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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说：“逻辑是一切思考的基础”。
是的，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它是现实世界背后的本质规律，它教会人如何思考与表达。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阶段将逻辑学当作一门必修课，但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缺席了数十年之久。
晚清民国
大、中学校多开设有逻辑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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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先生的音译。自20世纪初，传统逻辑系统传入中国，教育界就把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在民国时期，逻辑学也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科目。
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开课讲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胡适等学术名家，亦将逻辑学深入应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民国时期，逻辑学也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科目。
193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如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
这场大批判虽然声势浩大，但因批判者的在野身份，结果并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五、六十年代
逻辑教学两次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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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于1946年11月作出《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己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1950年代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
这种课程是给非理工学科开设的，叫作普通逻辑课。最先引进的苏联逻辑教材是曹葆华翻译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是1946年开禁后出版的，仍带有对逻辑的高压态势，……其批判多是无中生有或者根本错误。在逻辑内容上则是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培根、穆勒的古典归纳，大致是延续19世纪的逻辑教学体系，因而这是一本内容落后、观念陈旧的逻辑课本。
1951年出版的维诺哥拉道夫和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的译
进入60年代，“十年动乱”中，逻辑学再遭重创。
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
就这样，逻辑学在中国高校的教育体系中逐渐消亡。
80年代至今，经短暂复苏后
逻辑课再度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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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确实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
但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
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中踢了出去。
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吴家国如此总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逻辑教学走入困境。……主要表现是：部分学校、专业的逻辑课被别的课程取代，开课面大为减少；保留逻辑课程的学校、专业，有的减少了教学时间，有的把必修改为选修；……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应考面相当大的几个专业，如中文、法律、行政管理等，把原已考了多年的‘普通逻辑’给取消了……”
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
“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量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逻辑常识教育缺席数十年
社会已呈现出思维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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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
逻辑学的缺失，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没有逻辑思维，人们日渐养成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故意歪曲别人的观点，用攻击取代说理，用特例为自己的错误开脱……社交媒体上的键盘侠就是例证，很多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互撕口水战。
晚清民国
大、中学校多开设有逻辑必修课
↑严复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先生的音译。自20世纪初，传统逻辑系统传入中国，教育界就把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在民国时期，逻辑学也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科目。
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开课讲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胡适等学术名家，亦将逻辑学深入应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民国时期，逻辑学也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科目。
193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如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
这场大批判虽然声势浩大，但因批判者的在野身份，结果并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苏联于1946年11月作出《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己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1950年代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
这种课程是给非理工学科开设的，叫作普通逻辑课。最先引进的苏联逻辑教材是曹葆华翻译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是1946年开禁后出版的，仍带有对逻辑的高压态势，……其批判多是无中生有或者根本错误。在逻辑内容上则是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培根、穆勒的古典归纳，大致是延续19世纪的逻辑教学体系，因而这是一本内容落后、观念陈旧的逻辑课本。
1951年出版的维诺哥拉道夫和
进入60年代，“十年动乱”中，逻辑学再遭重创。
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
就这样，逻辑学在中国高校的教育体系中逐渐消亡。
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确实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
但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
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中踢了出去。
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吴家国如此总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逻辑教学走入困境。……主要表现是：部分学校、专业的逻辑课被别的课程取代，开课面大为减少；保留逻辑课程的学校、专业，有的减少了教学时间，有的把必修改为选修；……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应考面相当大的几个专业，如中文、法律、行政管理等，把原已考了多年的‘普通逻辑’给取消了……”
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
“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量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逻辑常识教育缺席数十年
社会已呈现出思维病态
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
逻辑学的缺失，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没有逻辑思维，人们日渐养成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故意歪曲别人的观点，用攻击取代说理，用特例为自己的错误开脱……社交媒体上的键盘侠就是例证，很多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互撕口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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