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际关系】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过程与原因——基于关键节点与行动者互动的分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4期

日本—伊朗关系；能源外交模式；关键节点；行动者互动

殷金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王锁劳，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结束后，日本走上了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快车道，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其能源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然而，日本能源严重依赖进口，2020年其能源自给率仅为11.3%，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达99.7%。中东是重要的产油地区，加强与中东产油国的外交关系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日本的中东政策一直围绕能源这一核心主题，能源外交成为日本中东外交的主线之一。其中，伊朗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伊朗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过境国，直接关系日本的能源安全，因此是日本能源外交的重点；另一方面，伊朗与日本的盟友美国长期保持敌对关系，因此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始终受制于美国。日本所处的尴尬局面导致其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发生多次转变，本文试图探讨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过程和影响其转变的具体原因。

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日本的中东外交，对日本与伊朗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从外部视角出发分析日本的中东外交，强调日本的中东外交受到美国限制。例如，有学者指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利益与日美同盟关系存在矛盾，这导致冷战后日本在中东地区长期追随美国。安倍第二次内阁时期，日本对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更加迫切，其外交自主性的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其中东外交更加主动，但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日本的中东政策仍然面临日美同盟义务和自主外交的矛盾，日本对伊朗外交的曲折过程就是典型案例。在具体研究日伊关系的文章中，贯井万里通过回顾2015年至2017年的日伊关系，强调美国是日伊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而日本在处理伊朗问题时不得不实现日美关系和日伊关系的平衡。以上研究以国家行为体为单位，分析了影响日本中东外交的国际因素，充分认识到美国对日本中东外交的影响力，但是在日本中东外交的自主性，尤其是追求多元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研究较少，同时也忽视了日本国内行为体对其能源外交的影响。第二类研究主要从内部角度出发分析日本的中东外交，强调能源战略对其中东外交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战略有过多次调整，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已经由“政经分离”转变为“综合安全保障”，从只考虑能源利益转向关注能源、政治、安全等多元利益。然而，日本的能源外交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有研究认为日美同盟的束缚导致日本能源外交的回旋空间狭窄，缺乏灵活性。日本油气企业的能力不足难以深入能源外交的战略博弈领域。外交目标过于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利益，缺乏对地区安全的战略考量。这类研究弥补了第一类研究的不足，强调了内部行为体对其能源外交行动的影响，但是忽视外部国际环境的变迁对日本能源外交的影响，缺乏长时段分析的历史视野。

总体来看，目前对日本能源外交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局限：第一，侧重于对日本中东外交的整体研究，在日本对伊朗等具体中东国家的外交活动方面研究较少。美伊冲突、美日同盟、日伊友好，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进一步凸显了日本对伊朗外交的特殊性与研究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第二，缺乏对历史变迁的理论解释。伊朗一直被日本视为“传统友好国家”，足见历史因素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只有从长时段入手，回顾日伊近百年的外交历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与此同时，能源是日伊两国外交关系的纽带与核心，因此只有从能源外交入手才能更加清晰地梳理日本对伊朗的外交模式。除此之外，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共同塑造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只有统筹内部与外部两个视角才能更好地分析能源外交模式转变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以能源外交为线索，通过对能源外交模式的类型划分和对模式转变的研究，更加清晰地概括日伊关系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关键节点与行动者互动的角度入手，进一步探寻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转变的原因。

二、基于能源外交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

自1929年日本与伊朗建交后，日伊两国关系不断深化，伊朗成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友好国家”。在日本对伊朗的外交活动中，能源外交一直是重要内容。为了清晰梳理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的转变过程，本文首先借助能源外交理论，从能源外交的参与主体、外交动机和利益诉求三方面厘清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关键节点与行动者互动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分析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转变的原因。

（一）能源外交模式的类型划分

能源外交是“外交、对外经济和能源等部门会同各个能源公司，为实现对外能源政策的目的与任务而展开的各种实际活动”，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然而，与政府外交不同，能源外交的主体更加多元，政府与企业都是能源外交的重要参与者。从能源外交的动机看，能源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工具。对能源进口国来说，能源外交是为了维护本国的能源安全，即以合理成本获得能源，并确保能源的充足稳定供给。除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外，能源进口国还可以利用能源合作或能源制裁等工具性手段谋求其他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和安全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利益。通过衡量能源外交的参与主体、外交动机和利益诉求，本文将能源外交划分为四种模式：关系构建型、供给保障型、经济导向型和政治导向型（见表1）。

表1能源外交模式的类型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模式中，政府主导外交活动，以获取能源为目的，政府利用自身的外交资源，通过谈判、磋商、提供援助等方式与能源出口国建立能源经济关系，为本国能源企业的后续参与创造外交条件。在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模式中，政府与能源企业合作，以获取能源为目的，政府支持本国能源企业，通过与能源出口国政府或企业合作，以签订能源进口合同、投资能源开发项目等方式保障本国的能源供给，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在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中，政府与各类企业合作，以国家间的能源关系为纽带，与能源出口国达成政府协定，推动本国企业加强与能源出口国的经济合作，合作领域不限于能源，经济目标更加多元化。在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中，政府主导外交活动，政府利用既有的能源关系纽带，加强与能源出口国的政治合作，以谋求多元化的政治利益为目标。

（二）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解释框架

通过对能源外交模式的类型划分可以更加概括式地总结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活动，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日本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原因，旨在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并称为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主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行为主义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重大实质性问题，倾向于从宏观角度分析社会与政治过程中的制度影响，追踪制度变迁中的历时性特征和结构性因素。与新制度主义的另外两个流派相比，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更广泛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权力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的非对称作用，强调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在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关注在制度之外并能与制度一道产生政治后果的因素。通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本文分别从行动者和关键节点两个维度构建解释框架。

