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燕往事之百年前回族乡绅婚礼礼单：随份子钱平均200元
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西上村回族村民冶青禄家珍藏着一份民国十九年（1930年）结婚婚礼上的礼单，看似简单，却内含丰富的信息量，对研究历史、经济、民俗、传统文化都有参考价值。
文物的研究价值取决于它所携带的信息量。冶青禄祖上较为富裕，与地方上的官宦头人有结交，可以说，这是一份信息量很大的90多年前化隆县农村回族乡绅婚礼上的礼单。
礼单封面及册内用纸是比较优质的土制薄纸，封面做了装饰，贴了三条红纸书写名目、时间和祝福语。右下红纸条书写“冶记”，正中间红纸条书写“民国拾九年二月二一日礼账”，左上红纸条书写“百年好合”，正中间红纸条右侧和左侧分别书写“天定良缘”和“天长地久”，两侧字体呈菱形对称摆布。礼单线装装订整齐考究，内容用毛笔字书写。民国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回族读书人不多，能被东家邀请书写礼账，尊称为“账房先生“，已经算是地方上的“秀才”了，而且也是一位口碑良好、值得信赖的人。
从礼单上的时间来看，年份采用民国历，月份和日期采用农历。我国自民国元年开始正式采用公历，是国际通用的历法。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用民国历。所以礼单上这种写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礼单上的时间对应公历应该是1930年3月20日，星期四，根据回族民俗是个吉日。
礼单上的人已作古，我就不避讳了，按照礼单顺序将姓名和随礼一一列出来：马积禎 礼钱四串文整、袜子一双；冶正元礼钱拾串文、袜子一双、青料子一块、羊方一个；大学老人礼钱拾串文、小帽一顶、核桃枣儿一升；陈兆祥礼钱四串文整；马乡约礼钱四串文整；老成德礼钱八串文、袜子一双；马进伏礼钱二串文整、袜子一双；周运礼钱四串文整；马尕兔尔礼钱整四把；马三十六（阿舅）礼钱四串文整；闵金忠礼钱拾串文、袜子一双；冶尕来阿爷礼钱四串文；冶阿洪阿奶礼钱一串文整；马应才礼钱五串文、羊方；陈三十七礼钱二串文整；李晒尕礼钱二串文整；冶建明青料子夹袄一件、袜子一双、羊方；马建隆礼钱四串文整、鞋一双、袜子一双；李傻爸礼钱二串文整；陈兆祯礼钱二串文整、袜子一双；马林礼钱四串文；马三德礼钱三串文；冶福堂礼钱四串文整、鞋一双；王廷贤礼钱二串文；高成林礼钱五串文整；喇傻爸礼钱二串文整；海力瑞（阿爷）礼钱二串文、手巾一条；兴盛奎老二礼钱四串文、兰布衫子一件；冶锦堂礼钱三串文；马子寿（阿爸）礼钱四串文整、卡吉布三刀；冶八十一（二人）礼钱三串文；周清元礼钱二串文；马三个礼钱五串文；马尔力礼钱三串文整；闵学仁礼钱五串文整；闵知文礼钱五串文；虎儿力（麻什加）礼钱六串文整；马卒（阿舅）礼钱八串文；苗成哇礼钱四串文；马应寿礼钱二串文、手巾一条；马得彪（汗知 ）礼钱三串文；马安荣（阿舅）礼钱二拾串文整；（杨坡）马傻力巴礼钱二串文、袜子一双；马如林礼钱二串文；马尔沙礼钱三串文；掌匠尕乎晒礼钱一串文整；冶八来礼钱二串文；（弄欠）四旧爷礼钱陆串文；马四十九（驮水）礼钱四串文；阿若拉个苏（酥）油壶；冶万尕（油坊）礼钱四串文；藏滩三旧爷礼钱十二串文；冶尕来卜礼钱四串文整；马应怒四礼钱十串文（麻钱）；马阿洪礼钱拾串文；（窑隆）七十三礼钱十二串文、袜子一双；冶油个（阿旧）礼钱四串文；冶来必（阿旧）礼钱四串文；马营副（骑兵三营）礼钱三串文；王六十一礼钱四串文。
礼单上共出现人名62人，分别有“马、冶、陈、周、王、闵、李、喇、苗、高”共10姓，与现在依然生活在化隆巴燕地区的回族姓氏相一致，其中，“马姓”23人，占比37%；“冶姓”11人，占比18%。时至今日，西上村依然以“马姓”“冶姓”较多。礼单中的“马乡约”姓名马应彪，是民国化隆县的知名人士，其外孙马绍武曾任民国青海省民政厅、教育厅厅长。马得彪标注“汗知”，回族对从麦加朝觐归来的人士，一般尊称为“汗知”。说明九十多年前，巴燕地区有人去麦加朝觐归来。马营副是骑兵三营副营长,只留姓没留名。
较为遗憾的是，礼单中没有写新郎的姓名。但礼单中标注“冶正元阿爸”（阿爸系叔叔），而且是结婚当天第二个来贺喜的人，礼金也较多，估计是新郎的亲叔叔。经相关人士考证，西上村冶氏与民和县冶土司一脉相承，根据冶德明先生所著《青海冶土司及冶姓回族溯源》推断冶土司家谱取“字”名“进、镇（正）、殿（建）、廷（青）”顺序来看，新郎应该是“建”字辈。礼单中出现“冶建明”，没有标注关系，估计与新郎同为“建”字辈，应该是堂兄弟。从礼单人名来看，至少在民国时期，化隆巴燕西上村冶氏取“字”名顺序与民和冶土司家族一致。礼单中随礼最多的是舅舅马安荣，一方面体现了舅舅较为富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青海人极为重视舅舅的习俗，不管婚丧嫁娶都要把舅舅摆在前头，所谓"阿舅外甥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还有老话说：“阿舅是骨头的主。”意思即舅舅是很亲的长辈。
