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启风
近日，因电影《无问西东》的上映，西南联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电影中，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随校南迁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名文科教授，其表现出的“民国范儿”，让很多观众为之折服。王力宏饰演的学生沈光耀，被吴岭澜救下后，选择投笔从戎，最终为国捐躯。在真实的联大校史中，确实有很多吴岭澜、沈光耀这样的师生。
政府支持的西南联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因战事发展，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维持至抗战胜利。
当时国内教育界一致认为，不能让战争影响正常教育，后来挂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的胡适多次说，“国家教育，似仍宜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并对高等院校给予充分支持。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教育部拨给西南联大的常规经费，也连年上涨。1938年拨款不过26万元，1940年增长至138万元，1945年达到2000多万元。
西南联大校门
针对高校中的教职员工，教育部也有补助措施。如1943年5—12月，教育部为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发放“奖助金”，闻一多、朱自清等12人获得600元，杨武之、郑天挺等获得500元，另外还有15人获得200元。1944年11月，又给家庭困难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27人各发放1万元研究补助费。同时，对联大员工及家属也有相应补助。
西南联大图书馆内部
在这种支持下，中国的大专院校于抗战期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108所增加到145所，在校学生总数也多了一倍。时人评价，大后方“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三十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西南联大的发展与成绩，正是最好的例证。
联大师生的生活困境
虽然有来自政府的援助，但西南联大师生的战时生活，依旧极为艰辛。在北平的时候，教授们月薪几百块大洋，足够买一座四合院的。但战时通货膨胀，使这些收入大幅缩水。联大经济系教授杨西孟写过一篇《几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金及薪金实值》，反映了联大教授们的生活状况。他说，“怎么维持他们的生活呢？这就需要描述怎样消耗早先的积蓄，典卖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营养不足，只有消蚀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
在联大教政治学的张奚若即曾在课上和学生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人还要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张奚若紧接着话锋一转：“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西南联大“民主墙”
在西南联大，无数的例子都在证明着张奚若的话。费正清到访昆明时，看到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在一家皮匠店的阁楼上的房间里”“正半披着衣服躺在床上，贫病交加，为三个孩子没饭吃而发愁”。闻一多在教学之外，帮人刻印，收费标准是“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信。润资先惠，七日取件。”朱自清在昆明穿一件水牛皮色的毛毡，看上去就像是蓑衣，李广田路遇朱自清时，几乎认不出来。
工学院图书馆阅览室
为能补贴家用，联大的教授夫人们也是各展所能。韩咏华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她回忆，联大的庶务赵世昌是上海人，教她和潘光旦夫人做“米粉碗糕”。做好后，取名“定胜糕”，由韩咏华“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卖糕时，她“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学生们没有收入，很多都靠政府补助勉强生活。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联大数学系主任，但教授收入还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开销，生活上捉襟见肘。联大的教学设施也很简陋，杨振宁晚年回忆说，“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作响。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杨振宁和李政道受业于物理系吴大猷教授，并在1957年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
在联大中，甚至有的学生自1938年到昆明，一直到1942年毕业时，都穿着同一件长袍，且从来没有洗过，因为没有衣服换穿。另外一个学生只有一套军事运输单位发的制服，是他在一次工作后所得。联大经济系的王民嘉是“高干子弟”，她父亲是蒋介石表兄、贵州省财政厅厅长，但也与普通学生住草棚宿舍，穿一件蓝布袍，每天吃食堂。
联大师生在这样的生活困境下，对政府腐败极为敏感。1941年底，发生“洋狗”事件。《大公报》说，政府置很多重要人物于不顾，却把孔二小姐的老妈子和“洋狗”从香港给接回了后方。愤怒的联大师生走上街头，打出标语“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则虚假信息，当时香港交通断绝，无法通知需抢救要人，以至机舱未能坐满，而四只“洋狗”的主人其实是美国飞行员。
联大惊人的学术成绩
联大师生维持生计固然不易，但从没有放松学术上的努力。1942年春天，雷海宗在云南大学讲了一次他独创的历史周期论，主办者林同济称赞，“这真是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联大在抗战期间，还建立起一批研究所。
在战时开展学术研究，会遇到很多意外。一次空袭过后，社会学家李树青回到房间，发现已被窃贼偷得一干二净，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的20万字手稿。金岳霖对此是有先见之明的，每次跑警报都要拿着自己三十年的心血——《认识论》书稿。在小山坳中避难时，他就坐在书稿上。但终于有一次，这件宝贝还是被他给忘在了避难处，等到他回去寻找时，早就没了踪影。金岳霖打趣说，“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教育部从1941年—1946年，还举办了六届学术评奖活动，分别给予一、二、三等奖获得者2000—10000万奖励。其中，西南联大教师先后获奖30余次，遍及文理各科。如获得一等奖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激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与结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二等奖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李谟炽《公路研究》等等。相比于文科，西南联大师生在理工科的建树更多，这一点常被今天的读者所忽略。
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学生们想从这些名师手下毕业，也要“过五关斩六将”。教育部1940年出台规定，要求各高校实行“毕业总考制”，学生“除最后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外，须通过二三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三种以上”，才能毕业。农、工、商三科学生还要出示课外实习证明。
联大师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奇迹：学校8000多名毕业生中，产生2位诺贝尔奖得主、174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者。
编辑 |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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