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军事记者？

时事 2024-11-07 18:55 北京

记者就是战士

文：贾永

27岁的阎吾从安徽桐城三江口跳上一条突击船，向长江南岸冲去。这是1949年4月21日午夜，农历谷雨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500公里地段，发起渡江战役。

千里大江，炮声裂空，长江江面，万船齐发……当土布军装上留下又一个弹孔，阎吾的战地新闻《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情景》，也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传遍大江南北。

这篇报道，后来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

新华社前线记者阎吾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安庆、芜湖间某地强渡长江时的情景称：21日黄昏，江北某地解放军的阵地上空，突然升起银光四射的发光弹，顷刻，整个北岸阵地发出了震天动地的雷鸣，从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上，无数道火线飞向南岸，接着整个南岸国民党军的阵地就完全陷于一片火海中。炽烈的炮火映红了江面和天空。

接着，从各个港口涌出了无数只大小船只。它们立即散布江面，像箭似的向南飞驶而去。北岸的江边，站满着当地的居民、民工和解放军的指战员，大家都屏息凝视着火光掩映的江面，等候着。忽然，在南岸连续飞起登陆的信号，枪炮声、喊杀声连续不断。北岸所有的人们立时迸发出一片欢呼：“过去了！”“过去了！”

阎吾的报道，就像带着你走向战场，文字不长却总能给人以最真实、最直接的战争感受。老八路出身的阎吾文化不高，之所以有着“战地情景新闻大师”之称，是因为他能冲敢闯，始终紧跟战斗进程报道新闻事件。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他第一批渡江；1951年3月汉城撤退，他最后一批撤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阎吾还曾代替过牺牲的指挥员指挥战斗。

1979年边境反击作战，已经58岁的阎吾再度奔赴战场一线，冒着炮火写出了又一篇亲历式的新闻名篇《战后凉山》。1980年，第一届全国好新闻奖评选，阎吾这篇作品高票入选。

也是在1979年，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成立，1965年集体转隶地方的新华社军事记者，在时隔14年后重新穿上军装。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兼任解放军总分社社长，阎吾担任第一副社长。新华社驻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机构为分社，编制为师级，业务指导由总分社负责，人员管理归各大单位。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解放军总分社缩编为解放军分社，各大单位分社随之降格为记者站，作为军分社派出机构，人员收回军分社统一管理。

认识阎吾，是在1990年8月。解放军分社业务轮训，时任军分社社长刘回年请来阎吾与年轻记者话传统。花白的头发，褪色的军衣，还有那让我听着亲近的山东话……这样的阎吾，就像家乡的退休工人，很难将他与一位著名军事记者、军队高级干部联系起来。

我还在广西边防服役时，就听众多的新闻前辈讲述阎吾的故事，称他“阎老吾”，说他随身带着两件宝：一只酒壶一相机。好文章一出手，便开怀畅饮。

听说我在广西边防当过兵，又是山东老乡，阎吾对我很是亲切，开玩笑说，小贾你请我喝酒，我教你写报道，桂林的三花酒不错！三花酒是一款米香型白酒，当时不过四五块钱一瓶。然而，直到阎吾1996年1月17日病逝，我也没请过老人。

送别老人的那一天，我和分社记者谭道博在题为《首都新闻界朔风之中送阎吾》的消息中，用“三个之最”概括了这位可敬的老前辈的新闻历程：参加战斗最多,采写战地新闻最多,在第一线组织战役性报道最多。

“一生未曾下战马”的阎吾，仿佛是为战而生。时隔多年，阎吾讲起战争年代的采访报道时挥动双手的样子，依然时常在我记忆的屏幕上闪现：“作为一个前线记者，最重要的是到战斗的第一线。一到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就必然有所感，这就是触景生情！有了战斗的激情，自然就能写出战斗性强的报道。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战争画卷，要不当场去记录下来，谁还能再给你重演呢？所以，记者要像战士那样，时刻保持旺盛的求战斗志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我们的信条应该是：到现实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战斗中去！”

