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湖州“方志之乡”溯源

湖州被誉为“方志之乡”，修志传统弥远，始于三国、兴于两宋、盛于明清，繁荣于当代。方志成果丰硕，历史上有记载的各类旧志书共有253部，目前流传保存有55部，诞生过中国第一部乡村志书。修志名家辈出，唐代“茶圣”陆羽、宋代“诚史良才”谈钥、近代“以通见长”俞樾，皆修纂名志，影响至远。

方志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承载和表达，伴随文化的发展而出现。方志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东汉时期的《越绝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志书，尊为“中国地方志之鼻祖”。

《越绝书》，图片来源：典籍里的中国

战国时期，湖州始有县制。秦汉之前，湖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汉书·地理志》记载，湖州还是“厥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错”的贫瘠地区。“地广人稀”是区域典型特点。东汉末年至三国东吴时期，中原战乱，北人南渡，人口增加，湖州地区有了一定的开发。公元266年，东吴末帝孙皓置“吴兴郡”，取“吴国兴盛”之意。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兴盛，作为地方文化重要载体的志书开始出现。湖州地方志最早可追溯到东吴重臣、史学家韦曜撰写的《吴兴录》《三吴郡国志》。韦曜，原名韦昭，吴郡云阳县（今江苏省丹阳市）人，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东吴中后期，担任太史令，参与撰写《吴书》。韦曜是我国古代从事史书编纂时间最长的史学家，后世《三国志》大多取材于他的《吴书》。

韦曜 三国时期孙吴官员

作为湖州最早的地方志书，《吴兴录》《三吴郡国志》已无完本传世。据后世考证，《吴兴录》记录吴兴郡下辖乌程、阳羡（今宜兴）、永安（后改称武康）、余杭、临水（今临安）、故鄣、安吉、原乡、於潜9县的历史地理，包括疆域、地名、物产、山川、古迹、神话传说等，以志书反映一方风土人物。《吴兴录》记载：“乌程箬下酒有名。”《三吴郡国志》记载：“昔有孔氏之妇，少寡，有子八人，皆训以义方，夜则读书，昼则力田，汉哀、平之间俱为郡守。”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发，湖州因其重要地理位置，逐步成为“东南名郡”，湖州太守一职，非王公显贵不轻授，王羲之、王献之以及谢安等谢家9人先后出任湖州太守。“永嘉之变”西晋灭亡后，北人大批南迁，江南地区世家大族崛起，尤其是吴兴郡世家大族积极活跃在史学、经学、文学、藏书等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湖州地方文化渐趋兴盛，私人修撰地方情况的史志书籍不断涌现。

这一时期，湖州在史学方面的代表是沈约所著二十四史之一的《宋书》。齐梁之间，吴兴世家大族由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其代表是沈氏家族，尤以沈约为代表。沈约，吴兴郡武康人，历仕宋、齐、梁三代，终生致力文史，是沈氏家族最有影响的文士，也是南朝影响巨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宋书》极具史学价值，尤其是《宋书·州郡志》，详尽记述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

这一时期，湖州在方志方面的代表是吴均编纂的、中国第一部乡村志书《入东记》。吴均，吴兴郡故鄣人，曾私撰《齐春秋》，后奉诏撰《通史》，书未成而卒。他所撰《入东记》，记录了今长兴和平一带的风土人情。

这一时期，湖州私人纂修志书，主要有东晋顾长生的《三吴土地记》、谢沈的《吴越记》、张玄之《吴兴山墟名》，南朝山谦之《吴兴记》、王韶之《吴兴郡记》等。这些地方志书已无完本传世，从其他志书所引用的有关轶文中可知，内容大抵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形势、水利兴修等。

从志书形式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州地方志书主要包括“志”“记”“录”三类；从志书内容来看，以郡县、山川的地记（志）为主，或通过记叙乡贤、表彰其功绩，或誉美乡邦、扩大门阀士族影响。另有山志编纂，如张玄之《吴兴山墟名》为山川名胜的专志，包括事物杂志、物产、人工修筑的水塘等，是一部相对比较完整的综合性山志，主要是迎合当时门阀士族开发山区的需要。

由此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湖州地方志的起源阶段。其志书形式，以地记为主，记录地方风土人物，为湖州方志文化的源流发展开了先河。更为重要的是，志书产生之初，就体现服务现实的理念，用于研究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服务，具有“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功能作用。

隋唐两代，大一统局面下，京杭大运河开凿，社会安定，包括湖州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时称：“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隋仁寿二年，即公元602年，置湖州，因滨太湖而得名，是为湖州名称之始。唐代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记载，“江表大郡，吴兴为一。……物土所产，雄于楚越。其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

顾况的《刺史厅壁记》

大一统下，隋唐时期史学、方志呈现由私撰改为官修的趋势。史学方面，以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二十四史其二的《梁书》《陈书》最为重要。姚察，吴兴郡武康人，历仕梁、陈、隋三朝，以精于史学著称。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未成而去世。其子姚思廉承父遗志，续修二史，终于唐初而成。

