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锦江中学​建校80周年校庆巡礼（十）

宋元模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周年了。然其音容宛在，业绩犹存，令人无限追思。

宋元模，在文献名邦莆田是个熟悉而又响亮的名字。宋家书香门第，三代从教，是“福建省优秀教育世家”。其父宋湖民是文化教育界一代宗师。尊称“湖师”。宋元模本人也是名闻遐迩的文化教育精英。莆田锦江中学在其校长任内是名冠一方的著名中学。宋元模先生一生成就超群，备受推崇。

他精于汉语言文学和莆仙方言研究，著有《莆仙方言汇编》并参与编纂《中华汉语大辞典》。

他对妈祖文化有重要贡献，几乎参与湄洲“妈祖祖庙”发扬光大的全过程，特别是为“妈祖”的标准读音作了规范，被海内外妈祖文化工作者和信众公认并沿用。他还是“妈祖千年祭”这个里程碑式的活动的主力参与者。妈祖庙正殿“澤施四海”的大匾额；“妈祖石雕像奠基”都有宋先生的辛勤付出。他还参加几乎所有“妈祖文化论坛”的学术研讨会，以正面、准确的论述，向海内外传播妈祖文化的真谛。湄洲妈祖庙基础设施建设的外资引进，他亦劳苦功高，受到市领导的表扬。

“拨乱反正”后，宋先生主持《莆田乡讯》多年。发行五十六个国家（地区），积极宣传改革开放后莆田的新风貌。他亲力亲为，搜集、编辑出版《现代莆仙人物》和《莆田当代人物录》，宣扬莆田现、当代各路英才。

宋先生对莆田体育的优良传统有精心的研究与实践。著有《田径之乡——莆田》，他多年配合体育先贤翁祖烈、林振新、林念祖等老师，为莆田体育的发展呕心沥血，刮起阵阵旋风。他参与组织“莆田田径访问团”征战福州、上海、南京三大城市、连战皆捷，威振华夏。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莆田篮球队与莆田驻军篮球代表队《前哨队》，每周举行友谊比赛，其水平不逊当时国赛。为全社会所关注和参与。宋先生担纲球赛解说员。他的天赋体育素养与语言能力，为每场鏖战摇旗呐喊，拔高赛情。每场球赛都折射出军民一家亲的光辉，一时传为佳话。

宋元模先生在“拔乱反正”之初，参加莆田市政协组织的《爱我中华》演讲团，以自己亲身经历对广大干群、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九九三年还为“福建省德育夏令营”开专题讲座。均收到良好效果。

宋先生毕生奉献社会事业，建树多多。然而人的社会性，使先生人事多变，人生跌宕。但他能处变不惊，坚持爱党爱国爱乡的本性。特别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的高龄，他余热更炽，奉献弥大，他被光荣评为“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宋元模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八十寿庆时，我曾赋自由诗一首，以志尊贺；

莆阳夫子八秩君， 

几番风雨几度春。

欣逢盛世传乡讯，

长为荔民写乾坤。 

宋元模先生是莆仙人民公认横跨教育、文化、体育、新闻等多界的社会贤达。他是德才双馨，文武两全的一代鸿儒耆英，也是锦江中学和莆田教育界共同推崇的一代师表。今年正值锦江中学八十周年华诞，宋元模先生所挚爱的锦中师生不忘初心，赓续奋进，前潮后浪，英才辈出。锦江中学越办越好。老校长宋元模先生可以在天堂含笑了。

金秋的十月，丹桂飘香，秋阳普照，秋风习习，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庆典的欢乐祥和的氛围，弥漫着神州大地，每个人的脸容上都洋溢着节日的欢悦，节日的轻松与家人的团聚传递着祝福声声，也迎来了我的母校——莆田锦江中学八十周年华诞。

80 年以来，莆田锦江中学作为闽中第一侨校，江口人的知识殿堂，从创办到二级达标校，历经 80 年曲折，磨难，几经易名，但在各界有识之士帮助和慷慨解囊下，尤其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锦中面貌焕然一新，锦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办学经验丰富，高考成绩年年攀升，不断挑战新的极限。如今，锦中学子遍布世界各地，锦中学子的身影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放飞梦想，成绩斐然。锦中名副其实地成为侨乡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巍然矗立在兴化湾畔。

