进行军事管制，还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毒害老喇嘛”命案，以此栽赃马铸材并致其入狱。马铸材深知其中的缘由，他表示：“即使丢了身家性命，也绝不向这些反动势力低头”。马铸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充满信心，他相信祖国一定会设法营救他。如马铸材所想，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耿飙迅速采取行动，召见了印度驻华大使。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也多次与印度方面进行交涉，并亲自探望了马铸材，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积极的关怀与支持。在多方力量的努力下，噶伦堡地方法院不得不宣布马铸材无罪释放。1962年，马铸材离开侨居40余年的印度重新回到祖国定居。他在努力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时事政治的同时，还先后担任了云南省政协常委、省侨联常委、中国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难华侨委员会委员等职，竭尽所能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

五、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以中国各民族为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自知性意识，核心内容是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作为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与主线，也是检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成效的维度与标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马铸材以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彰显出一位海外华侨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书记指出，“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本文以爱国侨领马铸材的事迹作为彰显华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案，一方面旨在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以期唤起海外华侨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历史记忆，让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深入人心，不断系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纽带，进而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伟力。

摘自：张震、王小彬：《海外华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以爱国侨领马铸材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