在方志方面，隋炀帝时期，朝廷诏告郡县，开始把地方志书编纂工作集中到中央政府管理，并在各郡志书基础上大规模编纂全国性志书。这一时期，地方志书出现图志、图经的形式，有图有文，横排门类，兼志自然和社会内容，标志着单一文字记载地记的方志雏形阶段结束，方志开始向定型阶段过渡。

唐“安史之乱”后，大量人口迁移南方，《全唐诗·谚谜·湖州里谚》道：“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大批文人士子集聚湖州。唐代大历年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与云集至此的文士们交游唱和、著书修典，“吴中诗派”迅速崛起，文化氛围浓厚，推动湖州逐步成为浙江方志的发展中心。

这一时期，湖州不仅州、县皆有志书，且志书数量和种类在浙江各州中最多，成为浙江方志中心。尤为特殊的是，除官修志书外，私人编纂志书之风在中晚唐的湖州依然盛行，这是湖州较之浙江其他州修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据统计，唐代湖州地方志书有，“茶圣”陆羽的《吴兴图经》《湖州刺史记》《湖州历官记》《顾渚山记》《杼山记》，唐代农学家、姑苏（苏州）人陆龟蒙的《吴兴实录》，唐代河东人、担任湖州刺史的张文规所著的《吴兴杂录》，宋璲的《吴兴人物志》，湖州刺史、书法家颜真卿所撰的《石柱记》，沈常的《武康土地记》等10余种。

在编纂体例上也有较大发展。首先，扩大了图经的文字记载范围，促使图经、地记等志书形式在体式和内容择取上渐趋合一，陆羽的《吴兴图经》是这种发展趋向的代表作。其次，山志、古迹志等志书名趋于统一，标志着这一类专志向统一体式过渡。如《顾渚山记》《杼山记》等山志和古迹志《石柱记》均以“记”命名。最后，列职官志开创先河。陆羽的《湖州刺史记》《湖州历官记》是为现在所见最早的浙江职官志，为宋代定型化的列职官志开了先河。

两宋时期，在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地方志无论是名称还是内容、体例，都完成了向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志过渡，且留存的名志较多。自此以后，地方志书正式成为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统合古今的地方百科全书。

宋代湖州，修志之风盛行，方志文化渐趋成熟，纂修各种志书达到27种之多，数量居于全省各府州第2位。从府志层面来讲，宋代的湖州府系著名州府，曾14次修府志，种类达16种，有《图经》《地记》《统记》《志》之别，府志修纂为浙江宋代修志第1位。其中，北宋有《吴兴统纪》《吴兴图经》等，南宋有绍兴《吴兴续图经》《（湖州）旧图经》《吴兴郡图经》《湖州志》《吴兴地理志》《吴兴（志）新编》等，现存有嘉泰《吴兴志》传世。

《嘉泰吴兴志》点校版

嘉泰《吴兴志》由湖州知州李景和主修，谈钥纂。谈钥，南宋归安人，官枢密院编修，以史学见长，有“诚史良才”“博物君子”之称。他以湖州历代旧志为蓝本，参照正史，两年纂成《吴兴志》20卷。内容上，涵盖湖州境内天文地理、社会人事以及历史与古今沿革，突出湖州的山水清远和人物贤贵，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地方志书。体例上，以类相从、按类编修、统贯古今的方志编撰原则，确保了嘉泰《吴兴志》的编纂质量和历史价值。理念方面，嘉泰《吴兴志》创作《郡守题名》，以“劝善惩恶”，包含志书的资治、教化功能。

从县志层面来看，两宋时期，朝廷两次命州县普修图经。湖州县志编纂飞跃发展，长兴县有《长兴县图志》《长兴县图经》、嘉定《长兴县志》，乌程县有《乌程县志》《乌程县图》《乌程旧志》，武康县有《余英志》《武康县志》，德清有《余不志》。

从专志层面来看，两宋时期，种类也有所增多。如乌程县沈平所著《乌青记》《乌青拾遗》《吴兴人物志》和周密的《吴兴园林记》等。

此外，在外地为官的湖州籍人士曾主持或编纂多本地方志书，有的还属名志，在全国方志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长兴人周淙担任临安府尹，编纂乾道《临安志》，为南宋第一部府志。归安人沈作宾任绍兴知府，修嘉泰《会稽志》，内容丰富，体例严谨，风格独具，被誉为宋代难得的方志佳作。

宋代之后，方志文化发展短暂陷入低谷。元代，湖州方志编纂规模不如宋代，编纂的志书仅有《吴兴续志》《吴兴类编》《吴兴杂录》三部书名传世。

明清时期，方志文化兴盛，湖州修志蔚然成风，府县两级全面纂修志书，镇志、山志、寺院志及其它各种专志应运而生。志书名目之多，品种之全，数量之巨，体裁之多样，前所未有。

