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革命是与中央红军长征密不可分的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三支中央红军曾英勇战斗于浙西南，留下光辉足迹。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脉相承的红军挺进师，肩负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使命，进军浙江，立足浙西南，创建革命根据地，吸引并长期牵制国民党主力部队，分担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时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造成国民党统治的后顾之忧，从政治和军事上战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为长征的胜利作出特有贡献。
浙西南腥风血雨的农民武装暴动、悲壮惨烈的红十三军斗争、浴血敌后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奠定了红军挺进师入浙策应长征的基石
1926年冬，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浙西南开展活动。次年1月，浙西南中共组织建立，播下浙西南革命火种。1927年10月，中共遂昌县委建立，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筹备武装斗争。1928年4月，中共遂昌县委发动领导工人罢工、农民闹米荒等经济斗争，建立200余人的遂昌县工农革命军，并于7月举行武装暴动，打响浙西南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
红十三军攻打缙云县城的主战场铁索桥
之后，缙云、青田、松阳、丽水等县蓬勃兴起农民武装暴动。浙南、浙西南的农民武装暴动，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3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员到浙南，整编浙南、浙西南的农民武装，建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开展武装斗争，其间攻打了丽水（原处州府）城。5月，以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为基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在温州永嘉建立，隶属中央军委领导。约4000人的红十三军频繁转战浙西南，其中攻占缙云县城影响最大，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于1930年9月10日报道称：“……红军一千余攻入缙云县城。缙城保安第一团机关枪（连）及步兵一排，完全失败缴械。连长同县长混在贫民中逃了。红军入城开放监狱，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受此鼓舞，丽水、青田、松阳、遂昌、缙云、宣平、龙泉等县农民武装暴动风起云涌。 腥风血雨的浙西南农民武装暴动和悲壮惨烈的红十三军斗争，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唤起了浙西南民众的觉醒。正如挺进师师长粟裕所说：“那里（浙西南）的群众基础比较好……革命的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心底埋藏着。”暴动遭镇压后，以进步群众组织“青帮”为掩护隐蔽、幸存的革命力量，后来成了挺进师的群众依托。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5月，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推动抗日运动，中革军委于6月下旬电令红七军团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敌人的深远后方行动。对内保留军团建制，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如粟裕所说：“中央为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也如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朱德在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所指出：当时的战略意图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 1934年7月6日夜，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孤军深入敌后，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拉开长征序幕，其间一度转战浙西南。8月26日夜，先遣队经福建寿宁进入浙西南，转战至庆元县荡口村。次日，击退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和留守举溪村之敌，进占举溪村。28日，向庆元县城进军，16时许进占庆元县城。红军入城后，分头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和抗日，镇压反动军警，打土豪救济贫困。30日，与敌浙江保安第三团等部激战于庆元县竹口，以20余人牺牲的代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击毙庆元县保卫团副团长丁南，活捉庆元县长张致远，缴获甚多，取得大捷。31日，进军龙泉县境，转战小梅、八都、溪头等地，打击反动势力，广泛宣传革命，在溪头村设立随军银行，用银元换回沿途向群众购买物品使用的苏维埃纸币，被群众称为“仁义之师”。先遣队的转战和宣传，为之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9月中旬先遣队继续北上时，由五十五团二营政委洪家云率两个连150余人，护送伤病员、战利品和押送俘虏到闽北苏区。该部完成任务后，奉命留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其中，攻打龙泉县住溪，歼浙江保安队一个排；攻打龙泉县长安镇（今属龙泉市八都镇），击溃浙江保安队一个连，歼灭盐务站守敌，打通浙闽边的盐路；两度攻打遂昌县王村口，救济贫困，宣传革命，为后来挺进师选取师部驻地创造了条件。 先遣队转战浙西南及洪家云部在浙西南的斗争，开辟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新的游击区，为挺进师入浙策应长征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挺进师之所以选取龙（泉）云（和）松（阳）遂（昌）和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这东西两片区域作为建立第一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就是因为东片区域有“青帮”群众依托，西片区域有洪家云部的工作基础。正如粟裕所指出：“因为洪家云同志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这个地区有一些工作基础；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们开展工作。”
红军挺进师誓死挺进国民党统治腹心，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并掀起革命高潮，吸引、调动国民党军，肩负起了战略策应长征的伟大使命
1934年10月下旬，先遣队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后，奉命退入闽浙赣苏区休整。11月4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主要领导人为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粟裕、刘英。“七军团编为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二十师，“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央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后，赋予先遣队保卫老苏区、创造新苏区的战略策应长征之任务。 11月18日，十九师再次出征，转战玉山、常山、遂安。24日，与追敌蒋志英部激战于遂安县白马，毙伤浙江保安纵队100余人，翻过乳洞山，转战遂安、淳安，进占遂安县重镇港口，沿途捣毁国民党公安分局，打土豪救济贫困，宣传抗日。接着，抢渡新安江，奔袭分水，与敌补充第一旅恶战于分水县富家，再转战昌化、歙县，攻占旌德县城。12月8日，向泾县、宣城间挺进，兵锋直指芜湖。此时的十九师，摆脱领导层曾洪易的干扰，机动灵活，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行踪飘忽不定，进退自如，从赣东北到浙西，再折入皖南，以两千人马，如利箭般直插敌人腹心，战略策应着中央红军长征。 在十九师出征的同日，中央军区电令：“十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常间挺出铁道以北……以创造皖浙边苏区。”11月24日，军团部及其二十师向德兴县重溪集结，辗转寻找突破口，至月底始从德兴、开化间突破敌封锁线出征。12月3日开始，转战开化、婺源、休宁，焚毁敌碉堡，破坏道路桥梁，打击反动势力，宣传革命和抗日，并电令十九师到歙县汤口会师。11日，全军团会师汤口，集中行动，以造成声势策应长征。 后因兵力过小和“左”的错误影响，孤悬敌后的十军团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至1935年1月，在江西怀玉山区遭敌重兵包围，指战员大部牺牲。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围，转移至德兴县广财山，与闽浙赣省委会合，随即奉命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此，挺进师肩负起十军团策应长征的未竟使命，进军浙江。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而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斗争环境特别恶劣。