那一天，阎吾还特别提到了两位名扬朝鲜战场的战地记者，都是与他一样的老八路出身，都是亲历式新闻的写作高手，也都是敢于用生命换取第一手新闻素材的新华社军事记者。这就是华山与李耐因。

新华社军事记者华山与阎吾（右）

在朝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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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有句朴素的话：“不是我亲自采访来的材料，我是从来不写的。”仅从华山的《朝鲜战场日记》中，就能感受到他扎实过硬的采访作风：“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在一条战壕里抽一袋烟，一起经受战火考验，他们才能把心里话掏出来，让你了解到最真实、最生动的活材料。”

当时的华山已是团一级的干部，但他的战地写作环境甚至比普通士兵的生存环境还要艰苦：“洞子里亮着手提式大手电灯，看地图，写东西，都很过瘾。只是脖子直不起来，已经歪歪六个钟头，真想出去伸伸腰腿。可是洞口满是人，坐在雪里袖着手睡，真不忍心惊动。”

华山1920年出生在广西龙州一个壮族家庭，后来到上海泉漳中学读高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洗礼，到抗美援朝时期，华山已经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即便遇到美军战机狂轰滥炸，也能从容不迫。“每天早起，先把铺盖、文件、枪支拿到户外分散隐藏好了，屋里只留下军用地图和收音机。穿鞋坐在炕上，拿膝盖做办公桌子，材料本放在手边，敌机到头顶再走不迟。”正因如此，华山的新闻作品有着浓烈的兵味、战味、硝烟味。

“坚守阵地的英雄们都壮烈牺牲了：连长，排长，班长，战士——二十六个都在阵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两个钟头他们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只知道连长的手，依然紧紧地握住那支马枪，眼睛依然直直地瞪着敌人拼命突围的方向。这样的战士啊！死了也不肯向敌人低头，一支枪也敢顶住千军万马——就凭这股气势，还有什么敌人消灭不了呢？”这是华山发自朝鲜战场的通讯《歼灭性的打击》中的一段记录。

他的作品，有着那些远离战场的记者不曾有过的真切的战场感受。华山曾经回忆说，别人问我是什么职务，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最低的职务是记者，最高的职务也是记者。”

1985年9月，华山病逝。他的骨灰洒在了曾战斗过的太行山下的清漳河里——那里，长眠着抗战时期牺牲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的50位战地记者。

李耐因全程参加了长津湖战役。那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残酷的一战，志愿军不仅要面对东线战场上装备精良的美国陆军第十军3个师，还要面对朝鲜北部50年一遇的严冬。地处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夜间最低温度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冲锋号响起的时候，不少战士双腿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站起来，枪栓又冻得拉不开了。与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一路征战的李耐因，在追击美军途中写下了《在追击线上》，在天寒地坼的雪地里写下了《打败严寒》……中朝两军胜利会师后，又写下了《不朽的友谊》，直到他两年后回国，才得知这篇通讯收入了中学课本。

1951年

新华社军事记者阎吾（右）、李耐因

在开城停战谈判会场帐篷外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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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新华社工作的时候，华山已经病逝，与从《瞭望》周刊总编辑任上退下来的李耐因则有过多次接触。李耐因小阎吾5岁，也是山东人，从军之初就在我的老家附近当八路军武工队员，两年后成为渤海军区《前锋报》记者。李耐因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作战经验同样十分丰富。他告诉我：“军事记者必须成为合格的军人，至少能在战场上有效保护自己，不能成为部队的拖累。”

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李耐因专门赠送我一篇朝鲜战场回忆文章，“飞兵插入敌后”一节特别生动：