礼单中，对礼金的称呼较为特殊，均标注为“串文”。礼钱中出现了“一串文”“二串文”“三串文”“四串文”“五串文”等，礼金最少“一串文”，最多“二十串文”。通过对贺礼人“马应怒四礼钱十串文（麻钱）”，特别标注为“麻钱”来判断（“麻钱”即圆形方孔铜钱），来贺礼的人送的都应该是纸币。据《化隆县志》记载化隆铜质制钱（俗叫麻钱）流行最多的是乾隆、道光间所铸“通宝”，麻钱单位称“吊”“串”或“贯”。据《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作者卫斯考证，“贯”作为钱币计数单位始于西汉，“吊”也应始于西汉，“贯、吊”同源，“串”作为贯或吊省陌之后的俗称应始于西晋以后。
“一串文”是一种纸币，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发行，用于代替银两在市场上流通。当然，晚清和民国社会上流通的纸币种类繁多，纸币单位也有多种称谓。
“一串文“这种钱票，有官钱铺、官银局等地方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和地方官府发行的，经笔者在百度搜集，1904年湖北官钱局发行了“制钱壹串文”钱票，1908年湖南官钱局发行了“制钱壹串文”钱票，1927年陕西富秦钱局发行了“壹串文”“贰串文”钱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边区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银行也发行了“一串文”“贰串文”的纸币，用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一串文”钱票也有钱铺、银号、当铺、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的，如1886年甘肃天成谦号就印制过“一串文”“贰串文”钱票。据郭志理撰写的《民国时期勉县货币的演变》也介绍，“民国二十年，沔县商务会，发行油布钱票（即帖子），票面为“壹串文”、“貳串文”.随后，有些商号，也出自己的字号的“帖子”，以便为使用者兑换现金。”崔永红等主编的《青海通史》记载“光绪初，西宁有七八家大商号，各发行‘五百文’钱票流通市面，但不久这些商号相继倒闭，持票者蒙受了损失”。
如果礼单中的钱票是“官票”，据《化隆县志》记载“民国18年（1929年），由于国民军冯玉祥部来青海和化隆，西北银行的纸币也流通市面。”据史料记载，民国16年（1927年）冯玉祥入陕，陕西富秦钱局归西北银行管辖。另据朱清华、 李东撰写《民国期间陕西省富秦钱局纸币收集与研究》记载“清末，陕西成立藩司设立富秦钱局，发行制钱票。”“民国十四年，西安艺林印书社代印制钱票壹串文。民国十五年，西安艺林印书社代印制钱票壹串文。民国十六年版，西安南院门东街义兴新石印制钱票壹串文、贰串文及辅币银角票壹角、叁角、伍角，共计五种。”流行化隆的很有可能是陕西富秦钱局的钱票。青海是1929年正式建省成立的，在此之前，巴燕地区归甘肃管辖，也有可能是“兰州官银钱局”发行的，可惜未曾搜集到相关实物资料。笔者尚不清楚，冶家礼单中的钱票是“官票”还是“私票”。
“一串文”值多少钱呢？由于没有查询到“一串文”交易的相关史料，只能查询“一串文”到底能折算多少个铜钱。因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差异，具体数额并不统一，通常是一百个铜钱为一串，十串铜钱为一贯。如果测算购买力，铜钱与人民币的参照物的确不好找。据2013年4月22日《西宁晚报》刊发《听西北钱王讲述解放前的青海金融史》文章，在采访被誉为“西宁钱王”的崔艺民老先生时，崔先生介绍，1929年的西宁市场一个铜钱能买到“一个油糕(一种油炸的甜食)。“油炸糕”作为一种地方特色小吃，目前在市场也很常见，如果扣除商业租房溢价等因素，目前市场一个油炸糕也就一元钱。
据此来看，一个铜钱与一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一串文”也就相当于100元人民币。从礼单随礼人员来看，随礼“二串文”的占比20%，应该是街坊邻居，相当于随礼200元人民币；随礼“四串文”的占比30%，应该是亲友，相当于随礼400元人民币。而新郎的舅舅马安荣随礼“二十串文”，相当于随礼2000元人民币。礼单最后一页有一个总账，总收礼267串文，相当于收礼人民币26700元。
礼单上赠送的实物有：袜子、鞋子、帽子、布料、衣服、手巾、羊肉、核桃、枣等，其中赠送袜子人员较多，除一人单纯送实物外，其他人都是赠送礼金并搭送实物，赠送实物人员占比30%，赠送礼金并搭送实物是习俗，体现了礼金不足实物来搭配，目前化隆巴燕地区还在保留，但占比很低。
这份礼单就是飘落的历史碎片，携带着大量的信息，从1930年化隆农村结婚送礼，反映出当时农村的风俗礼仪、人口、物产、经济状况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和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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