首先，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是制度生成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生成存在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是：第一，当旧制度面对外部压力时，制度内部行动者在应对压力时的冲突往往会产生新制度；第二，当旧制度不存在外部压力时，制度内部部分行动者利用时机挑起冲突，可能会创建有利于自己的新制度；第三，新观念的输入导致相关行动者重新思考自身利益，引发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进而改变原有制度。简言之，行动者的互动方式推动旧制度的消亡和新制度的生成。在分析日本能源外交模式转变过程中，需要考虑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的行动者，内部层面涉及日本政府和国内利益集团的互动，外部层面要涉及日本、伊朗和美国三个主要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

其次，关键节点是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制度变迁的条件。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生成后往往会出现“路径依赖”现象。道格拉斯·诺斯最先提出“路径依赖”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历史上某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将影响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制度生成后即便处于低效状态，制度的创建者或者受益者也会倾向于继续维系这一制度，从而保障其利益，这导致路径依赖成为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在路径依赖的条件下，制度变迁如何发生？历史制度主义提出关键节点这一重要概念。关键节点是指历史发展中的转折时期，是制度设计或者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对制度变迁具有持续且深远的影响，解释了路径依赖条件下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关键节点既是时间概念，也是事件概念。在制度分析中，关键节点主要表现为一种处境，即旧制度所创造的结构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较短时间内显著减弱，从而破坏已经达成的平衡状态，释放行动者在既有结构中的行动能量，进而改变现有制度。例如，在制度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行动者往往会利用危机事件，挑战强势行动者，从而改变现有制度安排。关键节点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开启了制度变迁，改变了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

结合能源外交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本文提出图1的解释框架用以精炼解释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变迁的内在机制。一种能源外交模式的形成是内部行动者与外部行动者互动达到平衡状态的结果，而关键节点的出现则会改变行动者的互动方式，从而引发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从内部层面看，能源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日本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互动推动着能源外交模式的变迁。从外部层面看，美国、日本、伊朗三国形成了两对相互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左右着其能源外交的走向，导致日本既不能脱离伊朗，其对伊朗能源外交又不能不受到美国的制约，因此发生了多次模式转变。另外，日本政府的能源政策体现了内部与外部行动者的互动，作为一种观念力量，能源政策也深刻影响着能源外交模式的变迁过程。最后，关键节点的出现改变了行动者互动的条件，给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创造了情境。例如，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后，美伊关系相对缓和，给日伊关系的强化创造了条件，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也趋于主动。总而言之，内部与外部行动者的互动直接决定着能源外交模式的生成和改变，而关键节点的出现则为能源外交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图1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变迁的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过程

1926年，日本政府关注到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将建立能源关系作为对伊朗外交的重点。自此之后，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经历了关系构建型、供给保障型、经济导向型和政治导向型四种模式的转变。从能源外交的主体看，日本政府与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发挥着不同作用；从能源外交的动机看，日本对伊朗的能源依赖度由高变低，单一的能源诉求逐渐让位于多元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

（一）“无果而终”的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1902年至二战前）

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侧重于政府的主体作用，强调政府利用外交手段帮助本国能源企业与能源出口国建立能源经济关系。然而，日本对伊朗的关注并非始于能源而是军事。1902年日本与英国建立日英同盟，在远东地区共同对抗沙俄，此时的伊朗正处于英俄大博弈的前沿，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引起了日本陆军的重视，这是伊朗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点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对能源的巨大消耗和总体战对战争形势的转变，这些情况迫使日本加强对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关注。此后，伊朗油田的发现与开发再次吸引了日本政府的目光，1926年时任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向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小幡酉吉发出训令，要求其关注伊朗的石油开发情况，为日本攫取伊朗石油利益创造条件。在这一背景下，1929年日本与伊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39年签订《日伊友好条约》。然而，当时伊朗石油利益被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所垄断，日本基本无法插足。这一时期伊朗向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是鸦片类产品，并且对日出口商品总量仅占伊朗出口总量的1.2%。1942年，在美苏等盟国的压力下，伊朗政府加入同盟国阵营，宣布中断两国外交关系。直至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才正式恢复。因此，日本政府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模式以失败告终。

（二）“逐渐深入”的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1953年至2014年）

日本政府的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最终无果而终，而二战后日伊能源关系的建立并非源于日本政府的外交努力，而是始于一家能源企业的商业冒险。1951年前，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一直掌握在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手中。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为了维护石油主权，增加财政收入，于1951年发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并建立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试图控制本国的石油资源。英波石油公司与英国政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英国政府对伊朗相继采取了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手段，阻止伊朗石油出口，这导致伊朗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迫切需要寻找石油买家。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出光石油公司打破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利用“日章丸”号油轮首次进口伊朗石油，并以优惠价格与伊朗政府签订了长期合同。尽管出光石油公司遭到了英波石油公司的商业起诉，但是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反响。

在日章丸事件中，日本能源企业发挥了重要的先行作用，为日本与伊朗的能源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摩萨台政府的倒台，伊朗政府却取消了对出光石油公司的优惠政策，引发二者的纠纷。1953年11月，日本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为日本政府介入纠纷创造了条件，日本政府代表出光石油公司与伊朗外交部等相关部门谈判，要求伊朗政府继续遵守相关协议，并且希望邀请其他日本能源企业参与，扩大合作范围。日本政府对该事件的正式介入标志着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伊朗能源外交的开始，也为这一时期的能源外交打上了“政企合作”的烙印。

