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北京朝阳,Penny的宠物狗Papi在小区因嗅闻浸泡过剧毒氟乙酸的鸡骨,抢救无效死亡。这件事彻底改变了Penny的人生轨迹——她辞去了工作,整日泡在法条和工具书里,联系同小区的11名受害者,一个人为他们写诉状,走诉讼程序。用“西高地papi妈妈”的名字,倔强地推动着案子一步步走上刑事法庭。这不是宠物中毒案第一次进入诉讼程序,在此之前,黑龙江牡丹江、内蒙古通辽和辽宁抚顺已经有了相关判例,投毒者皆被判处投放危险物质罪,获刑三年以上。Papi中毒案多次延期审理,案发后800多天,这起备受关注的“北上广深首例宠物中毒刑事案件”,依然没有等来判决。“这也许是养宠人都可能面临的困境。”尽管Penny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两本书翻遍了,把法条和司法解释都背得滚瓜烂熟,但实践中还是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无法调和”的矛盾
这两年多来,Penny见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从同样遭遇宠物中毒离世伤痛的主人,到拒不配合的物业;从网暴她的陌生人,到面露难色的法官……Penny慢慢认识到了在面对宠物的问题上,社会存在巨大的撕裂。一方面,四川一小女孩被罗威纳犬撕咬受伤住院,引发舆论对不文明养宠的普遍声讨;而另一方面,虐杀宠物、流浪动物事件层出不穷,这些残忍行为也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
譬如,2024年底,短短几日,广州几十只宠物中毒,接连毙命。诸多证据表明,有人投放剧毒物质氟乙酸,这种物质毒性极强,零点几毫克即可使人毙命,宠物犬仅仅嗅闻就可致死。“小到犬只管理,大到涉诉案件,养宠群体和厌宠群体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几乎没有渠道、没有形式、没有途径平等沟通。”北京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一鸣表示。为了将投毒者绳之以法,Penny开始学习《刑法》,发现了数条相关罪名——故意毁坏财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罪……根据行为人投放物品种类、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故意性不同,涉及的法律责任也不同。“研究过法条以后,我一度充满了信心。因为看过法律条文和最高法的相关法条解释之后,我发现现行法律其实对公共区域投毒这样的案例有许多适用法条。尽管暂时还没有伴侣动物保护法,但我认为刑法就够用了。”Penny说。
困难重重的诉讼
从证据收集、公诉指控成立、到司法鉴定、精神损害赔偿、再到诉讼期间面临的舆论压力……这场“宠物中毒诉讼”的进行堪称过“五关斩六将”。
宠物中毒而亡,收集证据是摆在宠物主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据张一鸣介绍,他接触到的案例,大多数受害人都卡在了证据收集这一步。“投毒地点是否有监控、如何确定投毒者、怎样确定投毒剂量和危险品的种类,每一步都很难。” Papi中毒案中被嫌疑人投放在路边的碎鸡骨 受访者供图但不是所有受害者都能顺利查看监控录像、顺利确定投毒者,甚至很多人都无法确定投毒位置。“宠物狗外出时会多次多地嗅闻,有些投毒手段很隐蔽,很难去确定投毒地点、手段、投毒人。即便是确定了地点,证据也可能被清理,或者因为时间长而灭失。”张一鸣解释道。而证据问题,影响着罪名能否成立。检察机关如果认定证据不足,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证据仍然不足,则会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况受害人可以选择自诉,即自行向人民法院起诉。”张一鸣说,“但如果遇到证据不足等情况,自诉案件被驳回的概率非常高。”Penny说,自己是幸运的,虽然历经波折,但证据收集还算顺利,因此公安机关也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并采取了措施。但接下来的一关又难住了她:司法鉴定——如何确定中毒犬只的价值?一只狗的价值,是按照购买价计算,还是按照品种的市场价?是否计入饲养的成本?不同的品相、血统、身体状况,是否也应当纳入参考?宠物主人对宠物寄托的精神价值,又如何进行价值折算?宠物价值的多少,是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因素。比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起刑标准是5000元,若要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则需要满足公私财产遭受5万元以上损失的量刑标准。但宠物价值认定体系的建立还处在混乱摸索阶段,没有既往的案例可循,认定的标准也很模糊,这就导致在各地已有的判例中,计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Papi中毒案中,司法鉴定机构宠物价值评估失败,给出的理由是缺少评估参数。