沿着山间小路，部队像链条一样伸展出去。积雪在人们脚下融化，很快冻成硬邦邦的冰。路越走越难，我们顺着一米多宽的山路向山顶攀登，左边是陡峭的山崖，右边是灰蒙蒙的深谷，人们脚下不时传来冰层断裂的咔嚓声。心里都在叫着：“可不要滑倒，可不要滑倒！”可还是一个趔趄，吓一身冷汗。前边传来口令：“一个跟一个，联络着走！”这就是说，前边的路更难走了。天黑下来了，不见星光，路陡直地向上伸去。开始，我们还可抓住路边的小树向上爬，后来小树没有了，只好手攀岩石向上爬，山风吹来，手是又麻又痛。队伍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又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后来干脆停下不动了。后面一个劲儿传来口令“向前传，快走！”但还是不动。一阵山风吹来，人们爬出一身汗，立刻来个透心凉，两只脚像被蛇咬，冻得生疼，但谁也不敢活动，生怕失足摔到山下去。这里的山是如此众多、险恶。大雪覆盖着，白皑皑得像堆叠起来的馒头，爬呀爬呀，满以为到了山顶了，哪想转过一个崖头或树林，山路又向上伸延了，好像永无尽头似的。我身上汗水浸透了棉袄，两条腿酸软发抖，只有喘息的份儿，心里一个劲想：“快到了吧，快到了吧！”看路边厚厚的雪，似乎也不寒冷冰冻了，毛茸茸的像一团棉花，真是想躺上去，舒舒服服地睡他一觉，该有多好！可是不行，还得走。我身上只有一个装笔记本、稿纸的挎包和一根5斤重的粮袋，一支手枪，战士却还有支7斤重的步枪、4颗手榴弹、军用小铁锨、背包，多我几倍的重量。那夜行军的艰辛，也是多我几倍！东方现出鱼肚白，前方山背后传出隆隆炮声和爆炸的闪光。一架敌机从我们头顶掠过，疲劳的队伍顿时活跃起来，前边传来口令：“跟紧，肃静！”狭窄的山道上，挤成三行、四行，人们跑步前进。我们的部队像脱鞘的利剑，穿越黑夜，穿越密林，穿越高山，向着敌人刺去……

记者首先是行动者。中外优秀军事记者几乎都在追求这种靠近战场、靠近一线，尤其是贴近最基层士兵的体验。美国著名报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在《目睹世界六十年》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回忆：二战期间，法国巴黎有一个小酒馆，那是战地记者们的聚集之处。在那里，号称亲自参加了多次战斗、第一个驾吉普车冲进巴黎的海明威经常是记者中的焦点，

但是，每当有“大兵记者”之称的欧尼·派尔走进酒馆，海明威便黯然失色。派尔最关注的是那些冲锋在第一线的普通士兵，他的战地报道被300多家报纸同时转载，被誉为“建立丰功伟业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1945年4月18日，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派尔在琉球群岛美军对日作战中不幸战死。“他的死，引发了美国人仅次于一周前罗斯福总统逝世时的悲痛。”

有一句被新闻界反复引用的话叫做：“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这是匈牙利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卡帕曾在抗战时期报道过中国军民血战台儿庄，也曾报道过西班牙内战、意大利战争和法国解放等战争。如今，运河边上的山东枣庄台儿庄古城内，还陈列着卡帕当时拍摄的大量战地照片。

1938年5月23日，台儿庄大战中一个上身挂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生活》杂志，进而轰动了世界。卡帕这样评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由于总能拍到最生动的战地照片，摄影界习惯称他为“走运的卡帕”。

1954年，卡帕悄悄来到越南战场。这一次，一向以走运出名的卡帕永远地倒下了。他死亡的那一天，战争已近尾声。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说要到附近走一走，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一会儿，人们听到了从卡帕走去的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又让走运的卡帕抢到好镜头了。”谁料，那竟是地雷夺走卡帕41岁生命的巨响……

和平年代，远离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远离了这种采访方式——

摩托化行军，就是四个轮子托着你走向战场。

蒙着伪装网的车厢像颠簸的猫耳洞，车后滚滚尘埃在夜幕中汇成一条白色长蛇。负责守望的下士徐初银斜倚着身旁昏昏睡去的战友，望着远处一团熹微的晖光。地平线上，那团蛋黄般的太阳粘粘糊糊地与蠕动着的点点黑影渐渐剥离，突然暴露出这支绵延不绝的庞大车队。

