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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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
中国社会一向被称为“人情社会”,中国人的面子之重,甚至超过生命。江苏有个搞工程的老板,20年前手下有两支工程队,就注册了一个集团企业。自称了一阵“董事长”之后,还是觉得面子不够大,干脆变成了“董事局主席”,让手下一口一个“主席”地喊着。有一次,我在一个会场遇到他,因为认识,跟他打招呼,他缓缓站起来,把身上的大衣一抖,两个随从就熟练地接住大衣。然后,他缓缓地向前走了两小步,把手伸出来握住我,微笑着、慢慢地颔首,说幸会幸会。说实话,我有点呆住了,这不是电影里的慢镜头吗?
面子文化渗透到政界,更不得了。西部某欠发达市和珠三角某发达市的两个市长,在中央党校同班学习,处得极其融洽,相约学习结束后互访,交流城市建设发展大计。学习结束后不久,西部市长应邀访问珠三角。这一看,不得了,各种高大上让他惊羡不已,同时产生了深度自卑。回去之后,他没有立即邀请人家回访,觉得这个破旧的城市拿不出手。作为一市之长,太丢面子了。于是他决定透支城市实力,大搞形象工程,先快速改变城市的面貌,等过几年大变样了,再邀请人家来看。疯狂拆迁、扩建、大兴土木,他的面子工程在此后两年把市政府拖入债务的绝境,把地方百姓也折磨得困苦不堪。
还有一种“面子”就更邪乎了。2007年和2013年,《人民日报》记者两次访问卢氏县委大院并刊文报道。在前些年各地政府竞相为办公房盖大楼的风气下,该县几任领导坚持在用了几十年的土坯房大院办公。一时间,“土坯房精神”成为一个符号,卢氏县风头无二。
可是,事实真相是,以县委书记王某为首的卢氏县几套班子,借用这种“没面子”来换取大面子,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假伎俩。暗地里,卢氏县领导班子早就出现了“塌方式腐败”。他们落马当天,卢氏县城东大街上骤然响起鞭炮声。点此加群
2
儿子
中国的很多男人,心里都有个“鬼”,这个“鬼”叫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我研究过上千落马官员的案例,发现了一个现象——在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下,从“婚外情”发展到“家外家”的落马官员,绝大多数与原配妻子生的是女儿。南方某省的测绘局原局长陈某,与一位年轻女子产生婚外情。交往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妥,本想刹车,可这时女子怀孕了。
拖了两个月才告诉他,到医院找熟人看过了,是个男孩。陈某自己家里有一个女儿,男孩传家的封建思想开始作怪,于是不再坚持要女子把胎儿打掉。有了儿子,陈某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改过去还算清高的作风,不顾廉耻,到处收钱,购置商品房、汽车等,要为儿子创造一份家产。两个“家”的一碗水也不端平,受贿10万先拿7万给外面儿子的妈妈,剩下的3万带回家上交给女儿的妈妈。
陈某并非个例。如果没有庸俗的“儿子”观,他至少不会走到“家外有家”的邪路上去,也不会如此如饥似渴地利用公职谋取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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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义气
有位派出所所长,把派出所搞成自己的江湖,一方面尽量照顾好派出所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有困难必帮,有好处共享;另一方面把自己打造成这个圈子的绝对权威,大家只能听他的,派出所只有他一个老大,根本不存在什么“领导集体”。上级的意志,符合他这个老大的就贯彻,不符合就晾到一边。他管理的辖区,有两个执法标准,经常执行的是他个人和他这个小圈子的好恶标准,而不是把法律当成唯一标准。这个人其实已经行走在半黑半白的社会夹缝中,十分危险。
后来,这位所长指挥手下动用私刑,报复当地的一个民营企业家,未经任何法制程序,就整得企业家家破人亡。他被纪委立案审查后,他的下属竟然替他鸣不平,觉得老大是个好人,很讲义气。
一群执法者,却不遵守法律,而遵循小圈子里的游戏规则,被法办了,依然不反悔,可见江湖文化对这个小集体的毒害何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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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市侩
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市民,可以理解成“小的市民”和“小市的民”,一个指气量不大,一个指格局不大。两个不大,最终指向一种世俗,就是市井市侩。
市井市侩未必是一种恶,但绝对是一种眼光局限、境界局限。有眼前而没有长远,有精明而缺少智慧,大个人而小集体,重利益而轻情怀。市井市侩文化一旦蔓延到商场,唯利是图、利益最大化、没有公益意识的奸商,就会比比皆是。市井市侩一旦装备了官场,没有理想情怀、缺少道德素养、鲜廉寡耻的庸俗奴才就会大行其道。市井市侩一旦浸淫了文场,御用、软骨、迟钝,毫无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伪文人,就会端着文字讨饭碗,到处摇尾乞怜。
我们的时代,会被污染成一个鼠辈辈出的“矮时代”“灰时代”,国民性将猥琐不堪。大文化、大中国会被苟利集团蚕食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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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意识
与市井市侩配套的,是小农意识。中国的城市化历史很短,所有人不是农民就是农民的后代。“农民”是好的,“小农民”是中性的,“小农意识”就不一样了。
小农意识泛指来自农村底层的一种世俗文化观念,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只求温饱、满足自我,无协作精神、缺少公共意识,画地为牢、固守私利。小农意识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凡是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不存在的,或者存在不存在都是事不关己的;凡是能触摸到的,都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私家的菜园子,谁也别想踏进一步,只能由着自己任性地支配。点此加群
