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侯瑞符壮烈捐躯
侯瑞符是金龙口村侯老香的三儿子，青少年时读书在外，家庭生活比较富裕，但他平易近人，待人和蔼。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侯瑞符毕业于冯玉祥在张家口创办的西北军军官学校，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军校编号为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师中团、营、连、排长好多是共产党员。对冯玉祥在察哈尔和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军校的教育熏陶给侯瑞符日后坚决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侯瑞符军校毕业后，在河南做过一段事，因对军阀割据的腐败政治不满，1934年底弃职回家，在本村当小学教员。他愤日侵华，忧国忧民，把救国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说过“谁抗日谁就是我的朋友，谁反对抗日谁就是我的敌人”。他经常在村中宣传抗日思想，曾向刘印等青年说过，“中国的前途一是赤化，二是亡国，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1938年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冀东抗日大暴动，使侯瑞符终于找到了报效国家的时机。他请缨迁安抗日政府县长姜天民（姜馨山），接受委任状后在金龙口一带发动武装起义。8月，他与中共迁安县委（书记韩子英）达成共识，决定联合组建“滦北抗日游击队”。很快，他串联了本村刘作云、梁万富，瓦房庄的张兴国、高西云、高印芝，龙湾的刘民等人，拉起了队伍。侯瑞符自任队长，迁安县委宣传部长张仲三任指导员，以后又收编了一支小股游击武装，时间不长就把“滦北抗日游击队”发展成几百人，汇入了抗日大暴动的浪潮。
当年10月，侯瑞符率部随迁安县委书记韩子英、组织部长张顺、宣传部长张仲三奉命去平西整训，部队西行到蓟县马伸桥一带时，被一个自称“国民党冀东保安司令”的截住，企图收编他们。游击队坚决不从，连夜撤回到遵化县宫里村的南山上。天明时，发现宫里村驻满了日本兵，部队只好继续东撤。到万子峪村时，西面传来抗联大部队受挫的消息，军心开始浮动。侯瑞符看到许多兄弟部队受了严重挫折，已折回冀东，自己的队伍也减员很多，难以继续西进，内部又产生分歧，只好分成两部分，自己带一部分人马辗转返回家乡潜伏。
抗联西撤受挫后，侵华日军加紧了对冀东的血腥统治，疯狂搜捕抗日人员。1939年3月11日夜，驻喜峰口日军小队长山口带领七八十人包围了金龙口村，从梁万贵、梁香斋家抓到了侯瑞符和刘作云。同时被抓的还有刘俊禄、梁万贵、侯庆三、侯振山和刘俊安等人。山口对侯瑞符等抗日人员彻夜审讯，严刑拷打，逼他们说出组织活动的秘密。侯瑞符正气凛然，宁死不屈。敌人得不到一点口供，就把侯瑞符的爱人抓来拷打，企图使侯瑞符屈服，结果仍毫无所获。山口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到人群中寻找侯瑞符的儿子侯振武。当时18岁的侯振武就躲在保长侯胜喜（号侯老会）的身后。保长假装四处张望，说他没来。山口气得嗷嗷直叫，督阵将侯瑞符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第二天早饭后，日军把全村人赶到长河沿的大园子里（现在刘永金门前，刘长贵、侯广贺种的园子），村里人预感不好，在保长的带领下全体求情保人。灭绝人性的山口毫不理睬，当场开枪打死侯瑞符、刘作云二人，又凶残地用铡刀铡下侯瑞符的头颅，装在一个篮子里，强迫刘俊禄、梁万贵抬着送到喜峰口据点，挂在城门上示众。
侵华日军屠杀抗联干部战士的残暴行径并未吓倒金龙口人。全村人安抚好烈士家属，忍痛埋葬了烈士遗体，更加同仇敌忾，顽强地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02
根据地里的堡垒村
1939年1月，大堡城子村的中共地下党员木子（原名李青山）来到金龙口村，秘密发展了刘俊禄、刘青山、刘庆奎、刘庆祥、刘印等加入共产党，建立起金龙口村党支部，刘印任支部书记，刘青山任宣传委员。尔后，党支部组织党员亲联亲友联友，扩大抗战宣传，培养抗日骨干，筹建抗日村政权，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组建了青年报国会、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报国队。
侯广如（号志合）出任办事员，主要负责为抗日征粮、征款、保管运输粮食、提供情报等工作。侯庆新、侯振洋任报国会主任、副主任，主要负责战时勤务、担架、通讯、侦查等工作。青年报国队正、副队长由刘友云、于振海担任，主要负责部队后勤及站岗、放哨、带路送信等工作。妇女救国会主任、副主任由刘玉民、张乐担任，主要负责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袜，掩护伤病员及地方干部，动员男人参军参战等工作。1942年，部队要换装而布匹不足，青年报国队刘友云、侯庆三、赵金海、侯广志、刘庆元、刘庆海等20名小伙子奉命绕道去马蹄峪，经三天三夜艰难跋涉，背来大布40匹，保证了部队需求。
青年报国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全村民众拥军拥政，抗日秩序一片井然，金龙口村成为迁青平县委、县政府常驻地之一。大量抗战物资可以从这里运往前线，打仗归来的八路军可以在这里安然休整，伤病员可以静心养伤、治病。
