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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土屋多呢？因为相对于建木房和石房来说，建土屋最经济最简单最省事：泥巴遍地都是，不花钱；木料用得少；除了砌筑基础，其他地方几乎不用石头；技术性不算高，可以不请匠人（省一笔工钱），只要有一套齐全的筑墙工具，请亲戚朋友帮帮忙，就能够完成。土屋的结构基本相同：前后左右四堵外墙，其中左右两堵墙的顶部呈“人”字形；木制部件有主梁、檩子、椽子等。所不同的是顶上盖的东西：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盖青瓦或红瓦，条件差一点的人家盖茅草。那时候，到处都有盖瓦和盖草的土屋；习惯上，我们又把后者叫做草房。土屋象征着贫穷，如果有人说哪家“住的是土墙房子”，谁都能听出他的话外之意：那家人穷得很。其实住木房子和石房子的人家也不富裕。那个年代，无论城市和农村，除了有人拿工资的人家，哪家的生活不是紧巴巴的、吃了上顿愁下顿呢？我家的土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父母被残暴的祖父赶出家门，在同村我的一位姨爹家寄居了几年之后，在姨爹和其他亲友的帮助下，千辛万苦才筑起来的。它的每一堵墙的每一寸泥土里，都凝结着父母的血泪和汗水。但是，幼年的我，哪里懂得生活的艰辛，哪里感受得到土屋在父母心中沉甸甸的分量呢？在我的眼中，土屋很丑陋、很寒碜；它的墙上到处都有裂缝，有的大得怕人，我总担心它突然倒塌，把我们一家压死。我艳羡着村里个别住砖房和木房的人家，盼望着我家的土屋快点消失，代之以崭新的楼房。我家的土屋坐北向南；从正面看，如果略去盖瓦的顶，正好呈一个“凹”字形。“凹”字左边是东厢房，右边是西厢房，两边厢房的格局和采光完全相同：第一层都是两间，前一间的南墙和后一间的北墙上各有一个小窗子，前一间相对较明亮，后一间较为昏暗；上面一层都是一个整体，顶上的小青瓦之间都盖了一片玻璃亮瓦，能照进一线天光，使楼上的空间不至于暗无天日。东厢房第一层的前一间，有一张铺着笆箦，笆箦上面铺着稻草，稻草上面铺着破旧毯子或床单的床，俗称为“马槽铺”（这种床睡的时间长了，中间会凹陷下去，形状略似马槽，故称），这是我和哥哥、弟弟共同的“狗窝”。“狗窝”正前方，也就是窗子下面，放着一张抽屉，这是我们兄弟三个合用的书桌。后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上面一层镶着木楼板，堆放着稻谷、干猪草和少量米糠；父母在稻谷、干猪草、米糠旁边的空处，为姐姐安放了一张稍小的“马槽铺”。每天晚上，姐姐要从我们兄弟三人的“狗窝”前面的东南角，踩着木楼梯到楼上去休息。西厢房第一层的前一间是灶房，贴着西墙砌了一个略呈三角形、一边有弧度的大灶头。灶头分为大灶和小灶。大灶用来煮猪食，小灶用来煮饭。连着墙的是大灶，灶膛很大，上面常年坐着一口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潲锅（煮猪食的大铁锅）；小灶与大灶相距不到一尺，灶膛相对小得多。灶头后面的北墙下站着一个碗柜，碗柜的一侧钉着两颗钉子，一颗吊着筷兜，一颗挂着滤饭的筲箕。紧邻碗柜挨着门的地方，横着一口用五块石板镶接而成的大水缸，一块水泥板将大水缸盖了一半多；蒸好饭的木甑子从铁锅里抱出来，就放到水泥板上。后一间是放锄头之类农具和冬天烧炉子的地方；同时也是客房：在西北角安了一张稍小的“马槽铺”，如果来了一两位客人，晚上就安排在这里歇息（如果有三四位客人，就需要安排一两位到邻居家借宿）。靠门的地方有一张旧的三抽桌，上面放着我家当时唯一的电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上面一层，靠南的部分铺着竹楼笆，楼笆上一般放着苞谷棒子和腊肉，凭着楼下灶头上四季不断的烟熏火燎，苞谷棒子被烤得很干，便于脱粒，腊肉也不会因“失火”而变坏；靠北的部分镶着木楼板，也堆放着干猪草和苞谷棒子。“凹”字中间凹进去的部分，是东厢房和西厢房的外门之间的一小块空地，俗称为“檐子口”，我们叫“坎子”。要从外面进入东厢房或西厢房，必须走这个“坎子”。凹进去的那根短短的横线，是用青砖砌的堂屋的南墙，也就是前墙，墙的正中间是大门，大门两侧各有一扇窗子（起初没有这堵墙和大门，只是用抓钉抓着的一排木板）。堂屋里面，南墙的两扇窗子下，经常码放着一堆水泥；西墙下有一个木头做成的鸡圈，鸡圈的盖子是一块很厚的水泥板，这是父母当年制作水泥瓦的台子；东墙下钉着一溜六七层的“瓦架”，制作好的水泥瓦放入母瓦后，就端过去放到瓦架上晾干。北墙上，早年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正规的香火牌位，只贴了一排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时候的同一张黑白照片；后来哥哥结婚之前，父亲才请村里一位老先生写了香火牌位，供奉了列祖列宗和观音菩萨、关圣帝君等，两边还有一副从书上抄来的对联：清溪采藻明其洁，静夜焚香告以诚。此外，在堂屋的西南角还安放着一副青石大磨，主要用来磨苞谷面；一想起那些推磨的时光，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轰隆轰隆的声音。土屋最大的好处是冬暖夏凉；最大的缺点是怕下大雨，尤其是“偏东雨”。