岁月如歌，光阴似箭，年轮总是向前的，不经意间，我离开母校已经整整四十五周年了，美丽的少年时光犹如流光溢彩的画卷，时常在脑海里涌现，蓦然回首，让我回味无穷，久久无法平静。

1977 年夏季，正适恢复高考制度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各行各业的年青人，跃跃欲试，左邻右舍的初中生，高中生挑灯夜读，读书声此起彼伏，备战高考的情形四处可见，“鲤鱼跳龙门”的愿景拨动着年青人的心弦，改变命运的机遇，始终在每一个年青人心中荡漾着波浪，他们奋发读书，总想着从农村到城镇工作。

锦中迅速作出回应，废除推荐选拔上高中的制度。于是，1977 年夏季，我通过了高中考试，进入锦江中学高中部学习。

当我拿到锦江中学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村里人的嘲笑和戏谑，一扫而空，预言我回村拿“锄头箍”成为一句无稽之谈。

其实，我考入锦江中学高中部，真正是“肚里无墨，脑中无文”。在“停课闹革命”的时代背景，上大学也是靠推荐，加上在农村劳作，没有几个人能够发奋读书的，得知我家里窘状后，让我享受到一等助学金每月 5 元，以及额外每月十斤大米的资助。

两年的高中生活稍纵即逝，曾经的我总是奔跑在求学的路上，每天凌晨追赶到玳瑁山腰，田敦山顶上讨薪柴，还要忙完田中的劳作，尔后才是我的自由求学时间。匆匆从家里趿拖凉鞋，奔跑在江口备战桥 324 国道，横穿海堤坝面，任凭海堤旁的木麻黄在身后沙沙作响，泛黄的木麻黄树叶，海风一吹，挥挥洒洒，迎风飞舞，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无心去欣赏，继续踩着千年古镇江口顶街长板石，迅速跨越一条雨巷，从马埕到达罗山顶上的锦中，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学习，祥瑞楼的教室里，锦江书院的阅览室内，一字楼下的操场上，总是不知疲倦穿梭其中，孜孜不倦地求知，锦中的老师们不厌其烦地解惑，辅导。

四十五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那段时间在锦中求学的情形，有太多感概和怀念，感恩母校给我的一切，入团，三好生，数理化知识竞赛优胜者等。

感谢老师的精心培育，谆谆教诲。锦中老师是一群心中有爱，灵魂有家的长者，因为家庭困难的缘故，我经常迟到，旷课，上课打盹，老师们从不批评我。

在母校八十周年华诞之际，深情怀念我的语文老师：吴文桐，陈昌华，陈振夏，黄瑞良四位老师。

感激在锦中求学期间，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

锦中如灯，照亮了在黑暗中摸索的莘莘学子。

锦中如灯，那一束“学会求知，学会做人”的光芒如一股暖流，注入了无数锦中学子生命血液中。

哲人说，心中有一盏灯的人生，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踌躇徘徊，一生心地光明。

——题记

我与锦中结缘，可说是一次特殊机遇，到锦中报到时的特殊场景，注定了我与锦中有一场特殊的缘分。1986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八，春雨绵绵之际，我告别萩芦，来到锦中这所名闻莆田的老侨校，入住灯火昏暗明灭的“四合院”老校舍，开始了在锦中22年的教学生涯，自踏入校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最初的印象是风格迥异，大大小小、高低错落在罗星顶上的排排校舍，最具有特色的是锦中标志性建筑——吧城堂，这座中西合璧风格的老建筑伫立在罗星顶最高处，夜色中的吧城堂在昏暗的路灯下更显得幽深神秘，正是屋檐下一盏25瓦特昏黄的白炽灯足足让我感动了22年。

学生篇

在锦中众多学子中，来自莆田山区的学生早早的体会了山民们生活的艰辛，“山里的孩子往外走”，他们身上带着家人的期盼，带着山里人与自然抗争所特有的坚毅与执着，“书山有路勤为径”是他们标配的性格。时间对他（她）们来说永远不够用，熄灯后，各教学楼楼梯口昏暗的路灯成为了他们现代版的“三余四上”。

同样来自海岛的学子，飘过螺号声声、帆影点点的兴化湾，他们在渔船上摇晃了十几年后，来到了锦中这块铸就人生梦想的坚实土地。他们带着父辈们与大海搏击所特有的无畏，刚毅果敢的性格，不畏艰险的在求学路上，在知识的海洋上与命运搏击、抗争，他们一路高歌，一路收获，他们是“路灯族”的主力队员。