在20世纪80年代前，日本缺乏与西方石油巨头相抗衡的石油企业，并且日本政府更多关注能源进口价格，较少关注海外能源开发，因此其石油供给中有三分之二依赖西方石油公司，形成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高度依赖西方石油巨头、长期处于石油供应链底端的局面。然而，1973年石油危机和1979年伊朗危机证明了这种能源供给模式的弊端，面对石油紧缺，西方石油巨头调整石油分配方式，优先保障本国供应，大幅削减对日本的供给份额，这带给日本强烈的危机感。这一时期，产油国也在积极维护石油主权，于1960年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世纪70年代初，中东产油国则利用减产和谈判相结合的策略，逐渐掌握石油定价权并将石油资源主权收回。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本将能源政策的核心关切锁定在石油的稳定供给上，通过参与重要能源资源项目，建设能源供应基地，扩展能源来源渠道，提升其在能源供应链的地位。2000年之前日本在中东地区参与多个石油开发项目，如日本阿拉伯石油公司获得沙特阿拉伯的哈夫吉油田项目开发权，三井物产和丸红商社获得卡塔尔北方天然气田开发权，日本石油开发公司获得阿联酋上扎库姆油田项目开发权，科斯莫公司获得阿联酋穆巴拉斯油田项目开发权等。从单纯保障能源进口到主动进行海外石油开发，建设能源供应基地，标志着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的深入，这一时期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的典型案例是其围绕阿扎德甘油田项目的外交活动。

2000年，日本阿拉伯石油公司失去了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开采项目，日本政府亟需调整其海外石油开发布局。此前，伊朗西南部地区于1999年发现了世界最大油田之一的阿扎德甘油田，当时探明储量达332亿桶。彼时的伊朗正处于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政府积极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提出“文明间对话”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伊朗的对外开放。伊朗议会于2002年通过了《促进与保护外来投资法》，鼓励吸引外资，通过引进西方资金、技术发展本国石油产业。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错失沙特阿拉伯油田项目开发机会，迫使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伊朗的能源外交。作为能源保障型外交的典型案例，日本围绕阿扎德甘油田项目的外交活动突出体现了“政企合作”这一特点，其中政企合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日本政府作为“牵头者”，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获取开发项目。2000年8月日本通商产业省资源与能源厅以第一次《日本伊朗能源协议》为契机，与伊朗政府进行接触。时任通产省资源与能源厅长官河野博文访问伊朗，就两国间的能源合作达成共识。2000年11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日本，日本通商产业大臣平沼赳夫与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举行会谈，日本政府承诺由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提供531亿日元的贸易保险，推动日本企业与伊朗建立贸易联系，加强两国经贸联系；自2000年开始日本向伊朗提供30亿美元石油预购款，以此方式争取阿扎德甘油田的开发垄断权。除此之外，日本通产省为两国能源公司的谈判提供平台，直接联络日本能源公司与伊朗石油公司进行会谈，以自身外交资源和经济资源为依托支持日本能源公司获取阿扎德甘油田的开发垄断权。

第二，日本政府作为“投资者”，为能源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能源企业为主力控制开发项目。日本政府通过财政、金融和税收等多种手段在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主要措施是政府银行提供融资支持、日本贸易保险提供风险担保，日本石油公团提供债务担保和技术支持。在阿扎德甘油田开发过程中，日本计划投资5,000亿日元，除壳牌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投资外，其余三分之二由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承担。该公司原为开发东南亚石油的日本印度尼西亚石油公司，在日本通产省的指导下，通过石油公团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支持，转而投身阿扎德甘油田项目的开发。日本于1967年设立石油公团，并于2004年将该组织改组为石油天然气矿产金属机构，使其成为政企合作的重要媒介。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气矿产金属机构法》对该机构职能的规定，该机构要向日本能源企业在海外的能源开采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海外的能源投资。

但2005年伊核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严重制约了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一方面，在美国压力下，日本不断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伊朗石油占日本石油进口量的比重从2003年的16%下降到2014年的1%。从能源供给的角度看，伊朗对日本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日本撤出伊朗的油田开发项目，尤其是2010年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宣布受资金不足和美国制裁的影响决定退出阿扎德甘油田项目，这标志着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模式的结束。

（三）“昙花一现”的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2015年至2018年）

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后，针对伊朗的部分国际制裁解除，美伊关系也走向缓和，这为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的继续开展创造了条件。2016年《日伊投资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从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转变为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在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下，日本依托传统的能源关系，开拓了更多元的经济合作领域，这种多元取向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非能源领域的多元化合作，二是能源合作的多元化发展。

非能源领域的多元化合作以2016年签署的《日伊投资协定》为标志，这一协定主要涉及投资、贸易和金融服务等项目，旨在实现双方相互投资的便利化。该协定主要是要求伊朗给予日本投资者以便利条件，正如日本政府所说，这一协定的意义在于保护日本投资者财产，改善伊朗的投资环境，推动两国经济联系和投资活动的发展，促使两国经济关系更加紧密。除此之外，为了推动投资协定的落实，日本方面还积极推动建立日伊合作协调会。根据日伊两国外长的共同声明，日伊合作协调会这一组织将通过两国政府部门的横向联络，实现信息共享，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贸易投资、医疗保健等方面开展有效合作。正如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所说，“这一协定将改善伊朗的商业环境，从而有效支持日本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推动日本与伊朗经济关系的加深”。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同样希望与日本在非能源领域加强合作。2017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在首脑会谈中达成共识，日本与伊朗未来将在能源领域之外的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产业上加强合作。除此之外，伊朗拥有一定的汽车工业基础，并且拥有较为广阔的消费市场，因此日本的汽车相关企业对伊朗市场充满热情，希望加快进军伊朗的步伐。汽车产业代表也正是《日伊投资协定》的幕后主要推动者之一。

