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杨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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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杨军先生，您作为主编之一，在《儒藏》“精华编”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的，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当时有一些什么担忧、顾虑或者期待吗？
杨军：
我是被“网罗”来的。当时我们学校的朱友华先生是张玉范老师的同班同学，《儒藏》工程启动了，张老师可能就联系了朱先生。朱先生曾是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院长，他需要招募一批人，就把我“网罗”来了。其实他是历史专业，而我是中文专业的。朱先生当时找了一批人，主要是历史系的同仁，还有一些跟他有交往的他认为可以从事校点工作的人，后来就形成了一个队伍，大约有十几个人。但是早期工作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最初校点者人选不够理想，最后做起来问题多多。最突出的问题是专业背景，有些人没有受过古汉语训练，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责任心不强，一直拖延。后来就被迫调整队伍，更换人选，于是就有我们中文系一批人参与其中。例如我的同事师为公，他是北大古汉语专业出身。而我长期教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有古籍整理的实践。另外还有一支借用的力量，是朱先生在华师大历史文献专业的同门师友，横向联系，也把他们“网罗”来，都是足以胜任校点工作、相处愉快的专家，像严佐之、刘永翔，还有李先耕、王雄诸位先生。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朱先生在华师大的同学戈春源先生，后来跟我一道校点了《大学衍义补》。这个队伍开始很松散、很难带，甚至不可靠。最后经过下决心调整，终于成为能够完成任务的一个队伍。特别要感谢这一支校外友军，为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在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选择校点者要看专业背景，着眼于古文献的解读能力，同时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咱们交往比较多，多部书稿你也看过，知道它前后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负责完成校点，或曰大体完成，然后由中心负责把它修改到位，这样才使得我们这一部类如期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在学校一直高度重视《儒藏》工程，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我们完成任务的消息，被学校列为当年十大新闻首条。我们有任何动静，我们学校都会及时作出反应，在校报上，在网络上，以及《苏州日报》《扬子晚报》，有过多次报道，这些都证明学校在做工作。
我们也特别感谢苏州科技大学的支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儒藏》“精华编”的国内部分，历时二十年之久，已经全部出版，您作为这项工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您是如何评价这项工程的价值和意义的，您对工程的质量有什么评价，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然汤先生对这个意义反复地论述，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我是信服的。它关乎着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应该看作是文化建设的一个丰碑。在这个丰碑建设过程中，我们小人物付出了微薄的劳动，但是我们不小心把我们的名字也刻到丰碑的某一个角落了，于是跟宏伟的工程共荣。这个应该说是前无古人的。且不说这部大书本来就没有前人编过，现在我们不仅编成了，而且编好了。我对精华编的质量充满信心。当然，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儒藏》工程的体例、质量标准以及工作流程，高标准、严要求，于是才有精品产出。有的书前人没有整理过，我们且立一个标杆在这里；有的书我们同代人已有成果摆在那里，甚至不止一种，我们更要后出转精。我相信精华编的质量肯定比已经出版的那些书要好，要信得过。我经常想到一个名词叫“信本”。我们不仅是构成一个善本，我们更要构成一个人家信得过的本子，我给它取名叫“信本”。赵伯雄老师一再谈及质量，他说如果一本书，人家看了你的，又看了别人的，最后人家选了别人的那一本，你这个书做出来，你说我比他好，就没有说服力。我们要做到像一个信得过的商品一样，他非选我们这个不可。我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例，你知道这是个大部头，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可是一字不漏地，或者叫逐字逐句地看了五遍。从最初接触它，到初稿，到定稿，到退回来再改，差错率还是万分之几，好像是万分之二三。总而言之，最后把它做好了，达标了，所以我说我也不容易。但是我怎么说我这个书就信得过呢？我跟已经出版的几种整理本加以比较，有的底本选得不好，有的甚至直接照一个排印本来印，有的校勘很简单，有的底本选的是《四库全书》本。总而言之，没有我们选得好。还有一个整理本，印制精美，内文字号也有变化，有利于阅读，主编和整理者也都是名家。我披阅了其中三十三卷，发现断句错误有六十六处，按这个比例推算，全书断句错误可能达三百处，于是其学术质量就难以保障了。我们不仅在校勘上略胜一筹，我们还做了附录。这个附录不是随随便便放上去的，而是下了一番功夫，把有关《大学衍义补》的所有的改编本、简编本、摘要本的序跋都搜罗来。于是，这本书就有了一个副产品，副产品就是附加值了，可以展开成为研究《大学衍义补》接受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如果有人用这个材料去写论文，那岂不是很顺手吗？我就想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整理本应该能站住脚，因为货比三家，这本书的使用者他懂这个书，他需要什么，我们给他提供什么。我想，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和愿望。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汤一介先生对《儒藏》工程原初的设想，《儒藏》工程是分为“精华编”和全编两个部分和阶段进行的。