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威廉·马克斯·尼尔森（William Max Nelson）是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曾著有《启蒙时代：1750年至第一年的法国未来建构》(The Time of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ng the Future in France, 1750 to Year One)，并合编了《全球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尼尔森的研究领域涵盖欧洲思想史、启蒙时代以及全球视角下的法国革命史。

书籍评论

《启蒙生物政治学：种族、优生学与公民塑造的历史》（Enlightenment Biopolitics: A History of Race, Eugenics, and the Making of Citizens）是威廉·马克斯·尼尔森的一部重要著作，系统梳理了生物政治学思想在启蒙时代的诞生背景及其后续发展轨迹。尼尔森指出，在启蒙时期，被认为是“解放性”的理想（如平等和自由）不仅与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基于种族的歧视并存，甚至是相互塑造的。这种观点为启蒙思想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本书聚焦于启蒙时代的优生学构想（包括建立选择性繁育计划的建议）、刑罚性奴役形式以及伪科学种族论的兴起。尼尔森通过对“改良人类种族”理念与去人性化实践的历史联系进行深刻剖析，揭示了这一时期如何通过管理主体的“身体”与“思想”来塑造公民身份。本书挑战性地指出，启蒙理想中的包容与排斥、平等与不平等、权利与种族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矛盾的共生关系。

深入分析

尼尔森以扎实的文献基础和敏锐的理论视角，梳理了启蒙时期从社会契约论到优生学、从刑罚制度到种族歧视等多领域思想的历史渊源。他特别强调法国自然学家和哲学家如何将“生物性”的改善视为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关键，这为后世的优生学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书中对原始文献的挖掘与批判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生物政治学思想在殖民地治理、种族等级制度中的具体体现，使读者对生物政治学如何内嵌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文化历史启示

本书对启蒙思想的复杂性提出了挑战，提醒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理念中的“平等”与“进步”。通过追溯生物政治学的历史根源，尼尔森揭示了现代政治体制中“管理生命”的隐秘逻辑，并暗示这些逻辑如何影响了当代社会对种族、性别与权利的讨论。这为现代思想史、政治理论和殖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反思框架。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揭示启蒙思想中的生物政治学起源与后果｜《启蒙生物政治学：种族、优生学与公民塑造的历史》

生物政治学的兴起

[引言]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可能是在他成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之前——一位男子提笔写下了一份计划，描述如何创造出一种“介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物种，一种能够为人类的消费和生产服务的物种”。这份文件是启蒙运动中最奇怪且最令人不安的成果之一，其中设想了“新的人形猴种族成为你的奴隶”。这份文件的作者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耶斯（Abbé Emmanuel-Joseph Sieyès）明确表示：“无论这个想法在初看时显得多么非凡、多么不道德，我都对此进行了深思熟虑。”

尽管这一想法令人震惊，但文件以及他其他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在讽刺，或者像伏尔泰或乔纳森·斯威夫特那样以讽刺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事实上，根据对西耶斯作品和当时科学与政治背景的分析，他似乎真的相信这份文件中表达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新的奴隶是解决受教育公民（能够积极参与政治并指导体力劳动的人）与广大被他称为“生产的人类工具”的人群之间矛盾的最佳手段。这些人被描述为“仅具备被动力量的简单劳动者”。

西耶斯相信，他的计划能够通过创造一个“需求更少且不易引发人类同情的物种”来解决积极公民与被动劳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解决生产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参与的问题。他似乎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生物学上的手段，可以实现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天生奴隶”，即那些据称因其本性适合被奴役而可以合理地被奴役的人。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认为这些新创造的奴隶能够促进民主的包容性，因为那些由于过多的劳动负担和缺乏改善机会而无法参与民主的体力劳动者将因此得到解放，从而有机会接受教育并成为积极的公民。

尽管这一提议在现代读者看来更像是荒诞的科幻故事，而非法国大革命一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重要理论家的观点，但这恰恰揭示了我们与十八世纪生物政治学兴起之间的疏离感，也表明我们仍然可以从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学到许多东西。

当生物政治学兴起时，它不仅仅局限于人口统计学、死亡率表和公共健康事务。基于福柯的理论，同时修正他对这些方面重要性的强调，我认为生物政治学的兴起体现为优生学计划和新的群体划分方式。福柯将十八世纪生物政治学的兴起描述为“生命进入历史，即人类物种生命现象进入知识与权力的秩序、进入政治技术的领域”。我则认为，生命通过关注个体和集体身体的特质以及改善这些特质的可能性而进入了政治技术领域。这种对“质量”的关注，而非单纯“数量”的分析，定义了生物政治学，并将其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及人口算术研究区分开来。

在十八世纪后半叶，这一思潮首先在法国及其殖民地中成型，因为对自然和人类身体的新理解为解决法国人口质量退化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基于一种新的活力唯物主义哲学，一些思想家回应了旧制度及法国殖民帝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提出了关于个体身体及整个群体转变的激进设想。他们的思想和提议将生物与政治以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为长期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生物因素逐渐被视为影响政治的重要甚至必要手段，反之亦然。不仅如此，生物与政治之间的发展逐渐相互融合，形成了既非单纯生物性的也非单纯政治性的生物政治学思想和实践。

在本书中，我使用“生物政治学”一词，指代一系列关于理解、管理、促进和改造个体及群体生物生活的相互关联的思想和实践。在启蒙时代，生物政治学的兴起主要表现为两个相关的过程：其一是将某些群体排除在集体体之外（无论集体体被视为社会、政治还是物种的身体）；其二是改造留在集体体内的个体身体。这两种过程形成了启蒙时代生物政治学的两个不同但相关的分支，我称之为“排除”和“繁育”。从这些分支中首次出现了具体的行动建议和行政措施，而非依赖于当时仍然初步和零散的尝试，如收集和分析人口统计数据、调查流行病和地方病的原因等。因此，我重点分析生物政治学中更具行动性和干预性的这些元素，研究这些实践是如何被设想以及如何被首次付诸实践的。

通过聚焦这两个分支的出现，可以从新的视角审视启蒙时代，揭示种族、优生学以及排他性思想如何与启蒙运动中关于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等包容性理念同时出现。启蒙思想中“解放性”与“歧视性”的共存最常在当代学术中通过对种族与奴隶制思想的分析加以讨论。然而，这种分析如果仅仅强调它们的逻辑和道德矛盾，可能会掩盖它们常常源自同一组基本原则和假设的事实。启蒙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其包容与排除交织的方式，这一特性使得现代的包容与排除的形式得以出现。

例如，在关于优生学的第一批权威历史著作中，丹尼尔·凯夫勒斯（Daniel Kevles）指出，“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1865年首次发表了他的优生学思想——远早于他本人创造‘优生学’一词。”其他学者还提到，在高尔顿创造这一术语之前，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具有类似含义的术语；一些人在高尔顿之前就提出了优生学或“优生学式”的思想。此外，第一个可以被认定为系统性优生学实践的控制性繁殖实验之一——参与者称之为“种系培育”（stirpiculture）——于1865年在纽约的奥奈达（Oneida）社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