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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劣币淘汰良币”，凡是具有超越时代眼光的人，必然要走一条不受人理解的孤独之路，总免不了被每个时代的愚人、蠢人攻击、嘲笑，最终不得不在众人唾骂中抑郁而终，而晚清湖南籍学者郭嵩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正所谓惟楚有才，而郭嵩焘正是晚清湖湘士子中的一员，与曾国藩等大儒是好友。和沉溺于孔孟经典、不修实务的腐儒不同，郭嵩焘讲究经世致用。在郭嵩焘壮年之时，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而中华帝国的首都，头一次被来自海上的敌人攻破，可谓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对于当时的儒生、清流来说，“外国”是一个复杂的名词。对于“外国”，他们既蔑视又惧怕。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尽善尽美，根本不需要学习西方。
然而当中国被西方击溃时，又自暴自弃，说中国人学不来西方的“妖异左道”之学。他们宁愿掩耳盗铃，沉浸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
然而郭嵩焘却不一样，他到处搜集有关于西方的书籍，比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当时，晚清各阶层都倡导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中体西用”，保持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只学西方的器物。
对于这种流行的学说，郭嵩焘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光学习器物是于事无补的。他曾在《条议海防事宜》奏折中写道：
“窃谓西洋立国, 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 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 相辅以益其强, 又之节也。”
在他看来，西洋列国之所以强大，其本源在于其“朝廷政教”，也就是政治体制，而末在于商贾。至于战舰和火器，更是末中之末，是为辅助前两者而存在的。郭嵩焘的说法冲击力极大，让朝野士子皆惊骇不已，由此郭嵩焘开启了他的“汉奸”之路。
而郭嵩焘真正成为汉奸，还要从他的“使英之旅”说起。1875年，云南百姓打死了一个英国殖民者。英国人勒令中国必须派一位要员前往英国道歉，否则开战。
选来选去，最终朝廷选了郭嵩焘。在当时人看来，天朝上国竟然要去西洋蛮夷那里谢罪，简直是奇耻大辱，换谁都不愿意去。然而郭嵩焘则不然，他斩钉截铁地说：“数万里程途避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
郭嵩焘之所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是因为他想亲眼看看，英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对于郭嵩焘的选择，同僚、同乡们皆唾骂不已，说郭嵩焘是丧权辱国、大汉奸。湖南士子皆视他为“湘人之耻”，要开除他的省籍。同时还有人在他家的门口题了首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直接开除了郭嵩焘的国籍，把他变成了“精神英国人”。面对唾骂，郭嵩焘只是呵呵一笑，仍然执意西行。
到了英国，郭嵩焘简直大开眼界。在中国人的偏见里，外夷都是不通礼义的蛮夷。但到了英国，却发现当地人彬彬有礼，对其礼遇备至，他感叹道：“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
同时，郭嵩焘还注意到英国法度严明而公正，即使罪犯也得到很好的对待，不逼供、不叱骂，每日两餐，有鱼有肉，比中国普通百姓还吃得好。
当然，更让郭嵩焘惊奇的，还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他曾在自己的《使西纪程》里写道：“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他曾说，英国君主并非尧舜那样的圣人之君，臣子也不是伊尹、周公那样的圣人之臣，但优良的制度却能让英国政通人和，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政治仰仗于圣人的出现，一旦没有圣人，便百弊丛生。因此在郭嵩焘看来，西洋政治优于中国政治，乃是最不坏的制度。毕竟圣人的出现是概率性问题，试问周公、管仲、诸葛亮这样的“圣人”，历史上出了几个？
在去往英国期间，郭嵩焘写了两万字的日记，并被命名为《使西纪程》，由总理衙门刊印。
郭嵩焘原本满怀信心，希望能够开启国人之智。然而中国愚人、妄人之愚蠢和狂妄远超他的想象。除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少数人，几乎所有人都在攻击郭嵩焘。
有人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想让中国当英国的臣子；有人说郭嵩焘黄皮白心，应该将他的“毒书”全部烧光。还有人拿直隶省旱灾来说事，要学习西汉惯例——“天灾策免三公”，要把郭嵩焘撤职。
而郭嵩焘的随行人员——刘锡鸿也“及时”列出他的三条卖国罪状：1.郭嵩焘游览英国炮台时，竟接受英国人披在身上的寒衣。
在他看来，即使冻死也不能披英人之衣；2.郭嵩焘见巴西国王来访，竟起身向他致敬，天朝官员曾能向小国主敬礼？3.郭嵩焘学习英语，听交响乐，学蛮夷行为，以夷变夏……
众口铄金，郭嵩焘在众人的攻击下被迫去职，最终郁郁而终。
有人曾让他改悔，不再倡导洋务，然而他却说：“不倡导不行？不谈洋务，何以保国？”郭嵩焘的壮烈和不屈服不禁让我想起了不容于世俗的屈原。
在死前，他在自己照片后留下了两句预言诗：“流传百代千令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如今百年过去了，往日攻击郭嵩焘的“清流”已经成了笑柄，而郭嵩焘却成了开眼看世界的大人杰，可谓是维新革命之先知。他的预言已经应验，他的功业已经为百年后的今人所肯定。
正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斯人虽已逝，但郭嵩焘的警世之言却仍犹在耳边，时时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