夜已深沉，在执勤的政教处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才带着留恋的眼光,在路灯微弱的光芒下回宿舍，我想正是在目光与灯光碰撞的那一刻，擦起了知识的火花、思维的灵感。这场景使我联想到国学大师王国维引用的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998年，我跨年段教高三和初三各一个班的化学课。初三一班的一位陈姓女同学因特殊情况回校补读，其勤奋程度令人惊讶。显然，路灯之光不足以照耀她欠下的时光，应她之请，我特地为她在高一年段的教室找一个夜读的位置，并交代他的师兄师姐们为她留下一席之地，为其辅导化学课。多年后，在江口游泳池与她再相遇时，她已是香港大学的学生。

总此种种，正应了罗星顶上旧锦江书院留下的一对石刻对联“卓尔超罗山第一，豁然见云入三千”，也正是古人勤奋攻读时的感慨“辛苦三年勤学案，未知何日步云程”。80多年来，一批批、一届届的莘莘学子筑梦锦中，挥洒汗水，铸就了锦中精神，谱写了锦中辉煌。

教师篇

在锦中，有那么一批“鬓微霜，又何妨”的年轻老教师。他们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走进师范院校大门的毕业生，经过上山下乡的磨练，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酿成的酒”不知道喝了多少杯。这些俗称“老三届”的师范毕业生，在共和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批人，他们带着满怀的憧憬，虔诚的感恩之心来到了锦中这片热土，开始了一场挑战自己后半生的为师之路。在锦中耕耘播种，以他们上山下乡时的收获的丰富人生阅历，担起了教书育人的重任。正值壮年的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家国情怀、文化情愫，他们心中的灯，在教室、教研组、年段室、实验室点燃，点燃自己，照耀学生，是他们朴素的报恩情怀。在让自己灵魂升华的那一刻，书写无怨无悔的人生。

当罗星顶下万家灯火渐灭，当校园里排排灯光渐稀，悠悠的熄灯号掠过夜色沉沉的校园时，教师宿舍楼里的灯光正与天上的星光相辉映，依光日月，曳履星辰是他们为师之路上的标配形象。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教师宿舍楼层的窗户透出的灯光。穿过沉沉夜幕，射向远方。这灯光永远是校园里最后熄灭的，也是次日晨曦微明时最早亮起的。

校友篇

八十载风花雪月，八十年风云激荡，九万里异国家园。当锦中历届毕业生校友风尘仆仆重回母校时，最惊讶的是一座座配备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新校舍；最易接纳的是曾经流金溢彩的温馨回忆；最为感人的是一样热烈真挚的校友情和母校情结；最为欣慰的是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最难忘怀的还是自己求学生涯时的昏黄明灭的灯光。一次次同学聚会，一场场心灵交融，师生缘、师生情在岁月的轮回更替中更深、更真、更美。

万古罗星，千年文脉。罗星顶上的灯光开启了锦中侨乡文化，弘扬了锦中特有的侨校精神，铸就了千年文脉的坚实根基。罗星顶上的“迎仙寨”古碑依然散发出历史的幽光；“锦江春色”石碑刻千古流芳。“吧城堂”依然令人肃然神往，但愿罗星顶上的灯光永远照亮学子的眼睛，照耀学子的心灵。

2008年我从锦中退休离校，离校返梅洋老家时感赋俚歌一首。

捡点行囊一担轻，

梅山此望几多程。

扪心自问为师日，

应无愧负江家门。

注：“江家门”:指晚清御史江春霖曾在罗星顶上的“锦江书院”讲学授课。

当还在我年少的时候，我就听说我家族中堂兄们在“锦中”就读。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向我描述锦中，我在那时还傻傻地把“锦中”误认为是“金中”。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锦中”原来是“锦江中学”的简称。后来又知道，我的父辈以及村中的大部分人都曾在那里就读。遗憾的是，我却不曾在锦中就读。

实际上，无论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锦江中学都为我们村子造就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在锦中毕业后考进高校，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最值得纪念的是，就在1958年，我的父亲姚道义考进了福建农学院，而我的叔父姚道明则考进了福建师范学院。一门两兄弟同一年考进大学，一时成为乡里美谈。二十年后的1979年，在我们宅里这个大厝内，又有两个兄弟同一年考上大学。郭光明考进厦门大学，郭光章考进马鞍山钢铁学院。也一时成为乡里佳话。