现在我们“精华编”已经正式出版了，您对即将启动的《儒藏》大全本是怎么看的？您对它的规模和整理方式等方面有哪些期待或者建议呢？我觉得汤先生这个设想应该完全照办。《儒藏》是分为“精华编”和大全编这两步进行的，但是这个书名怎么叫，他并没有给我们定下叫“全本”，或者“大全本”，或者叫“全编”。我们工作时为了方便可以这样表述，也可以说我们做的是《儒藏》的第一期工程、《儒藏》的第二期工程。那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中间怎么衔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我觉得不必再用“精华编”和“大全编”，再用就显得成了两个东西了，只有“儒藏”两个字，是我们这个工程的名称。我们是分两步走的，先做“精华编”，再做大全编。我们以后书出全了，就不用标“大全”，我们这里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了，实际上已经“全”了。今天下午讨论时，不敢说达成共识，但大家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我想应该有一个总目，这个总目贯穿始终，包括已经完成的“精华编”和以后做的其他部分，最后给出来的是《儒藏》。可能第一册是“精华编”，但也可能第一册不是“精华编”，那到时候按逻辑顺序，或者继续按经、史、子、集，或者按儒学的学科体系考虑这个总目怎么编排。可以设想，《儒藏》精华编将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作为丛书新品独立存在；二，全书解体，单册置身于四部分类的图书体系中；三，淡化现有的类目，融入《儒藏》全本。另外我还想到，《四库全书》有《四库全书总目》，对每一种书都有内容提要，有介绍。我们《儒藏》这一册一册要不要来一个附加值？我们《儒藏》网站还有官微上，其实是有每一种书的简介的。每种书的责任编委在正式出版之后都会根据校点说明写一个简介。对，我就觉得应该有这个简介，便于读者入门。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儒藏》出版之后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这是《儒藏》，不是藏（cánɡ）在那就行了，它还要推向社会。所以如何使这个书走进各个图书馆，走进社会的各个层面，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起码要看到、能摸到这个书，拿起来能看。你编成了以后，这个书怎么走出去，怎么走向社会？不然你编成了摆在那儿，摆在书架上藏起来，那叫“儒藏（cánɡ）”。我想这个可以动动脑筋，我们齐心协力想想办法。陆游写道：“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我们编好书放在那个地方，就有人到书下来接受它、看它，这就要宣传、要推广。书印出来了，要让它发挥社会效益，走出去。精华编部头大，价钱贵，收藏可以，不利于普及。推出单行本，除了填补空白，还具有以优良品种占领市场的意义，打出《儒藏》这一品牌。
最后一个问题，根据您长期的学术工作经历，以及组织参与《儒藏》“精华编”校点的实际经验，您觉得目前咱们国内的古籍整理队伍的数量和水平大概处于怎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您觉得有没有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像我们这种基础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您能谈一下吗？我甚至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或者不成问题，为什么？恐怕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人力不足、水平不高这样的情况。你能说哪个时期好，哪一个时期兵强马壮，哪个时期青黄不接？说不准，对吧？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如何培养人，如何带队伍，如何在工作的过程中，既出产品，也出经验，还出人才。你参与《儒藏》工程二十年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才吗？你起初不会做，你现在不也成为专家了？我那儿也有年轻人，他们有的参与过古籍整理，有的没有参与过，但是我想，我对他们还抱有信心。经过未来的校点工作，他们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由水平较低达到了有一定水平，磨练个十年八年，他不是也能成为专家吗？唐太宗曾经让宰相封德彝给他推荐贤才，结果这位封大人没有回复，一追问，却说没有贤才可以推荐。唐太宗就问：在这以前也出现过许多盛世，那个盛世是怎么出现的？那个盛世难道是从别的朝代借人才来的吗？人才都是在当代产生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培养出一批人才。我觉得《儒藏》中心就是一个大熔炉，就是个大学校，这二十年不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吗？实际上不仅中心这儿开花结果，其他地方的学校也在开花结果，人才在逐步地成长，他们也会成为承担我们重担的生力军。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儒藏》编纂的问题，而是国家民族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关键在于引导，在于有好的政策，而不是怎么评价。需要人、需要杰出的人、需要可用的人，我们要树立一个这样的目标，并有相应的政策支撑。如果以升官发财相诱导，结果就会产生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可以用其所长，他在工作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改变，他做了有意义的事情，也会建立起信心，从而知道人生的意义不仅是升官发财，还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对民族发展、民族复兴有贡献的人。我们这个工作真的是不仅要把书编纂好，把队伍带好，还要发扬光大，起到一个高强的辐射作用。在全国的参与单位，即使是那些没有参与的单位，你这里把经验总结出来了，也会起到作用。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大有文章可做。今天李中华老师说到要做“《儒藏》编纂史”，他昨天晚上也说，大家写一写参与《儒藏》工程的过程、感受，大概也就是这个想法。《儒藏》工程意义重大，历时数十年，参与者众，是本世纪初期波澜壮阔的一段史实，对于每一位亲身参与者来说，都是生命的重要时段，值得铭记。有大量个体素材的积累，设想中的那部“《儒藏》编纂史”，应该非常精彩。（杨军先生，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儒藏》“精华编”子部儒学类经济之属主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