能源合作的多元化发展主要体现在日本对伊朗天然气的关注方面。在此之前，日伊两国的能源合作主要集中在石油领域，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天然气成为日本关注的重要能源。伊朗是天然气大国，其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日本能源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清洁无污染，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其天然气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日本能源白皮书》统计显示，日本2015年对天然气的依赖度为23.3%，2016年日本制造业的天然气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比例为5.5%，较1965年提升了3.3倍，但是其能源自给率却在不断下降，到2016年其能源自给率仅为8.3%。面对日益增长的天然气需求，伊朗成为日本不能不关注的重要对象。

总体而言，伊核协议的签订为日伊经济合作扫清了障碍，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也超出了能源范畴，开始以能源为工具寻求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利益。然而随着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退出伊朗市场或缩减投资规模，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虽然空间广阔，但在美伊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只能是昙花一现。

（四）“不断上升”的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 （2016年至今）

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开始的同时，日本政府主导的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也快速推进。在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重启制裁后，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偃旗息鼓，但兴起于2016年的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却方兴未艾。日本政府以能源为工具，依托日伊深厚的能源关系，积极开拓新的政治议题。这一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利用新能源技术获取外交主动权，扭转自身在能源外交中的非对称地位。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开始推动可再生能源外交，试图转变自身在化石能源外交中的不利地位，利用技术优势抢占外交主动权。自2009年至2013年，日本以政府发展援助的方式向50余个国家提供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累计援助达27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人才培养的方式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输出，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人才培养支持。日本时任外相河野太郎于2018年“能源转换与亚洲能源安全论坛”上提出“可再生能源外交”的设想，即利用日本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国际范围的普及利用。河野太郎所说的技术优势主要是指光伏发电技术、蓄电池技术、地热能技术等，日本希望通过人才交流与培养，提升日本技术在环境保护与新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将对伊朗能源外交的重点转向可再生能源与环境领域，试图通过依靠其自身技术条件，增加向中东地区的技术投资，加强自身在伊朗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与经济影响力。伊核协议签订后，日本与伊朗两国举行多次首脑会谈，两国在天然气开发合作、原子能开发、新能源合作等领域达成一致，日本将向伊朗提供相应投资与技术支持。在2017年《对伊朗开发合作方针》中，日本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等内容作为开发援助的重点。日本向伊朗提供了810亿日元贷款和71亿日元的无偿开发援助，接收5,539名伊朗技术专家，对其进行技术培训。作为资源小国，日本对外能源依赖度极高，这导致日本在能源外交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然而日本政府利用自身技术强国的优势地位，发挥技术优势，开拓新的能源外交领域，在对伊朗能源外交中反而能够反客为主，将技术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不利地位。

第二，利用伊核协议的外溢效应，推进朝核问题的解决，保障自身周边安全。在2016年9月21日的日伊首脑会谈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伊核问题与朝核问题相提并论。日本政府的意图是以伊核协议促成朝核问题的解决。在日本政府看来，朝核问题是涉及日本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而伊朗与朝鲜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因此日本加强与伊朗的政治合作可以促使伊朗停止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并与日本共同敦促朝鲜实现无核化。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伊核协议具有极强的外部效应。伊核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强化，这有利于形成对朝鲜的国际压力，为日本消除自身安全威胁创造条件。日本通过与伊朗的能源外交，推动伊朗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助于产生示范效应，为朝核问题的解决创造机会。反之，伊核协议的失败也会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引发朝鲜对核不扩散机制的信任危机，给朝核问题的解决制造障碍。安倍晋三曾明确表示，尽管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但两者都极为重要并且相互关联，一旦伊核协议失败，伊朗可能成为对朝鲜的制裁的缺口，导致对朝鲜制裁的失败。除此之外，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是日本国内政治的重大议题，日本在外交场合多次谈及这一问题，希望伊朗给予日本外交支持，在之后日伊两国的多次高层会谈中，将朝鲜问题与伊核问题、伊朗能源外交绑定一直是日本政府的谈判策略。其实质用意在于两点，其一是获取伊朗的道义支持，为日本在日朝关系正常化和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提供谈判筹码。其二是在外交场合强化政策宣示，巩固安倍内阁的民意基础，通过外交方式为国内选举提供政治资源。

第三，利用能源关系强化政治合作，推进地区稳定，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日本能源安全保障战略的目标是实现石油稳定供给，这一方面需要石油自主开发，另一方面需要调整石油输送机制，保障石油运输安全。与伊朗石油占日本石油进口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相反，中东石油在日本石油进口中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自21世纪后这一数字长期维持在90%左右。由于伊朗地处波斯湾沿岸，扼守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全球石油供给量的约三分之一、日本石油需求的八成以上，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伊朗周边地区局势发生动荡，或者伊朗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日本的石油供给将面临极大困难，因此维持伊朗周边地区的稳定成为日本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的重点，主要外交活动就是以能源关系为基础，积极推动伊朗与沙特两大产油国改善关系。从日本外务省网站的公开消息看，自2016年至2018年，日本与伊朗两国高层会谈频繁，在能源经济等议题之外，日本政府多次提出伊朗与沙特改善关系，发挥两个地区大国作用的话题，强调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性。这反映出日本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能源外交为平台，以两国政治经济联系为基础，以维持中东地区稳定为目标。