根据明朝永乐年间颁布的《修志凡例》，明代湖州方志内容、体例相对统一，共计修志52种，列全省第3位，府志纂修在浙江各府中列第1位。其中，弘治《湖州府志》、嘉靖《吴兴掌故集》、万历《湖州府志》、天启《吴兴备志》，被收入《四库全书》著录和存目。四种之中《吴兴备志》为最佳，由乌程人董斯张等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极高，“采摭极富，于吴兴一郡遗闻琐事，征引略备。每门皆全录古书，载其原文，有所考订，则附著名于下”。“所摘录，类皆曲雅确核，足资考据。明季诸书，此犹为差有实际。黄茅白苇之中，可以谓之翘楚矣”。

明代，湖州首次出现县县修志的局面，湖州府所领6县1州无一例外地纂修县志。其中，明代长兴县志共编修6次，安吉州志编修4次，乌程、德清、孝丰三县编修3次，武康、归安两县各编修2次。

随着市镇兴起，明代湖州镇志有较大发展，《乌青镇志》《菱湖镇志》《新市镇志》《仙潭志》等一批名镇志随即诞生。镇志记载一镇沿革和人、事、物诸项，与县志相比较为简略。从第一部乡村志书《入东记》，到明代，湖州镇志源远流长，数量众多，篇幅庞大，内容丰富，为其他地区所少有。

明代，湖州普遍纂修山志，天目山、岘山、道场山、卞（弁）山、长超山、东林山都编有志书。为寺院修志，在明代湖州首次出现，如《卞山法华寺记略》《卞山法华寺记补遗》《卞山龙华寺志》等。学校修志也开始出现，如《武康学志》，标志着湖州“儒学之志自武康始”。

承袭明代方志文化发展基础，见于记载的清代前期湖州府县志书共有29种，其中康熙、乾隆两代是修志的两个高峰，共计有16部府县志书修成。

以府县志书为中心，清代前期湖州各类志书齐全。从镇志来说，南浔镇、双林镇、练市镇、上柏镇都编有志书，其中双林镇志共有4种，南浔镇志有3种。从山水志来说，有《东林山志》《金井志》《计筹山志》《金盖志略》《苕溪险塘说》等。从文献志来说，有《乌程杂识》《乌青杂识》《吴兴典录》《吴兴旧闻》《南浔文献志》等数种。

清乾隆湖州府志 四十八卷 卷首一卷 胡承谋纂修

明清时期，湖州方志体例内容更臻完善，府县志书大多有凡例、序、图、志，有的还有考、表、传。在篇章设计方面，湖州方志也有所创新，如明代唐枢编纂的万历《湖州府志》创设“三宝体”，即按照土地、人民、政事三类分门列目。在编写方式上，开始使用编年体，由明代嘉靖《长兴县志》创设。清代在编年体基础上，兼有纪传体、通体、续体等多种形式。

清末晚期，随着政治体制、民众思想的转变，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地方志的编纂和方志学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西学东渐，西方的史学、社会学理论等传入中国，地方志编纂开始向近代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书最终出现。

近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湖州境域编修志书，主要有《吴兴县新志稿》《安吉县新志稿》《长兴县新志稿》《德清县新志稿》《武康县新志稿》等。

近代湖州地方志在内容方面，摒弃了旧志中歌颂皇权、宣扬迷信的内容，新增反映社会进步、符合时代实情的篇目，所收多为罕见资料，志料价值颇高。如《南浔镇志稿》“大事记”中所收《浔溪团防志》《南浔公会兵灾报告书》《南浔镇被焚房屋调查表》《吴兴县抗战人员忠烈事迹录》等皆是第一手的实地调查资料。在编纂方法方面，开始注意地图的准确性。如《安吉县新志稿》鉴于旧志水系本支不分、源委未明，根据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重为编写。

《地方志丛书》图片来源：湖州方志馆

近代，与湖州修志成风、佳作迭出的现象相一致，方志名家辈出成为方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清末学者俞樾，曾参与编修4部地方志，他对地方志领域的贡献，不仅在于具体的编修工作，更在于对地方志编修方法的创新和对资料真实性的严格要求，这些都对后世地方志的编修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以来，与府州县志不同，乡镇志的编纂基本上是本地文人士绅。如道光年间《南浔镇志》编纂者在自序中写道：“自弱冠以来，即有志于此书，以为吾生既不能游览四方，求天下之名山大泽以自壮，而桑梓之乡，先人钓游之地，其风土人物茫焉莫辨，不几于饮水而昧其源、数典而忘其祖乎？”地方士绅文人将乡镇志编纂视为一种社会责任而投身其中，由此出现了乡镇志兴盛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志书编修步入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方志学逐步形成。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湖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逐步构建起市、区县、乡镇、村全覆盖的方志文化体系，编纂各类志书约有300种，绘就新时代湖州方志文化赓续传承、创新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