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自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聚焦和支持乡村发展，政策作为“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分配”的社会治理手段，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传播作为政策传递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尤其值得关注。既有的研究指出，乡村传播生态和媒介功能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乡村政策传播网络相对落后、传播效能低下等问题造成了当下乡村政策传播的困境。而新媒体工具开放性、互动性、便捷性、低成本的特性能为政策传播带来新的可能，运用好新媒体或成为改善乡村政策传播现状的契机。

政策传播研究历来是新闻传播学十分关注的领域，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者不乏，但我国乡村政策传播话题长期以来被新闻传播研究“遗忘”，关注者较少。现有对乡村政策传播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对乡村政策传播困境、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成因的分析，此类研究可划分为两种：一种从多角度、多主体较为全面地分析政策传播中的困境和成因，此种分析呈现出大而全的特征，由于涉及的层次和主体较多，此类研究注重分析的广度而相对忽视深度；亦有从小切口入手分析某一影响政策传播效果的具体因素，如郎劲松通过研究提出政府认知差异这一单一因素作为对农政策传播的新困境，此类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深度。另一个视角是研究者从乡村政策传播渠道入手，考察政策信息在各种传播渠道如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当中的流动，最终分析政策信息传播的触达效果。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注重发掘乡村政策传播过程中的媒介工具如电视、纸媒的作用，与其他视角不同，此类研究侧重于对媒介工具作用的考察，同时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关注相对较少。

随着新媒体在乡村社会中日渐普及，学者们渐渐开始关注利用新媒体进行政策传播的问题，但总体上研究成果较少。张淑华指出了新媒体在进行乡村政策传播中的必要性，她认为新媒体有助于提高农村政策传播效能和从根本上改善农村传播生态和社会环境；蒋锐通过常人方法学的研究方法深入乡村生活实际考察乡村政策传播状况，其研究肯定了手机在乡村政策传播中的作用，并提出手机连接很有可能成为村民未来参与政治生活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场景；田毅鹏和胡耀川讨论了新的媒介工具在进行政策传播时面临的乡土契合性问题，指出在乡村政策传递和社会治理展开的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在展现出其先进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既有研究指出了新媒体参与乡村政策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在乡村社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政策传播可能出现的不契合性问题，但对于新媒体如何介入到乡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及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问题则鲜有关注，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空间。

1966年，在《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一书中，吉布森第一次提及可供性（Affordance）；1988年，唐纳德·诺曼详述了可供性概念在设计学和人机交互领域的应用，将可供性定义为“事物可感知的和实际属性，主要是那些决定事物如何使用的基本属性”。长期以来，可供性概念一直为其他学科所使用，直至2003年，Wellman等人才率先将社会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概念引入传播学，并将之视作技术/物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但Wellman仍将技术/物视为一种“工具性角色”，研究中的可供性并未呈现为一种关系属性。随后的传播学者试图在技术/物的关系说明上做突破，Schrock提出传播可供性（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人对技术可用性的主观感知和改变传播实践或习惯的客观技术特性的互动”，其研究打开了人与媒介技术互动的黑箱，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Rice等进一步提出媒介可供性（Media Affordance）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某一特定背景下行动者感知到的其能够使用媒介展开行动（与其需求或目标有关）的潜能与媒介潜在特性、能力、约束范围的关系，其研究为利用可供性概念分析传播主体在新媒体中的传播实践做了铺垫。

2017年传播学者潘忠党在与刘于思的一次学术对话中将Affordance以“可供性”的译名引介到国内，可供性概念被引入我国后，众多学者对媒介可供性进行了讨论。现有对可供性的阐释一方面强调通过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发掘技术在参与传播过程的主导性作用，关注技术对传播实践的形塑作用；另一方面则重视通过可供性理论看到传播实践中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认为可供性理论有助于洞察互联网平台和用户复杂的互动关系。就可供性理论的本土化应用看，国内已有较多学者利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解释新媒介技术对于我国具体传播实践的形塑和影响，如分析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的发展的嵌入和影响、阐释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以及对四全媒体、新型主流媒体的发展做出分析等。