广东省某市女副市长,把单位的财务当作自己的,家里所有的开支都拿到单位报销,甚至出差途中买卫生巾等都要报销。她的理由竟然是,我是为单位工作过程中来例假的,属于工作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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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传统的世俗成功学以及家文化的糟粕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很常见。它往往披着“亲情珍贵”“不忘本”“善待穷亲戚”“对晚辈负责”等光鲜的马甲,大摇大摆穿行在世俗中。
某市一位女局长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和人生,都献给了她和她丈夫背后的两个家族。年轻的时候,她工作勤奋,聪明能干,口齿伶俐,在地方上是小名人,找人办事就比较方便,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家人亲戚看中这一点,有任何困难,都直接找她帮助,而不是自己先想办法克服。她也乐此不疲,尽力为他们解决。她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夫妻双方的家人和庞大的亲族,一旦有困难,大家第一时间都习惯来找她,她像一个陀螺一样,陷入了没完没了的世俗家务事的旋涡,无法自拔。她很烦很累,但每办成一件事,每看到一个晚辈因她的拔苗而“成长”,每听到一句亲人们对她的颂扬,她都感到一份安慰和满足,觉得自己的成功惠及家人,是尽了一份责任,了了一些心愿,自己作为最有出息的家族一员,也算是对家族有了一份交代。为了办事,她到处求人,请客送礼拉关系,不知不觉走上了违纪道路,最后被查处。本来是家族的柱子,如今却成了家族的耻辱,所有的付出,换回的是这样的结局,实在是难以承受。
由于她的“得道”,家中的“鸡犬”们纷纷借助她的力量升天,这些“鸡犬”的翅膀,也许根本就不具备飞翔的本领,借助的力量失去之后,随时会折翅摔落。她其实在“帮杀”他们。还有,整个家族习惯有这样的靠山,失去了发展的危机感,不再求上进,会逐渐形成一种“等、靠、要”懒惰家风。这样的家风下,家族的败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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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
很多官员喜欢把郑板桥体的“难得糊涂”书法条幅挂在墙上。大大小小的人物,脱口就是难得糊涂,有时候用来自我解嘲,有时候用来劝慰别人。这俨然成为世俗场的一种生存文化,一种精明标签。
有一位文化厅厅长,是一位专家型的领导,本身是画家,对书画产业也十分专业。他明明知道自己所分管的文化市场,管理混乱,执法不力,手下人勾结奸商,大肆制作和销售假字画伪文物,却采取不较真、不过问的态度。贪官奸商们也心照不宣,用购买这位厅长作品的方式,进行回报。文化厅厅长就乐享起自己的“糊涂”来。糊涂让他获得了好处,从个人利益看来,他当然觉得这糊涂“难得”。
腐败有积极腐败和被动腐败。这位文化官员的腐败,应该属于被动的腐败。看起来他没有主动去腐败,但他的装糊涂、不作为,照样产生了与主动腐败别无二致的腐败后果,而且十分严重。一个地方的文化市场遭到破坏,政府的文化信用大打折扣,文化消费者的利益损失很大,伪劣艺术品的流传也污染了人们的审美,抹黑了艺术精神。如果是真正的明白人、良心人,应该坚决地扯下墙上的“难得糊涂”,清除心里的“难得糊涂”。高悬正大,心装明镜,才是人生正道。点此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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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中国社会有个口头禅“随大流”,害人又误国。它教唆人,跟着世风跑,对时兴文化不辨雅俗,不问是非,昏头昏脑地接受,同流合污地跟随。而世风是一种多变的东西,越是时尚往往越是短命, 一阵风过后,只能慌乱地收拾残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美国20世纪70年代为了治愈二战、越战、朝鲜战争遗留的心理伤口,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毒疗法。全社会以性解放为中心的享乐主义,风靡一时,其直接危害就是造就了“垮掉的一代”。
80年代留个长发,穿个喇叭裤,90年代辞职下海做生意,新世纪手拿苹果刷个微博,挥起小红旗暴走,跟着大叔大妈跳广场舞,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赶个小时髦而已。但是,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如果80年代跟着倒爷倒买倒卖,90年代跟着民企老板吃喝玩乐,新世纪跟着贪官勾结炒地谋利,跟着土豪声色犬马,那就迟早要栽跟头。
西部有一个中等城市的副市长,羡慕民营老板声色犬马的生活。起初他很犹豫,觉得那个老板包养小姐,没有节操,简直就是耍流氓。后来参与了几次放纵声色的活动,又被老板们洗了脑,认为这样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已经常态化了,甚至不赶一赶,沾点边,都落伍了,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快乐吗?光付出不犒赏自己,怎么取得心态平衡呢?三番五次下来,这个本来很勤勉的副市长从内心深处堕落,最后成了一个家外有家、家外之家还有家的几重婚外情的违法分子、腐败分子。
先进的文化住不进,低俗的文化长驱直入,在心里扎下根,随时等候一个欲望的契机和世风的浇灌。这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然低俗,当然脆弱。如果初心尚在,也许还有纠结、斗争,还有自我回头的机会。如果初心完全丧失,空洞的内心世界填满了欲望,不断迎合某一种或多种世俗、庸俗、恶俗的流行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空间发展,世俗文化在身上大行其道,直至吞噬了很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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