第四，利用日伊传统友好关系，为美伊双方提供对话渠道，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2018年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伊朗制裁后，美伊关系急剧恶化。2019年5月美国以保卫石油通道为借口向波斯湾地区派兵，中东局势紧张，日本能源安全面临严峻考验。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表示遗憾，一再强调维护伊核协议的重要性，试图安抚伊朗情绪。在美伊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同时，日本与伊朗两国高层互访频繁，2019年6月12日至14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海湾战云密布的情况下访问伊朗，成为日本1978年后第一位访问伊朗的在任首相。日本的这次外交活动实质是以日伊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和能源关系为基础为美伊两国建立沟通渠道。建立这种沟通渠道的目的在于防止美伊两国出现战略误判，引发地区战争。然而，日本政府没有阻止美伊冲突的能力，其中介外交最终目的只是为美伊两国创造信息沟通的桥梁，在安倍晋三访问伊朗期间甚至出现了日本船只遭袭事件，这更让安倍晋三的外交调停陷入窘境。尽管如此，美伊紧张局势并没有进一步升级，2019年12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日本也表明日伊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在日伊会谈中，安倍晋三试图推动美伊双方达成秘密协议，甚至单方面保证美国会遵守协议。这一系列外交举措虽然没有得到伊朗的正面回应，但是表明日本正在依托对伊朗外交活动积极提升其外交自主性，向世界展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综上所述，在日本的中东外交布局中，伊朗处于特殊地位，这种特殊性既导致日本的能源外交受制于美伊关系的变动，又为其开展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创造了条件。然而，随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下台，日本短时间内经历了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两届内阁，这对日本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在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日本对伊朗的政治外交也明显降温，高层互访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也一度中断。日本一直积极推动的伊朗与沙特和解在中国的努力下得以实现，这反而削弱了日本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影响力。由此来看，日本对伊朗的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仍然受制于美日同盟的束缚难以深入，因此未来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的发展方向仍然取决于美伊关系的进展。

四、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转变的原因

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经历了四种模式的变迁过程，除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模式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无果而终外，其他三种模式的变迁均具有连续性。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本文认为关键节点与行动者互动是影响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关键节点改变历史走向，为模式变迁的开始创造条件；内部、外部与内外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则直接推动了新模式的形成，为模式变迁的完成提供了动力。

（一）关键节点中国际环境的变化

斯特芬·克拉斯纳认为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稳定发展后，会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危机影响，制度会发生突发性变迁，在这种制度变迁发生后，制度即走向稳定平衡期。这种外部环境的危机时刻就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是指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对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件、重要决策等，关键节点直接影响未来历史的走向，因此关键节点下的行动者互动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引发制度变迁和新制度生成。在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变迁过程中，外部环境的重大事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核问题的爆发导致供给保障型模式外交的终结，2015年伊核协议的签订推动了经济导向型模式和政治导向型模式外交的形成与发展，2018年美国制裁重启终结了短暂的经济导向型模式，却将政治导向型模式外交推上高潮。

1.伊核问题爆发：美国制裁下国际环境的变化

伊朗核项目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伊朗政府以民用核项目为目标，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与援助。然而，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伊关系走向对立，美国开始限制伊朗核项目。2002年8月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披露了伊朗正在运行的秘密核设施，伊朗核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2002年1月29日，美国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指责伊朗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这一时期伊朗核问题与美伊外交对立逐渐交织在一起，美伊矛盾进一步加深。随着2005年伊朗重启铀浓缩项目，美国不断强化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并积极推动欧盟与联合国制裁，形成了对伊朗的制裁网络。

一方面，美国的单边制裁直接导致日伊能源关系的中断。美国对伊朗进行的制裁主要分为“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两种。其中，次级制裁直接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为原则，管辖范围超出美国司法范围，直接涉及非美国公民或实体。因此，日本能源企业与伊朗的能源合作将面临美国法律制裁的风险。 201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国防授权法案》，这一法案授权总统对伊朗石油销售、运输等行业进行制裁，对向伊朗石油行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相关方施加惩罚。与之配合，2012年奥巴马总统签署第13622号行政命令要求对所有购买伊朗石油或者向伊朗石油领域进行投资的个人或实体施加制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要求各国必须对进口伊朗石油的数量进行“显著削减”才能获得制裁的豁免权。为了获得这一豁免权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削减进口伊朗石油的数量。2012年3月2日，日本副外相山口壮出席国会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在回答有关美国豁免权的问题时提到，日本为了获得豁免权，“在过去五年已经减少了40%的伊朗石油进口，2011年一年间就减少了16%”。

另一方面，欧盟制裁间接影响日本与伊朗的能源关系。2012年3月欧盟决定禁止向与伊朗石油交易有关的业务提供金融支持，其中包括运输保险与再保险服务服务。由于许多日本油船的保险与再保险业务由欧盟境内公司提供，因此欧盟的这一禁令导致日本油船从伊朗运输能源的业务受到影响。

伊朗核问题加剧美伊矛盾，美国逐渐构建的对伊朗制裁体系极大改变了国际环境，一方面国际制裁挤压了伊朗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日本与伊朗的能源合作，日本企业在伊朗的业务也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而不得不放弃。因此，伊核问题爆发导致日本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模式走向终结。

2.伊核协议达成：伊朗的国际环境趋于缓和

2015年7月14日伊朗核协议签订，伊朗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伊核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针对伊朗的部分制裁被取消，这为日本与伊朗恢复能源关系，开展能源外交创造了条件。加之伊朗国际环境的改善，伊朗的经济潜力被日本政府和企业界看好，因此推动了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转向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