从可供性视角出发可为乡村政策传播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发掘新媒体技术在乡村政策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导性作用提供一个有力的阐释视角。以媒介可供性为理论路径探讨新媒体的政策传播问题既关照到技术本身的重要作用，又兼顾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摒弃了将新媒体作为纯粹的政策传播工具的思路，借此发掘出新媒体平台的可供性是以何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政策在基层乡村社会传播的，人又是如何就政策传播这一行为实践与新媒体产生互动的。基于现实背景和文献梳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微信群作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何种影响乡村社会政策传播的可供性因素？这些媒介可供性因素在政策传播中的作用如何体现？具体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新媒体介入到政策传播过程中带来什么样的效能，又会导致何种风险？

本文使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数字田野场为山东省临沂市R村村务微信群。R村是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东北部的一个村庄，近年来，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该村积极推行数字化治理，该村务微信群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该微信群建立于2021年10月，由村内的网格员发起并组织建立，该微信群群名为“R村联系群”，现有群成员244名，群主为该村网格员的企业微信账号，企业认证主体为沂水县委政法委。该群的定位是“村务通知群”，村内日常事务的通知会通过该群进行发布，是而网格员在建群时就提出“要求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人入群”，村干部也都入群。

笔者在该群初创时就被拉入群聊内，入群时间超12个月，进入群聊后，笔者以“潜水”的方式在群内进行观察，这种方式避免了对群内人们线上交往的干涉和介入，使得在自然情境下体察线上文化交往成为可能。自入群起，微信群内的各种信息资讯、政策文件、日常村务通知以及群成员之间的互动都纳入到笔者观察范围内，同时，笔者于2022年1月25日-2022年2月15日和2022年7月25日-2022年8月7日两段时间于该村开展线下实地调研，对村民微信群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观察并做记录，同时对十名使用和不使用该微信群的村民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网格员（微信群发起者）、微信群内的活跃成员、微信群的潜水成员及不使用微信群的村民。

图1  研究逻辑路线图

微信群的技术可供性是在政策传播过程中与政策传播主体互动而生的，对于可供性的观察必须置于政策传播过程中，同时技术可供性的作用亦需在政策传播过程中彰显。将新媒体参与政策传播的机制作为一个过程进行分析，才能理解微信群的媒介可供性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与政策传播相耦合的。

1、政策议题设定：多元设定者与多属性议题

数字技术嵌入使得村民的治理参与不再是被统一安排、被动接受的消极样态，而是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建构的过程。微信群的技术特性提供了人们集体在场和平等对话的线上空间，其可供性为微信用户提供了在群内自由生产和发布信息的机会，在此种技术可供性支持下微信群中的议题设定者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仅村干部可以进行政策议题的设定，村民也能够在微信群内进行政策议题设定。一方面，村民通过群内主动询问的方式自主设定微信群内的政策传播议题，村民的询问倒逼村干部根据其设定的议题做出回答，从而达到自我主动设置政策议程的目的；另一方面，村民也通过直接将从其他渠道如政府网站、公众号等接收到的政策信息转发到群里来主动设置政策传播议题。然而，虽然微信群中村民可以进行政策议题的设置，但并非所有村民设定的议题都能得到关注和回应，往往村干部设定的议题更受关注，村民的议题关注度较低，这也说明微信群提供的可供性仅仅为群成员提供了自由和平等发言的可能，但却无法确保实际的传播效果。

另外，微信群的可供性也为村内的政策传播提供展示议题多种属性的可能。这首先表现在政策传播的主题更加多元化、日常化。不仅原来村内大喇叭的重要政策议题会在群内设定，更为日常化的事项如村务公示、例行宣传（反诈宣传、党建宣传等）以及疫情变动状况（风险区变动、本地的病例数变化）等都会微信群内传播。其次，原来村庄大喇叭在进行政策议题的设定时，只能将政策信息的核心内容“喊”出来，政策的关键属性得以传播，但相对边缘的属性却被忽略，微信群则能够呈现政策全貌，将政策相对边缘的属性进行展示。此外，在微信群中议题设定的媒体形式更丰富，文字、图片、视频、语音以及网络链接等都成为微信群内政策议题设定的媒体形式，这也丰富了政策议题的属性。