在他们当中，成为专家学者、教授者数不胜数，进入商界和政界者则大有作为。在他们当中，有东南大学教授林金明、原莆田市农业局局长姚来珍、原三明市亚热带作物局局长陈章顺、厦华电子原高级工程师、电子研究所所长姚章霖、莆田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数学系教授卢国富、莆田市政协副主席陈道成等。这就让我的家乡东大村群英荟萃，形成一旦独特人文景观。

2017年，在我的家乡东大村的韶源小学百年校庆前夕，我曾编写毕业生名录并统计从1947年到1999年考进大学及中专的人数，大约将近200人。这些人从韶源小学毕业后，大部分都进入锦江中学就读至毕业，然后考上大学。这对于地处偏僻的半山区、人口稀少的东大村而言，堪称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锦江中学厥功至伟！

我幼时曾在东大村的韶源小学和附中断断续续就读过，期间随父母在外地读了初中和高中，直到考上大学。并且在毕业后也不曾分配到锦江中学工作。就这样，似乎总是与锦中无缘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父母从外地调回莆田老家工作。我母亲率先被组织安排到锦中工作，担任出纳。之后，我父亲也调入锦中担任教学工作。他们兢兢业业，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此，与锦中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之后，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我的外祖父关天培（1905~1981）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与锦中结下了情缘。我的外祖父原籍江口镇园下村。外祖父早年就在福州和上海经商，并在两地均置有房产。裕泰商行位于福州著名的商业街下杭路，外祖父曾是其股东之一。除此之外，外祖父还独资经营福兴商行，位于中亭街西南的“天一”是该商行的零售店，其产权全属于外祖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江口乡贤蔡文耀、卓传贤、李仲方、李冠东、王步溪、陈振夏等积极倡议兴办中学以造福桑梓，为此他们联络同仁，筹备创校事务。当时正是抗战末期，南洋已被日军占领，侨汇断绝，他们只好转而前往福州、上海等地向商家募集资金。在福州，他们得到了时任福建省商会会长的蔡友兰先生的大力支持；在上海，则得到了外祖父的鼎力相助，外祖父捐建了二间教室、配套了课桌椅。

1944年，乡贤们借用罗星顶上的锦江祖庙（真君殿）、锦江书院房舍，以及外祖父捐建的二间教室、配套课桌椅，创立了江口第一所中学。建校之初，学校依托涵江中学，称涵江中学江口分校。1945年经当时的福建省教育厅批准，正式定名为“私立莆田锦江初级中学”。由此，莆田锦江中学开启了它的光辉征程，书写了一幅璀璨的历史画卷。

2019年，我由于工作需要，竟然也进入了锦中。虽然我只是挂靠锦中，主管与原单位财务核签有关的工作，但总算也是锦中的一员。在锦中的工作期间，让我得以重新认识锦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回想起我家与锦中的三代情缘，刚好我的外祖父与锦中结下第一代情缘，我的父母与锦中又结下第二代情缘，而我则在偶然中结下了第三代情缘。真可谓幸甚至哉！

当我漫步在花团锦簇的锦中校园时，放眼远眺，可以南望兴化湾，北眺岱帽山。如果越过迎仙寨遗址，即可流连“锦江春色”。而当聆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和嘹亮的歌声时，我知道锦江中学未来的前程必然如同繁花似“锦”，浓墨重彩，永远绽放在莆阳的大地上。

一九七五年的一个夏日，镇上中学操场边的公示墙上公布了高一新生的分班名单，学生和家长们伸长了脖子在这张大红纸上找寻着熟悉的名字。

这一届的高一共有六个班级，每个班级由正、副班主任共同管理。从家长们的议论声中，我得知五班、六班的班主任是往届带领先进班的老师。

而我却被分在四班，心情不免有些低落。

不过那时，因为没有分到先进班而失望的我怎么能想到，正是命运这样巧妙的安排，我才得以认识时任四班语文老师兼副班主任的俞伟俞老师。

俞老师不仅在教育方面，为我们这些文革后期极度渴求知识的学生们，开启了知识文化的大门，更重要的是，他的善良宽厚春风化雨为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俞伟老师当时三十多岁，是外地人，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穿戴整洁大方，逢人总是面带微笑。这在人人都操着乡语方言的小镇上，可真是稀奇。

