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执行异议案件中，人民法院作出不得执行或者准予执行的判决，是否应判决撤销执行裁定？
答：执行异议案件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如果判决不得执行特定执行标的，则应该终结执行程序、解除执行措施，此时就需要处理执行法院先前作出的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裁定。同理，在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如果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则需要处理执行法院先前作岀的中止执行裁定。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异议裁定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或者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对执行标的执行的，相当于推翻了执行异议裁定，否定了执行异议裁定的效力，因此，在判决中应一并撤销执行异议裁定。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支持案外人、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已经否认了执行异议裁定的效力，没有必要在判决中撤销执行异议裁定。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现为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对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对该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可见，司法解释已经规定，在执行异议案件的判决结果和执行异议的裁定结果相反的情况下，执行异议裁定失效。因此，在执行异议之诉判决中无须另行撤销执行异议裁定。二、案外人针对仲裁机构作出的确权裁决书或仲裁调解书的执行能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答：案外人针对仲裁机构作出的确权裁决书或仲裁调解书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仲裁裁决书与调解书本身，这种情形应通过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解决。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可被撤销的情形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因此，认为仲裁裁决书与调解书有错误的，不能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答：执行异议是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行为不服提出异议，通过执行复议制度解决。这里的“执行行为”一般包括：执行法院采取的执行措施；执行法院采取的执行方法；执行法院在强制执行时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现为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岀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对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现为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在当事人、管辖法院、裁判程序等方面均有区别。如果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现为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提起诉讼，经审查，当事人系对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存在争议的，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其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现为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四、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以被执行人为被告就执行标的物另行提起确权之诉，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不予受理并告知案外人根据该条规定主张权利?
答：不应当，这种做法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在另行起诉和执行异议之诉中有选择权，即便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也可以不提出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而仅就执行标的确权或者给付进行起诉，这是案外人的权利。这种情况属于案外人另行提起了新的普通诉讼，而非执行异议之诉。如果其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可再以该案中的生效法律文书为证据，向原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或者申请执行回转。但这种方法不利于案外人权益保护，人民法院在审查案外人另行提起的新诉时应予适当释明。案外人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一审判决作出前，又向执行法院就相同执行标的提起确权之诉的，应当合并审理。案外人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且同时对执行标的提起确权之诉后，又就相同执行标的向其他法院提起确权之诉的，受理确权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执行法院一并审理，执行异议之诉已经作出裁判的，则应当驳回起诉。案外人在提出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的同时，又提出对执行标的进行确权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后，案外人就不能再对执行标的的确权另行起诉。五、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权过程中，针对特定标的物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另案生效判决、调解书为依据，要求对该标的物停止执行的，应当如何处理？
答：应当根据另案生效判决、调解书的性质作出区分，如果案外人依据另案确权判决或形成判决对该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案外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即取得该标的物法律上的所有权，依据物权应当优先于债权的理论，案外人享有的物权应当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因此，法院应当判决停止对标的物的执行。如果另案给付判决或调解书确认被执行人向案外人转移该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案外人在完成对执行标的物的物权公示手续前，享有的仅是请求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债权，而申请执行人享有的是金钱债权，两者在性质上都是债权，在发生冲突时，如果其中有的判决存在错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如果两个判决均不存在错误，则应当通过执行竞合程序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现为第五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于同种性质的债权，如果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满足同一顺序执行权利人的，应当按照比例分配，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条（现为第五百零八条）第一句，“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六、执行异议之诉中，被执行人对案外人的权利主张表示承认的，是否可以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责任？
答：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原则。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同样应遵循上述原则。案外人作为原告方应举证其存在可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在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中，申请执行人则应举证证明执行标的可以强制执行。作为上述举证原则的例外情形，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事实的承认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确立了自认制度。自认制度暗含的适用前提应是诉讼程序本身具有对抗性，利益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和自认，不能免除提出具体诉请或事实主张一方的举证责任。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案外人和被执行人合谋通过共同确认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对抗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的情形，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因此，有意见认为，应加强法院在案件事实调查中的作用，同时引入禁止反言规则。我们认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为了真正避免当事人恶意利用自认制度，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法发[2016]13号)第六条规定，“诉讼中，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且不符合常理的，要做进一步查明，慎重认定。查明的事实与自认的事实不符的，不予确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事实，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处理当事人的自认，并对被执行人的处分权利予以限制。而对被执行人的处分权予以限制需要正当性理由，有观点认为，限制当事人处分权系因其有处分他人(申请执行人)可能的财产之虞，但是申请执行人对该财产是否享有权利依赖于本案诉讼的结果，如果案外人诉请成立，申请执行人可能的权利将被否定，可见，以此作为限制被执行人处分权的正当性理由不妥。被执行人处分权之所以被限制，是因为其处分行为本质上是在对抗形式上具有合法性的强制执行行为，而强制执行行为仅能由法院的裁判予以变动或否定，因为只有法院的裁判才可以否定强制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对被执行人自认效力予以限制应当是正当的，亦是必要的。*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
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均从事法律职业多年，实务经验丰富。专业论文曾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及《法学研究》等。曾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领衔的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最低学位为硕士学位，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出版《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公司并购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公司保卫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裁判综述及诉讼指南》等法律专业著作十余部。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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