1943年春，李运昌率领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分区司令部和晋察冀第十三地委、专署领导机关进驻长河川水晶宫（龙湾）。距龙湾仅4华里的金龙口村也成了司令部所属机关驻地。4月30日，举办了军分区直属机关田径运动会；5月1日，八路军机关和当地群众举行庆“五一”运动会，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日伪重兵前来袭击，八路军十一团投入了反击战斗。金龙口村立即组织了46人的运输队运送弹药，转运伤员。因缺少担架，好多伤员都是用人背。军民同心协力，重创来犯之敌，击毙日伪军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子弹1200发。随后，司令部、地委机关转移到“天津”（东水峪）、“姊妹”（石塘峪），卫生队转移到吉里峪，被服厂转移到芹菜峪，党政机关所属的电台、报社、教导队同时转移到金龙口村至东水峪沿线村庄。
03
惨遭动难志更坚
随着冀东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特别是冀热边特委、行署新的领导机构在东水峪建立，引起了日军的密切注意。他们狂妄叫嚣，“既要彻底封死中共进入满洲的游击路线”，又要对游击根据地实行“拔根断源式的毁灭”。1943年10月8日，日军调集5000多人裹胁着日本士兵窜进农户抢掠大批驮夫，分兵数路向长河川疯狂扑来（民间称“日本子下天津—海来号”就是这一次）。消息传来，金龙口村村民紧急坚壁清野，把被服厂的缝纫机再次转移到芹菜峪的山洞里，妇女们为卫生队伤员们打点行装，备足干粮，由村里的青壮年分批带路转移。
日伪军的大围攻扑了空，就以百倍的疯狂对长河川根据地实施“三光”，抢走了粮食、板栗、畜禽和能搬运的物品，还将尚未打收的粮食和房屋全部烧毁，转眼间长河川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日本兵驱使伪军挨家挨户地搜查，继而手拉手地搜山，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仅在金龙口村就烧毁房屋180间和未来得及收打的粮食7300多斤，连锅碗瓢盆也给全部砸碎了。
村妇救会副主任张乐抱着八路军被服厂分散保存的军衣逃到吉里峪楸树沟，藏在灌木丛里，被手拉手搜山的日军搜出，押到吉里峪高习永家当院。几个日本兵围上来扒她的衣服。人高体壮的张乐怒不可遏，拼命与群敌摔打起来，终因寡不敌众，被日本兵拉起双臂荡起身子，朝石磨连连撞击，最后，又被拉到楸树沟门（现高太春家房里）杀害。
时任行署公安干部的刘印（吉里峪人，又名刘振堂）护送26名参加集训的地方干部转移后，在返回吉里峪的路上看见日伪军正在圈人、烧房子，就藏在山上过夜。天微明时分，他发现山沟里有人睡觉，便悄悄地下山，近前一看，才知道是驻在村内分区卫生所的7名伤员。他不顾到处都是日伪军，从附近地里找来了几个倭瓜为伤员充饥，又联络村民刘开文扒出坚壁的小米，用日本兵砸破的锅做饭，送给伤员吃。而后，刘印连夜与部队取得了联系，把这7名伤员安全转移了
04
坚持反“集家并村”
侵华日军对长河川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又想利用上营土城作“人圈”，把深山百姓圈进城内，严加控制，妄图切断抗日军民的联系。然而，在地方党的领导下，长河川人民拒不出山，与日伪军进行了坚决斗争。惨案过后，金龙口村民顽强地克服着一切困难，在废墟上创造和恢复着简单的生存条件，坚决不去上营“集家并村”。敌人把村庄变成一片焦土，群众就在废墟上用松树枝和茅草搭起了窝棚，避风遮雪坚持抗日。窝棚一次再一次地被烧毁，群众就一次再一次地搭起来。有的搬进了山里，刘青山家搬进了石门子沟，刘万才家搬到了瓦罐沟，刘俊杰家搬到中间沟。这几处既是群众的避难所，也是八路军的联络站和接应地。寒冬降临，炕上无席，睡觉无被，人们一家甚至是几家人挤在一处，以木为枕，靠大烟大火烘暖御寒；做饭无锅无具，大家就在幸存的一口锅内轮流做饭，有的用半口破锅熬粥做汤，拣来破瓦、破瓢当碗，用秫桔杆当筷子。人们坚信一个道理：只有坚持才能斗争，只有斗争才能胜利。
为了切断敌伪据点之间的联系，青年报国队长刘友云经常带领队员去大屯、艾峪口、金厂峪割敌电话线，去金厂峪破坏交通，使敌人成为聋子、瞎子。
为做到敌动我知、敌来我躲，全村青壮年不分昼夜在小峪梁尖站岗，并在龙湾设了流动哨，发现情况立即回村报告，干部群众随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以芹菜峪刘海、于振海为骨干成员的爆炸组，在入村主要路口埋设地雷，先后共炸死敌特人员8名，炸伤20余名，使敌人对金龙口村望而却步，进剿不敢走正道。
为粉碎敌人“集家并村”阴谋，村青年报国队（后称民兵）派两个班（一班长侯广文、二班长刘长福）20余人，配合县区基干队三次夜间出击，去上营拆城墙，硬把上营城捅了三个豁口，为“人圈”里的村民外逃创造了条件。
任凭敌人反复“扫荡”、“围剿”，制造“无人区”的手段毒辣至极，村子挨烧了13次之多，但金龙口无一户去“集家”。党员群众的抗战意志更加坚定，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终于坚持到反法西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来源：《老区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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