因为俞老师有文化又平易近人，常和镇上的“秀才”们聚会聊天，有着尊师重道风气的小镇居民们都特别尊敬他。他的妻子在镇上的医院当护士长，一家四口租住在离学校不足100米的院子里。我们下课时，常常见到一个七八岁小孩牵着弟弟到学校食堂打饭，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镇上的大人们都说俞老师特别有福气——妻子贤惠漂亮、儿子们也很懂事，有这样幸福的家庭，难怪总见他整天乐呵呵的。

听过俞老师课的学生们都说，俞老师教课就像是说书般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这一届的学生，经历过十年动荡——1966年刚好上一年级，整个小学语文老师讲的都是老三篇，初中老师上的是毛主席语录，而到写作文时，都要求我们写批判文章，从批刘、批邓、批林、批孔到批四人帮，哪个运动都没落下。因为这样，许多同学对于语文可真是提不起任何兴趣。

可到了高中，俞老师讲课总是抛开课本另辟蹊径，他标准的普通话、生动的表达能力给我带来了对于语文课的全新体验。

在讲授毛主席诗词时，俞老师绘声绘色地引领我们跨进了诗歌的殿堂，我们仿佛就是风华正茂的少年，站在橘子洲头，指点江山壮心澎湃；我们仿佛就是狂风暴雪中，目光坚定的战士，向着革命根据地跋山涉水不畏艰辛；我们仿佛见到了月宫的嫦娥和吴刚，为人间失去了革命烈士而神情凝重默哀致意。

正是俞老师生动的授课，毛主席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更为丰满立体，也更令我们心生敬意。同时，我也从这时起，体会并且迷上了诗歌——寥寥几字，竟能让人产生出如此丰富的想象。

教古文时，俞老师可不像其他班的老师，一来就先翻译成白话文，再让学生背好词好句。俞老师知道学生们爱听故事，他就用讲故事的形式来授课。我还记得有次他讲项羽和刘邦的故事，当最后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话音刚落，教室内外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沉浸在故事里的我这才发现，原来走廊里已站满其他班级的同学和老师。他们纷纷被俞老师的精彩演讲所吸引，悄悄地在教室外当起了旁听生。

俞老师管理班级也很有一手，班级里最调皮捣蛋的学生，竟能被他调教得服服贴贴的。

时值文革期间，学校和学生关系紧张，但凡学生闹事，学校基本上都会妥协，接受闹事学生的诉求。

开学后不久，我们班上几位同学因为没有分到先进班而闹情绪，就做出了一些出格的行为，一心就想和学校闹，好让自己得以进先进班。

对于这些学生，正班主任陈老师一律严肃批评，可换来的是那些同学们的"虚心按受，坚决不改"。有错不改，万一事情闹大了可怎么办呢？陈老师、班委们只好请俞老师出面协调，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那些调皮的学生真的收敛了许多，安安分分地待在这个他们曾经并不满意的班级里，一学就是两年。

大家都很好奇俞老师是用什么办法，稳住了这些令老师、学校头疼的捣蛋鬼。后来，在我与下几届校友的一次聊天中，才略知一二：

当时学校规定每个同学必须做课间操，但有部分同学不爱做课间操，每次看到段长来抓人，他们就赶紧躲起来。有一次段长又来了，同学们来不及跑走。恰好俞老师就在附近，他明明看到了这些同学，却径直迎向段长打起了招呼并开始聊天。

这样一来，俞老师成功掩护了这些不爱做课间操的同学，同学们都对俞老师心存感激。

事后，俞老师把同学们一个个找来做思想工作，结果这些同学以后再也不敢不去做广播体操了。段长最头痛的问题，就被俞老师解决了。

大家都知道，俞老师手中有一台照相机，每当有学生毕业，都会带上胶卷请俞老师帮忙照相。他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每次拍完一卷胶卷，就还多送给学生一叠洗完的照片。要知道在那时候，洗照片要花好多钱呢。他把这些珍贵的照片，当做是送给学生的毕业礼物。俞老师当年为我和好友照下的相片里，我们两人在阳光下笑得灿烂非常。这张照片我珍藏了四十年，我时常将它拿出欣赏，心里默默感恩为我们留下青春影像的俞老师。

还记得班级里有位同学父亲去世，没钱交学费，家里正准备替她办理退学手续。俞老师知道后，就偷偷帮她交好了一切费用，派同学通知她回学校上课。在俞老师的关心下，该同学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她很感激俞老师，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师，将俞老师的师德延续到了更多的学生身上。