列兵叶兆佳睁开眼。一夜里，他紧抱着那支半旧的56式冲锋枪。500里尘烟早已把他和全车战友涂成一只只土黄色的秦俑。

车队再一次停下来的时候，已置身于一片村落稀疏、树草丛生、丘陵起伏的山地里。

叶兆佳听见营长跑前跑后地指挥炮车疏散，又见排长从后面车上钻出来，打开地图向一直随同开进的记者问：

“这是什么地方？”

“中国欧文堡。”

这是1991年深秋一次对抗演习中“红军”进军实况，也是当年11月23日见诸于中国青年报的《秋天，我们发起进攻》的开头部分。

参演红方是第一集团军某机步师，蓝方为一个装甲旅，演习地点在安徽东部的三界，那是当时的南京军区的一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欧文堡，美军国家训练中心所在地，占地2576平方公里。美国本土部队每隔18个月就到欧文堡轮训一次，“感受战场气氛”。在海湾战争出尽风头的美国陆军第二十四机步师，就曾在欧文堡“轮战”7次以上。早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建成之前，三界训练基地已经开始组织师团规模的红蓝对抗演习，也便有了“中国的欧文堡”之称。

某种意义上说，军事演习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尤其是这种实战化条件下的实兵实弹对抗军演。我和杨浪是应邀参加演习的记者。杨浪军人出身，那时候在中国青年报主持军事报道，与我一样也是听到枪炮声就亢奋的主儿。那些年军费紧张，搞一次大型军演不易。杨浪提出，能否分别随红蓝两军行动，来一次嵌入式采访。

在此之前，我到过三界基地采访，与基地首长熟悉。这一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就这样，我到红军，杨浪到蓝军，惊心动魄的三天三夜，我们以红蓝两军的一员参演，获得了这场演习的最生动细节。这是总攻那天嵌入红军队伍中的我，与“硬骨头六连”进至突击出发地时的情景——

潜伏在蓝军阵地前沿的红军火箭筒手已经做出射击的姿势，右手都扣到扳机上了。

记者就潜伏在40火箭筒手刘葆红下士的身旁。此刻，轻重机枪手、反坦克导弹射手，乃至我们这支队伍中的每个战斗人员，几乎都与刘葆红取同一姿势。自从2小时前排长陈立新带领战士们从3公里外的地方一路疾进到这里，大家几乎就一直作这般静止状。

空中雾霭汇成一抹淡淡的云。山野沉寂而又空旷，唯有间或飞起的几只小鸟，偶尔划破天空的凝重。

“排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没动静，就是快了。”一问一答都是《南征北战》中的现成对白。但，用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竟是那么恰当。

陈立新少尉紧了紧耳朵上护耳样的电台耳机。事实上，他更关心那里面的动静。

记者把望远镜对准正前方，我知道，300米纵深的反坦克三角锥和雷区前面草丛中的某一处，此刻就潜伏着作为蓝军的另一位记者老兄。

这时的杨浪正在蓝军的防御阵地，周围的一切令他大发感慨：“今天能见度不错。望远镜里，能看清远山的独立树、山下的房屋，肉眼能看到旁边山头的坦克靶标和标志强击轰炸的白圈，偶尔还能见到佩戴着黄色袖标的演习导调人员的身影。尽管仔细搜索，也见不到一个红军的影子，但我们确信，他们此刻一定也潜伏在面前丘陵中的某个皱褶里。身边，蓝军士兵的隐蔽也令人惊叹，尽管近在咫尺，但是如不活动，你便很难发现他们。迷彩服把战士包裹，秋色把阵地包裹。”

那几天，36岁的杨浪一身的迷彩，跟随蓝军一路袭扰红军，因为“入戏”太深，差点被导演部劝离演习场。我们两人组合而成的军演纪实《秋天，我们发起进攻》，被称为“把演习写成战争的报道”，一度成了同类题材的写作范本。

那次军演，一辆地方大货车撞上了我所乘坐的运兵车，我倒霉地成了演习中唯一的“挂彩者”。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锡章中将从战场监控系统发现了脑袋上缠了绷带的我，不禁感慨：“记者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了！”

致敬每一个在战位上的记者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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