伊核协议的关键要点是要求欧盟和美国取消以下制裁：欧盟需要解除2012年出台的所有与伊核问题相关的制裁和限制措施，其中包括金融服务、银行业务和保险服务方面的制裁以及与石油、天然气的生产、运输与交易相关的限制措施；美国需要解除部分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伊朗个人和企业的金融服务与银行业务、保险服务制裁，以及针对伊朗石油投资、生产、出口的限制。因此，伊核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伊朗石油生产与出口束缚的解除，为伊朗与世界各国能源关系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一方面，由于2014年以来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发生内乱，石油生产受到打击，国际原油供应不足，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石油出口将改善国际原油市场的不稳定状况，也将促使国际油价回落。另一方面，伊朗能源出口恢复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将有效释放其市场潜能，进一步吸引海外投资。

伊核协议的签订极大改善了伊朗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缓和了美伊关系，为日本推进与伊朗的合作扫清了部分障碍，因此日本与伊朗得以于2016年签署《日伊投资协定》，并开展一系列高层互访活动，为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和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的开展铺平道路。

3. 2018年美国对伊制裁重启：美伊对抗进一步加剧

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推翻前任政府的对伊政策，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美伊关系再次走向对立甚至处于冲突边缘，这给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特朗普重启制裁导致日伊两国刚刚复苏的经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终结了日本对伊朗的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2018年8月6日，特朗普签署重启制裁的行政命令，针对伊朗金融、矿产、汽车、金属等领域进行制裁。11月2日，特朗普宣布恢复因伊核协议取消的美国制裁措施，再次对伊朗的金融和能源领域进行制裁。在美国对伊制裁的影响下，日本企业在伊朗的商业活动受限制，能源和其他商业投资都面临困境。针对这一情况，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日美协商，避免美国对伊制裁措施给日本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日美协商没有改变美国制裁的负面影响，也无法改善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受美国对伊制裁的影响，在伊朗投资的日本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8年度中东地区日本企业实态调查》报告显示，受制裁重启的影响，2018年日本在伊朗投资的企业中有47.4%处于亏损状态，这一数字居于在中东投资日本企业的首位。由此来看，日本对伊朗的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也陷入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美伊矛盾的激化给日本开展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创造了机会。在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制裁后，日本政府宣布支持维护伊核协议并强调维持中东稳定的重要性。2019年5月美国以保卫石油通道为借口向波斯湾地区派兵，美伊两国处于战争边缘。利用美国的盟友和伊朗的友好国家这一双重身份，日本积极奔走于美伊两国之间，希望通过斡旋外交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这一时期，日伊两国保持高层互访。2019年6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伊朗，成为1978年后到访伊朗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到访为美伊两国建立沟通渠道、避免战略误判创造了条件，也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日本对伊朗的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达到顶峰。

（二）行动者互动关系的变化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强调行动者互动对制度生成和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在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过程中，行动者互动是能源外交模式转变的重要动力。从外部层面看，日本、美国与伊朗这三个国家行为体是重要的外部行动者，三者在国际层面的互动对日本的外交活动产生深刻影响；从内部层面看，日本政府和日本国内利益集团在国内层面的互动深刻影响着日本对伊朗的外交政策。除此之外，内部行动者也受到外部行动者的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主要表现就是日本政府能源政策的变迁，能源政策的变迁也推动了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

1.外部层面的行动者互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下的矛盾与纠结

在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变迁过程中，日本、伊朗和美国是主要的外部行动者，其中，美国通过制裁和军事威胁等手段形成外部压力，直接调整日伊两国关系的外部环境。在应对美国制裁过程中，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模式从以能源为目的的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逐渐转变为以能源为工具的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日本、美国与伊朗的互动关系实质上是两对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集合，日本处于两对关系的交点上，也因此成为主要的矛盾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他们认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是指“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基欧汉与奈认为在相互依赖的双方中的一方占据优势地位，就会出现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成为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来源。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又可以通过敏感性与脆弱性两个尺度进行衡量。敏感性是指一国政策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而脆弱性是指行为体因政策变化等外因强加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相较于敏感性，脆弱性在衡量非对称相互依赖时更加重要，也因此更具有战略意义。

能源外交主要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能源关系，从能源进口国的角度看，其对能源出口国的依赖程度越高，则其在能源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越高，如果自身的资源禀赋无法改变，那么其高敏感性的特征也无法改变，如果其能改变自身的资源禀赋，敏感性程度则会相应降低，甚至反转两国的依赖关系。与此同时，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本国的能源安全，即以合理成本获得能源，并确保能源的充足稳定供给。当国际能源市场发生变动，或者能源出口国施加制裁时，本国的能源安全会受到极大冲击且付出巨大代价，那么这种能源相互依赖关系具有高脆弱性的特点，为了降低自身脆弱性，就有必要转变能源外交方式或者调整国内能源政策，保障自身能源安全。日本是典型的经济大国与资源小国，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石油资源匮乏。因此，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日本需要加强与伊朗这种能源出口国的合作，积极开展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与此同时，伊朗位于波斯湾出口处，占据重要的地缘位置，也是重要的能源过境国。因此，在两国能源经济合作减少的背景下，日本仍然积极利用长期友好的能源关系开展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并为美伊矛盾充当调停者，其实质是要维护地区稳定，避免地区冲突影响其能源安全。