俞老师用自己独有的办法，赢得了全班同学的信任和尊敬，建立起了友好的师生关系。对于学生们来说，俞老师亦师亦友，如父如兄。

而对我个人来说，我人生最重要的契机也是俞老师为我争取来的。

那时候，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就得去生产队起早贪黑劳动。我哥哥担心我身子吃不消，让我在临近毕业时休学。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俞老师时，他十分支持我，并说也许很快就要恢复高考了，休学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好好复习文化知识。在休学这件事上，俞老师积极和学校沟通争取，帮了我大忙。当77年底恢复高考的消息出来后，我深深地感激俞老师的支持为我备战高考争取了宝贵的复习时间。

高考的消息正式传遍全国后，俞老师非常高兴，到处动员学生参加各类补习。

那时我们班的几位男同学都住进他租的并不宽畅的房子里，俞老师呕心沥血将所学倾囊相授，一心希望眼前这些小镇青年，将来能去更大的城市闯荡，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俞老师知道我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学习不错，因此也特别关注他们的高考情况。

当时我哥哥正在家务农，对于学习已经荒废多年，在俞老师的鼓励帮助下，我哥果然一炮打响，考上了师专，让俞老师欣慰不已。

78年我姐姐参加文科高考，当考完《历史》走出考场时，等候在考场外的俞老师赶紧迎上前，得知有几题较难的题目我姐姐都答对时，俞老师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姐的记忆里，至今难以忘怀。

1977年7月份高中生涯结束后，同学们基本是回家务农，在以后的几年中，有的同学继续求学，有的同学去参军，有的去境外谋生，有的……

我工作后，逢年过节只要回家就会去看望俞老师。我总能从俞老师那里知道同学们的近况，比如某某同学结婚了，某某同学的太太与某某同学的太太是堂姐妹，还有那位女同学嫁到某某人的家里等等。看来毕业后，不仅是我，其他四班同学和俞老师也往来密切，俞老师对班上同学的近况都了若指掌。

1983年我带着新婚的先生去见俞老师，俞老师很高兴，连连祝福我们。在我们临出门时，俞老师严肃地对我们说“婚姻不是穿衣服，想穿就穿，不想穿就脱。”

我听了觉得奇怪，俞老师怎么会说这样的话？而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的同事、同学中，脱脱穿穿婚姻这件衣服的大有人在，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四班的班委中(我所知道的)一直都穿着婚姻的第一套衣服。 

成家后的我回娘家次数减少，加上当时交通通讯没有现在发达，和老师的联系也减少。

记得1985年的一天，我还在单位上班时，接到俞老师电话，说他全家要移居香港，现正在车站。我请他等下，就要马上过去送他。俞老师急忙说你别过来，我现在就要上车了。我想他是怕影响我上班才这样说的。

没想到，我也因此失去了和俞老师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俞老师一家去香港后，我们就断了联系，但每次遇到同学或有朋友从香港回来，我都会打听老师的近况。有次遇到四班的同学，她告诉我，俞老师还是像原来一样关心学生，有空时会打电话邀他们出来喝茶。

几年前知道俞老师得病后，我非常紧张，但不知道如何能够了解他的现状，也不敢冒昧打扰他的家人，只好默默地为他祈福，希望俞老师早日恢复健康。

2017年，77届四班四十周年同学聚会后，我加入了班级微信群，也得以联系上俞老师的夫人、我的师母。没想到师母是如此地平易近人，她说俞老师经常念叨我们七七届四班的同学，也时常提起我，现在联系上了，师母非常开心。

她也很乐意告诉我俞老师的近况。当同学德柱带着四班同学四十周年聚会的礼物去看望俞老师时，老师异常高兴。师母描述道：

近年余来，老师甚少微笑，除了见长孙有笑一下，今天看到德柱同学，微笑了很久！我们都很感动！这是德柱带来师生情呀！

听师母说，虽然俞老师因为中风，对往事记忆模糊，但师母坚持每天给他念诗看相片，希望用物理疗法来唤起他对往日的回忆。

那时候，我多么希望老师能奇迹搬地恢复健康啊。到时我们一定能够把酒相聚，畅谈人生！

只是没想到，今年五月份突然接到了俞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的噩耗。

我满怀对重逢的期待，只能随着俞老师的离去，变成无尽的遗憾和哀思。

本文发表于《莆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