每逢狂风暴雨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焦虑不安。他们戴着斗篷或撑着伞，查看四堵外墙特别是东西两堵山墙的情况。雨点砸在墙上，雨线扫在墙上，墙上的泥土簌簌簌簌往下掉，墙根下很快就铺了一层，父母束手无策，只求老天菩萨让大雨快点停下来。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晚上，父亲和母亲更是担心得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大雨如注，土屋西墙下排水的暗沟堵住了，积水很快漫上沟沿，眼看就要淹到墙根。父亲和母亲发现了这一险情，赶紧把我和哥哥、弟弟叫起来，母亲举着电筒“照亮”，我们七手八脚，迅速搬开盖在暗沟上面的石板，举锄头，挥铲子，一阵忙活后，终于将沟里淤积的泥土清理干净，看着水畅快地排出去，大家才松一口气，回屋换了衣服睡觉。农村人也是爱美的。条件稍好的人家，会在土屋的外墙上涂抹一层石灰，一眼望去，土屋周身雪白，仿佛一瞬间脱胎换骨，不食人间烟火了。这样的极品土屋，如仙鹤立于鸡群，乔松生于灌莽，美得让我哑口无言。我羡慕着、嫉妒着：唉，我家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土屋呢？我家的土屋没有过这种让人惊艳的外表，不过，只要有“材料”，我们姐弟也会把某一间屋子“营造”得很有味道。我们把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一些报纸展开，把废旧课本拆散，然后在墙上刷上浓稠的米汤，将这些纸一张挨一张糊上去，再在合适的位置贴上姐姐买来的潘虹、张瑜等电影女明星的照片，为墙壁遮丑，整个屋子顿时变得新崭崭的，而且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从此，没事的时候，我爱在白昼的微光或夜晚的昏灯下，在屋里站着或坐着读“墙报”。有时也会读到心仪的内容。弘一法师集《华严经》句子而成的一副对联，就是那时从我家的“墙报”上读来的；虽然不懂其意，却也无由的喜欢，所以至今还记得那十四个字：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我们渐渐长大，先前的“狗窝”已经安放不下我们兄弟三人；再说，也不能一直让姐姐在楼上与稻子、米糠和干猪草为伴。20世纪80年代初，父母向大姑家借了一笔钱，再添上自己积攒的一点钱，在土屋左边“配”了“两个进出”的平顶砖房，楼上楼下共八间。我们姐弟搬进了新房。稻子、米糠、干猪草和一部分苞谷棒子也堆到了新房的楼上。父母继续住在土屋里。我们除了在新房里学习、睡觉、打包谷（将苞谷脱粒）外，煮饭、吃饭、煮猪食、推磨、帮着父母做水泥瓦等事情，仍然在土屋里进行。村里的平顶砖房一年一年多起来。这些房子前面的外墙上大都贴了白色、黄色或豆绿色瓷砖，看上去有一种洋气的感觉。在春天和夏天，这种洋气与花草树木的荣华打成一片，不再像土屋那样丑陋和寒碜了。除了外观漂亮之外，平房至少还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像瓦房那样三年五载要检修一次屋顶，二是楼顶上可以晒粮食。多年后，人们又发现了平房的另一个好处：便于在屋顶安装电视收视锅和太阳能热水器。仍然住着土屋的人家，都在磨死磨活，梦想着有一天住上砖房。我家虽然有了几间砖房，但老旧、破败的土屋还在，它像一个碍眼的贫困标签贴在那里，任凭父母怎么努力，总是迟迟难以撕掉。一九九八年，我家的土屋终于拆除了，用空心砖在原来的屋基上建起了平房，前面的外墙上贴了白色瓷砖，亮滑滑的，晃眼睛。我很高兴，我家的土屋彻底消失了，全家人再也不用住土屋了。现在，二十五年过去了，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强烈地怀念起我家的土屋来了。没有照片，我只能在记忆深处还原着土屋的样貌，慢慢地，它仿佛又立在了老家的屋基上：黄色的有着巨大裂缝的墙、盖着小瓦的人字形屋顶、凹进去的“坎子”……跟左邻右舍的房子一起，掩映在一片春天的繁华中。闭上眼睛，我又看到了土屋里的一切：灶头、潲锅、碗柜、甑子、鸡圈、磨子、瓦架、犁铧、水缸、桌子、板凳、“马槽铺”、糟辣椒坛、酸菜坛、腊肉、稻子、苞谷、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半自动洗衣机……哦，原来土屋并没有随着时光远去，当我怀念它的时候，它的样貌和它里面的所有内容，都会在我记忆的屏幕上，一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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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星光》 何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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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广场》 何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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