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兵力弱小、弹药匮乏、毫无接应的挺进师敢于挺进，誓师出征。 1935年2月27日，在两次出征遭强敌阻击后，挺进师第三次誓死出征。538名指战员越灵山、渡信江，冲过敌人多道封锁线。28日，挺进师宿营铅山县石溪，遭敌夜袭，电台被毁，从此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3月1日，挺进师夜袭上饶县甘溪，筹集、补充给养。3月2日，向闽北苏区前进，不料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已叛变，不但未得到闽北党组织的接应，反而遭敌围追堵截，屡遇险境。上旬，转战至闽北苏区的崇安县车盆坑，与中共崇安中心县委会合，洪家云部归建挺进师。 为立足浙江，挺进师决定转变战略，实行游击战。为此，部队在崇安县岚谷一带开展为期半月的整训，建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以加强领导。 3月20日夜，挺进师翻越仙霞岭，穿过敌人封锁线，经浦城、江山县境，进抵龙泉县境。25日，在龙泉县溪头打响入浙第一仗。29日转战至庆元县半岭村，次日召开政委会会议，统一思想，增强信心，坚决挺进浙江。为此，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创造条件进入浙江。至4月28日，在庆元县斋郎迎战被调动而至的闽浙两省3000余敌，取得大捷，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4月30日，挺进师乘胜进军，在龙泉县梅七村分兵行动，第二纵队进入洪家云部原来活动区域，“恢复原来基地”，其余主力进军浙西南腹地。5月10日，主力进抵松阳县境，受到进步群众组织“青帮”的欢迎和支持，获得群众依托。垂饵虎口的挺进师，成了直插敌人腹心的一支利剑。 挺进师遂选定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区域，依托“青帮”群众，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开辟根据地。6月上旬，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师政委会召开会议，总结部署工作。会议决定，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建立浙西南军分区，加强地方武装工作；将挺进师第四支队扩建为第四纵队，重新配备干部；将松阳、龙泉、遂昌部分地方武装组成挺进师独立第十五支队，配合地方工作团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成立松（阳）遂（昌）地方游击大队，配合红军部队作战和地方工作。 会后，各部进入各自活动区域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然后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 7月，挺进师师部进驻遂昌县王村口，全面领导开展根据地建设。29日，挺进师在王村口天后宫举行誓师大会，开展八一军事大示威行动，分兵袭击大小城镇19个，缴获甚众，扩充红军400余人，不仅再次粉碎敌人“进剿”，而且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沿线，把根据地建设推向高潮：中共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纵横百余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在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五县间形成，全国革命低潮中的浙西南革命高潮开始兴起。 挺进师进军浙江、立足浙西南掀起革命高潮之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经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跨越大草地的艰难时期，浙西南革命从战略上与长征遥相呼应，肩负了战略策应长征的使命。
红军挺进师誓死挺进国民党统治腹心，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并掀起革命高潮，吸引、调动国民党军，肩负起了战略策应长征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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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挺进师政委会会议旧址（龙泉仓公式社殿）
浙江是包括蒋介石、陈诚在内诸多国民党要员的家乡，是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老巢和统治中枢所在地，还是支撑国民党“剿共”军费的江浙财阀盘踞地、国民党统治的“模范省”“平安之区”。因此，浙西南革命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 面对浙江保安团队对付不了挺进师，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安，迅速抽调以十八军为主力的约7万兵力入浙，大举“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起家的老本，下辖四个师，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还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尤其是在第五次“围剿”时，被作为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刀尖”；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国民党“清剿”浙西南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1935年9月初，经过发展才千余人的挺进师，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在龙泉县上田附近召开政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反“清剿”斗争。会议回顾中央苏区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经验，深刻认识到挺进师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第十八军一个营或一个保安团，只能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才能粉碎敌人的“清剿”，遂决定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国民党军的“清剿”，自1935年9月19日发动进攻，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并肩战斗，浴血抗击，誓死保卫根据地，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根据地遭血洗。挺进师主力四五百人，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于1935年9月22日从龙泉县郑庄大横坑出发，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跳出包围圈，南下闽浙边境。10月5日，到达闽东寿宁县郑家坑，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师。为联合开展斗争，双方召开联席会议，商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11月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县白柯湾村正式成立。之后，挺进师即以闽东党组织已有工作基础的（福）鼎平（阳）边区为依托，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斗争，并逐渐向北发展，创建了浙南、浙东、浙东南等新的游击根据地。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所指出：“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可见，浙西南革命直接抗击、牵制国民党军7万兵力长达8个多月，减轻了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从军事上战略策应了长征。 正因为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腹心、江浙财阀盘踞地，所以浙西南革命对国民党统治的打击特别沉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于把革命堡垒构筑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家门口；浙西南革命高潮的掀起，等于把革命烈火烧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挺进师犹如一把插向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尖刀，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这造成了国民党当局的后顾之忧，使国民党当局背上沉重的包袱，无法安心地尽全力“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从政治上战略策应了长征。 综上所述，北上抗日先遣队拉开了长征的序幕，掩护了中央实施战略转移，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先后战略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展的浙西南革命斗争，在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在中共党史军史上写下重要篇章，留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