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Penny,司法鉴定的类目里没有宠物鉴定的项目。公安部门提出,受害人可以尝试自己寻找能够完成鉴定的机构, 但必须是有资质的、还是公安部门能出协助函和聘请书的机构。“我一个普通人,很难找到这样的机构。”经过多方打听,Penny找到了一家能够鉴定的合规机构,并给她出具了报价。但当Penny第二次联系该机构时,却又被告知:“他们只和公安部门对接,不接受个人鉴定申请”。在庭审阶段,Penny建议法官向宠物店家询价,获得关于中毒宠物狗的市场参考价格,后来她接到法官通知,称已经询价,但是具体价格无法告知。
宠物因“人祸”离世,对于Penny在内的宠物主人而言,也往往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法律规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这就意味着,Penny虽然也主张了因为宠物中毒去世带来的精神损失赔偿,但得到支持的几率微乎其微。诉讼过程中,Penny还被另一件看似与“法律”无关的事情困扰,不得不分出大部分精力应付——无休无止的网络暴力。“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几十甚至上百条质疑甚至辱骂的评论、私信。大多数都在骂我为了一条狗博流量,还有一些是怕狗的小孩家长,形形色色的人都有。”Penny说,她曾在2024年7月因一名陌生人网暴她而向警方报警, 该男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她的个人信息,发送多条信息辱骂她,最终警方作出判罚,对方赔偿500元。“这只是这两年多我遭受网暴的一个缩影。从网络到现实,我能看到理解我的人,也能看到和感受到庞大的阻力”,她说。
还有一点让Penny无法接受的是,诉讼过程中,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不过是一条狗而已”的敷衍态度。“为了这个案子,我放弃了工作,一旦决定要走诉讼之路,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原来的生活,忍受着不被理解的压力,接受人生节奏彻底被打乱的现实。”她说。诉讼困境,怎么解
现实中,能像Penny一样坚持到庭审阶段的宠物主人是罕见的。即使是坚持到了庭审这一步,Penny还是需要面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甚至解决无望”的问题。
关于诉讼“第一关”——证据收集,张一鸣认为,证据的调取不应该只靠受害人,需要警方、物业以及相关调查人员的共同配合,更需要加强技术手段的应用。“宠物在我们生活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不论是物业服务人员,还是执法、司法人员,都应当一步步改变对宠物的观念和认知——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宠物对于受害人的作用、意义和价值,往往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张一鸣说。对于宠物价值的认定,另一位从事民事诉讼法律工作的律师王薇薇接受采访时表示,宠物价值的认定标准需要尽快确定。“不单是宠物中毒时会面临司法鉴定的问题。宠物诊疗、宠物伤人、宠物纠纷,目前在民事诉讼领域,这样的案件也越来越多。”王薇薇说。“目前宠物相关的司法鉴定制度设置大多处于空白状态。”张一鸣也表示,当下应当朝着建立宠物司法鉴定标准的方向努力。比如成立专业的鉴定机构、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建立标准化的鉴定体系等等。当下人宠矛盾突出,宠物和人的关系不断紧张化,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我认为,抛开‘管理’去谈‘保护’是不行的。”王薇薇表示,“大多数人往往忽略了‘管理’这一前提。只有管理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但是,我们在倡导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应对投毒这样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抵制。”要破解宠物诉讼难,需要回到社会中去,管理到位,严格执法。谈到Papi中毒案时,王薇薇表示,当下需要Penny这样绝不放弃的“犟人”,需要这样的案例被更多人关注,不仅是看到诉讼过程的难处,也能看到社会对化解人宠矛盾的解决思路。宠物中毒案走上法庭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还需要一步步解决,最终形成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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