表1  微信群政策传播内容

2、政策议题扩散：关系伴随与螺旋效果

村民的日常行为和生活逻辑依旧受到费孝通所述的熟人社会规则的支配，熟人关系仍然是乡村社会的底色，现实的村庄社会关联在虚拟空间中嵌入、集中和延伸。微信群内村干部的发言权力和权威性是现实生活的权力结构通过微信群达成的线上延伸。微信群的昵称和备注的可供性让群内实名制得以实现，村民可以精准识别群内的村干部，并以村干部界定该微信号的身份，由此现实生活中具备话语权的村干部在微信群内仍具有设置政策议程的权力；其次，微信群内的对话可以复现现实乡村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虽然在微信群中人们以昵称和头像的形式再造了身份，但基于微信群的可供性人们仍可以识别每个微信号所代表的现实身份，微信群以此塑成线上熟人社区，现实中的人际交往规则能够在线上沿用。村干部在微信群内的政策传播仍会依照现实生活的互动关系和称谓，如村干部回应群内成员核酸检测是否还在进行时，说道：“三婶子，你现在过来吧，现在过来就直接做了，晌午头做核酸的就要走了”。另外，微信群同样将现实关系的亲疏在群内再现。村内较多人仍以“是否为同一家族”作为社交的标准，即人们更多与本族人交好，村内同一家族的人往往关系更为亲密，而现实中关系亲厚者在微信群中的互动也更加频繁和亲密。与政策议题设定者同一宗族的人常常会对其设定的议题做更积极回应，如同宗族村民之间会相互帮助共同就某些政策质询村干部，以扩大询问者的声势；同样，与村干部同宗族者也会主动在微信群中配合其进行政策宣传或者“帮村干部说话”。微信群通过将村民拉入群聊的方式实现了村民的线上集体在场，打造出一个“虚拟型公共空间”。微信群打造的虚拟公共空间是开放的、人人可见的空间，它将村里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一起，微信群内每个人的言论和行为表现都始终受到群内村民的注视、受到村里舆论压力的影响。微信群作为线上熟人社区的属性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民在微信群内的发言，而这种规范却常常反过来为村干部利用，在政策传播中制造出“螺旋效果”。微信群中村民实名参与群内政策讨论，参与者受到舆论压力的影响，因此在进行意见表达时也常常出现螺旋式的传播状况。

3、政策议题反馈：即时互动与波纹圈层

2022年7月1日，微信群内十分热闹，村干部和村民就现有的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对话。村干部首先在群里发送一张图片，并说“请大家扫码进群”，群内立刻有人做出回应“这是什么群，卖水果的吗？”，村干部回应称“不是卖水果的，是一码通升级班（版）”。随后又引出很多人的回应：“怎么不会弄”“近（进）不了群”“进去了，后面怎么弄？”，村干部很快就对此做出了回应：“那个码你先扫，然后根据那个提示填，然后得等会，等XX（另一村干部）弄了的时候你才能进这个群，你先扫，扫了点进去，它不是让你填你的姓名，然后照一个相片，然后提交上等待审核”。微信群的可供性塑造了“村民-微信群-村干部（上级职能部门）”的结构链条，信息流转速度加快，回应时间也极大缩短。政策信息往往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特征，需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传播并执行，微信群则能够为公众参与政策的即时反馈提供可供性。更多、更快的政策信息流动和交互利于政策的顺利传播和执行。村干部在与村民互动中就政策内容给出更多解释，增进村民对政策内容的理解，村干部与村民的即时互动也为村民提供政策执行的行动指南，解答村民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难题，促进政策更好、更快地落实。在乡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微信群打造的线上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复刻了现实村落中政策传播从权力核心到权力边缘的错落结构。村民在微信群中进行的政策反馈表现出类似于水波的圈层化特性，圈层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信息反馈的频率和强度逐渐降低，从中心到边缘依次表现为核心圈层、中间圈层以及边缘圈层：核心圈层为微信群内的权力核心，是主要的政策信息发布者，成员主要为村干部和微信群内的活跃意见领袖，他们最常参与微信群内的政策信息发布和对话，对微信群内的村民疑问及时做出回应和解答；中间圈层为最常居住和工作于村庄内的人群，他们关注微信群内村干部发出的政策通知，常常对政策细节和执行过程进行详细询问，对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异议，中间圈层是对微信群内政策传播进行反馈的中坚力量；边缘圈层是生于斯长于斯，但长大后脱离村庄所在地域在外求学或工作，并未长期居住于村庄里的群体，他们关注微信群内的政策信息但很少做出反馈。

图 2  反馈的“圈层结构”示意图

微信群应用于乡村社会政策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丰富的媒介可供性，其可供性在政策传播的议题设定、扩散和反馈环节实现了耦合。微信群作为新媒体技术参与到政策传播中，一方面提升了政策传播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风险。