然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形成了对美国的非对称依赖关系，这决定了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模式将在美国的影响下处于不断转型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日美同盟是一种非对称性同盟，因此日本一直处于自主外交与同盟义务的矛盾与冲突之中。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一方面搭乘美国中东政策的便车，提升了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参与美国主导的中东事务时缺乏自主话语权，日本的自主外交完全被同盟义务所吞噬。因此，当美国对伊朗政策趋于紧张时，日本就不得不以自身能源安全为代价，放弃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从而履行对美国的同盟义务。直到安倍第二次内阁时期，通过承担更多同盟成本，日本在日美同盟中获得了更多话语权，并在中东地区扮演起“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对伊朗的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逐渐深入。换言之，在日美同盟中日本自主性的提升和其中东政策独立性的增强，是这一时期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转型的主要原因，而2019年安倍晋三斡旋美伊对抗的外交行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集中体现。

2.内部行动者的互动：日本政府与经济界利益集团的互动

在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国际环境趋于宽松，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没有继续延续之前的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而是转向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从内部层面看，日本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的互动影响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

政府的对外政策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能源外交同样不能例外。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双层博弈”概念，用以厘清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帕特南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国家领导人面对着国际与国内两种不同的政治格局，在国内层面政治家们需要与国内利益集团进行博弈以巩固国内政治基础，国内利益集团则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制定对自身有利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层面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国家领导人代表国家与其他国家代表谈判，追求满足国内要求的协议，从而巩固自身国内政治基础。其中，国内利益集团是指那些“由于专业因素或者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而联合到一起的个体集合或组织”。在日本政治中，财界和业界是不容小觑的两股利益集团势力，对日本政治和政策制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在伊核协议签订后，这两大利益集团势力与日本政府的互动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伊朗政策，推动了能源外交模式从供给保障型模式转向经济导向型模式。

在日本国内，狭义的财界是指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以下简称“日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以下简称“日经联”）和经济同友会（以下简称“同友会”）。其中，经团联的会员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上市公司为主，对日本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因此经团联被称为“财界的总司令部”和日本的“经济政府”。业界与代表经济界整体利益的财界不同，主要由同行业的企业组成，代表的是特定行业的利益诉求。例如，日本贸易会是日本贸易商社组成的业界团体，石油联盟是石油企业组成的业界团体，日本机械输出组合是机械制造相关企业组成的业界团体。总而言之，财界与业界的成员具有重叠性，但无论是财界团体还是业界团体在日本政治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

这些利益集团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第一，利用与政府官员或执政党重要人物的私人关系，通过非正式途径施加影响力；第二，利用资金优势，通过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施加影响力；第三，利用人才与智力优势编写政策报告书、政策提案等方式，通过向政府提出意见要求施加影响力；第四，利用舆论优势，向新闻媒体提供消息或者发表观点，通过舆论造势向政府施加影响力。前两种影响方式因其隐蔽性，带有“政治黑箱”的色彩，难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而后两种影响方式则具有公开性，更能清晰展现利益集团与日本政府的互动过程。

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从供给保障型转向经济导向型模式过程中，日本的财界团体与业界团体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日本财界团体与业界团体推动《日伊投资协定》的签订。《日伊投资协定》标志着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的形成。在此之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在伊朗投资的日本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企业均表示伊朗不完备、不透明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是投资的最大障碍。因此，经团联和贸易会两大团体要求日本政府改善这一情况，积极推动两国签订投资协定。其中，由贸易商社组成的业界团体日本贸易会的动向值得关注。在《日伊投资协定》签订前，时任外相岸田文雄携22家日本企业访问伊朗，其中贸易商社有8家，远超能源企业，并且这22家企业涉及贸易、汽车、工程技术、医疗、能源和教育等多个领域，凸显日本对伊朗经济诉求的多元化特点。与这些企业相反，日本能源企业团体反应较为冷淡。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后，日本石油联盟会长对进口伊朗石油表示谨慎，并且认为伊朗石油仅仅有助于石油进口多元化，并不是未来日本供给保障的重点。以上事实表明，相较于能源企业，日本非能源企业是《日伊投资协定》幕后的重要推手，其更加多元化的经济诉求推动了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的形成。

第二，伊核协议签订后，日本财界团体和业界团体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和提出政策意见等形式向政府施加影响力，要求日本政府与伊朗开展多领域的经济合作。经团联作为财界的核心力量，其会长有着“财界首相”的美誉。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后，时任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强调加强日伊经济关系对日本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发言具有鲜明的政策表态意义，在此之后，经团联即提出政策意见，要求日本政府加快与伊朗缔结投资协定。与此同时，日本贸易会、日本机械输出组合、日本钢铁联盟等业界团体也相继提出与本行业领域相关的政策意见，要求日本政府尽快解决日伊两国经济合作中的问题。这些政策意见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企业多元的经济利益与经济诉求，另一方面给日本政府施加了较强的压力，推动了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模式向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

3.内外部行动者的互动：能源政策变迁的推动作用

行动者的互动不仅局限于内部与外部各自层面之中，内部行动者与外部行动者的互动也影响着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的转变，这种互动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的能源政策上。一方面，能源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是外部行动者影响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出发，能源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力量对内部行动者发挥着重要影响，能够直接指导能源外交。因此，关注能源政策的变迁有助于理解内外部行动者互动对日本能源外交模式转变的影响。

在二战后的经济重建初期，日本政府采取“倾斜生产方式”，以煤炭和钢铁为产业重点投入大量生产资料，快速实现了经济恢复。这一时期日本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产量快速增加，推动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复兴。然而，随着煤炭开采成本的上升和国际石油价格的下降，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调整其能源政策。1959年12月，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以“能源革命”为中心的能源政策，要求将能源重心从煤炭转向石油。在这一能源政策的引导下，日本政府与能源企业开始加快石油开发活动。在政府支持下，日本40家企业组建“阿拉伯石油”公司，于1960年首次参与中东油田开发活动。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出光石油公司开始进口伊朗石油，日本对伊朗的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模式开始形成。