1、政策传播效能的提升

微信群的媒介可供性突破了政策传播的物理时空限制，提升了政策传播的效能。微信群既节约了村干部进行政策通知的时间，也方便村民获取和了解政策信息，提高了政策传播的效率；另外，微信群突破空间限制，实现不同空间村民的整合，有效地对村外传递政策信息，村民通过微信群可以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随时接收政策信息，原本许多离开村庄在外学习务工的村民也可以通过微信群实现不同地域空间的政策信息接收，实现与本地村民的网络共在。

此外，微信群采用多媒体的政策呈现方式，政策传播内容更加生动易懂。村中较多人文化水平低，文字阅读能力有限，这导致他们无法很好地阅读文字，是而群内常常通过语音、视频等形式进行政策讲解，通俗易懂地向村民宣讲政策。此外，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村民可以通过微信群进入乡村公共空间，对村“两委”的公共事务实行监督，助益于公共政策的传播和执行。

2、强化政策传播的修补功能

我国的政策传播从单向模式逐渐走向双向互动模式，而新媒体作为政策的反馈途径也成为政府获取民意的有效途径，是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基本方式。有学者指出政策传播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完成对政策的修补，而这项功能的实现主要是源于政策传播的反馈机制。政策传播的互动特征是政策顺利执行、取得最佳传播效果的必然要求，通过受众对政策信息的反馈情况适时调整修补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是政策传播的修补功能的体现。微信群等新媒体介入后，公众对政策传播的反馈越来越多，乡村社会长期以来以单向传播的大喇叭作为政策信息的传播工具，受众却无法通过大喇叭向传者进行信息的反馈，政策的修补功能难以实现。微信群的可供性打造了线上的公共空间，村民线上聚集在一起公开对话，人们就政策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质疑，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促成政策内容的修补。

3、政策传播严肃性和权威性消解

在许多村民眼中微信群并非一种严肃和正式的官方媒介，因而在微信群内常常采用戏谑化的方式回应村干部传播的政策：这也使得政策传播本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开始消退。2022年11月4日，村干部说：“刚刚接到通知，明天的核酸检测暂停一天”，随后连续有两位村民回复“囊”，接着又有村民说“不捅一下试着不得劲”并@村干部，随后村干部回应了两个“捂脸哭”的表情。在当地，“囊”这个字的含义较为特殊，该词汇在字面上表示“知道了”的含义，但其表达的情感里却带有质疑和戏谑的色彩。村干部发出不做核酸的通知后两位村民随即以戏谑化的表达做出回应，随后更是有人直接@村干部表达了这种戏谑。

此外，村内长期奉行长老统治的传统与现行的村务管理机制在微信群场域内出现冲突，村内辈分较高和较为年长的人常常在微信群中对村干部发布的政策内容提出质疑和做出反抗，村干部的权威遭到攻击。反抗在线下的政策执行中并不少见，而微信群塑造的公共空间却放大了这种反抗，进而扩大了该反抗的影响范围和效力，易激起其他村民的追随，使村干部的工作难以开展，政策更难以得到落实。

本文通过对微信群进行网络民族志的考察，分析微信群为乡村政策传播所提供的可供性，以政策议题的传播发展过程作为分析路径解释微信群的可供性如何与政策传播的过程耦合，研究表明微信群所提供的可供性为乡村政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提高了乡村社会政策传播的效能，为实现政策的修补提供了媒介通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策传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研究也发现新媒体参与政策传播的效能尚未完全激发，如何充分激发新媒体的效能需要凝聚更多智慧。首先，要变新媒体“嵌入”为“融入”乡村社会。嵌入是一种物理变化，而融入则要产生原子级别的化学变化，实现新媒体与乡村社会方方面面的重组和融合，要将新媒体与乡村社会固有的政策传播体系融合，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其次，要重塑农民政策传播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新媒体在政策传播中的反馈功能，不能单纯将新媒体作为上级向下级、高层向基层“发通知”的工具、传声筒，要通过新媒体让上级政府听到农民的声音，借此优化政策内容；再次，要在既有媒介的基础上创造维护政策传播权威性的条件，微信提供的可供性给群成员自由对话带来了可能，同时也为政策传播的权威性带来隐忧，微信群作为一个线上熟人社区，相应的社区管理规定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