1973年石油危机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冲击，中东产油国以“禁运”手段对日本减少石油供应，给日本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也推动日本政府调整其能源政策。1976年日本通商产业省资源能源厅调整国家能源政策，能源目标由获取廉价石油转变为保障石油的稳定供给。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石油供给情况的变化，能源安全保障成为日本能源政策的核心。1990年受海湾战争影响，日本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保障石油供给渠道畅通的重要性。2002年日本政府制定的《能源政策基本法》提出要将确保能源稳定供给作为日本国家能源政策的基本目标。其中明确指出为了实现“稳定供给”必须自主进行重要能源资源的开发活动，调整能源输送机制，保障能源运输的安全。

这种能源政策的调整对其能源外交模式产生两方面影响：第一，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模式进一步深入，能源企业的参与加强。为了实现能源稳定供给，日本能源外交的重点从能源进口转向能源投资，日本政府支持企业参与海外油田开发项目，实现能源来源渠道多元化。日本政府通过政府银行向能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日本贸易保险提供风险担保，通过日本石油天然气矿产金属机构提供债务担保和技术支持，鼓励日本能源公司进行海外能源开发活动，在这一背景下，日伊合作开发阿扎德甘油田项目浮出水面。第二，为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的形成奠定基础。能源稳定供给不仅要求政府强化与能源出口国的关系，还需要强化与能源过境国的联系，保障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因此，在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中，日本将实现海湾地区的政治稳定作为重要目标，积极在伊朗与沙特、伊朗与美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进入21世纪后，气候变暖的影响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识，在国际压力下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相继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承诺减少排放温室气体。日本以“3E+S”为基础提出新的能源政策，即能源安全保障、经济效率、环境可适性与保证安全性相结合。这一变化一方面为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奠定了基础，日本开始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向伊朗输出技术，提升其作为技术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一能源政策推动了日本能源结构的变迁。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关停核电站，其化学燃料发电比重在2012年上升至90%，2017年这一比重仍高达80%。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为落实《巴黎协定》成果，日本政府宣布到2050年将实现减排80%的目标，其能源利用更加强调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面对化石能源依赖和减排目标的双重压力，天然气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的重点。天然气是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最小的化石能源，日本政府将其视为实现低碳社会目标的主要能源。日本天然气消费量也不断提升，2000年日本天然气消费量是750亿立方米，2018年已经达到1,150亿立方米，增长约53%。日本天然气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进口液化天然气占其天然气消费量比重长期在97%左右。而伊朗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吸引了日本能源企业的注意，在伊核协议达成后，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关注更多转向天然气，随着能源利益的多元化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模式的形成顺理成章。

五、结语

本文将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划分为关系构建型、供给保障型、经济导向型和政治导向型四种模式。日本在1926年即注意到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尝试通过外交途径建立与伊朗的能源关系，这是一种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其特点就是政府主导、以建立能源关系为目的。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朗对日本宣战，关系构建型能源外交宣告失败。1953年，日章丸事件是二战后日伊两国能源关系的起点，其特殊性在于日本能源企业先于日本政府，与伊朗建立了能源关系。由此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转变为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以保障能源供给为目的。2005年围绕伊核问题，美伊关系走向进一步对立，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不得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供给保障型能源外交宣告破产。2016年伊核协议的签署为日本能源外交转型创造了条件，但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模式转为经济导向型外交，其特点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以能源关系为工具，追求更加多元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积极推进政治导向型能源外交，其特点是政府主导，以能源关系为工具，以提升地区政治影响力和实现政治利益为目标。2018年美国政府重启对伊朗制裁措施，美伊关系再次走向对抗，这一方面宣告了日本经济导向型能源外交的破产，另一方面为其政治导向型外交开辟了空间。日本政府利用与伊朗长期维系的能源关系纵横捭阖，为美伊对话创造空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政治影响力。

综上所述，日本对伊朗外交是以能源外交为主线展开的，而其能源外交模式则经历了从关系构建型到政治导向型的转变。对于这种模式转变，本文结合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关键节点和行动者互动两个角度分析其转变原因。从关键节点看，国际环境的改变是日本能源外交模式转变的外部力量。2005年伊核问题爆发、2016年伊核协议签订、2018年美国重启制裁都是影响其模式变迁的重大事件。究其原因，这些重大事件改变了日本对伊朗开展能源外交的外部环境。当伊朗面对外部制裁，尤其是当美国对伊实施制裁时，日本难以独善其身沿袭既有的外交路线。当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改善，尤其是美伊关系缓和时，日本则可以继续推进对伊朗的能源外交。

由此来看，在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变迁中，美国是关键的外部行动者，是直接的制约因素，这与美日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有关。日本需要面对日美同盟义务和自主外交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对伊朗外交中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然而，日伊间同样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日本作为能源进口国，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资源，伊朗兼具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过境国双重身份，对中东石油出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日本需要不断调整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从而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保障自身能源安全。换言之，同盟义务与能源安全的矛盾是日本对伊朗能源外交模式不断转变的关键，也是日伊关系充满纠结的潜在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国页岩油革命的发生，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产油大国，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一道成为产油量“千万桶俱乐部”的成员，中东地区在国际能源格局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的背景下，日本的能源安全利益将势必更多受到美国影响，日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全球能源格局大变革的背景下，日美合作同样对日本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随着能源安全目标与日美同盟义务逐渐契合，日本对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将进一步受到美国的影响，日本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或许将进一步发生转变。

（本文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外中东研究所和本微信订阅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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