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翔×史里芬×刘海蒂：人与人的相识就是一种热闹

这个故事发生的重庆“国际楼”和史里芬还有关系？

这本书是用重庆方言写的重庆当下的故事，大概是从2019年到2021年之间，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时间段发生了什么。故事里的三个90后女生，恰逢其时迎来自己的30岁。中国人讲“三十而立”，但现实是生活节奏被打乱了。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我们这一代90后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如何重新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每一次破碎，都是生活给我们重塑自己的机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但仍要勇敢往前冲，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主题。

但是故事如何切入，我并没有想好。有一天，有个朋友把史里芬老师拍的重庆视频发给我看。我才发现，原来在我们重庆人看来非常平常的生活，在外地人看来这么有趣。这启发了我，故事的开场“国际楼”就选择了史里芬老师观察和拍摄的那栋楼作为原型。

那栋楼叫红鼎国际，靠近观音桥，楼下有一条网红小吃街。它有一个巨大的天井，天井两边开的都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店。于是一栋楼里有洗脚的、吃饭的，有咖啡馆、私人影院，生活热火朝天，五光十色。重庆人不觉得奇怪，外地人为什么觉得有趣？因为在北京，像檀谷这样热热闹闹的地方太少了，我们总是抱怨北京没有好吃的好玩的，生活密度低，像我家住的那条马路，连一家小卖部都没有。

阅读这本书时，我又找到了当年拍摄视频的感觉，重庆人天天都像在过年，热热闹闹。书里的人物关系很像美剧，每个人都好像随时会跟其他各种人发生精彩的关系，如果少阅读一节，就感觉损失会非常大。其实这也是重庆生活让我感动的地方。

人与人的相识就是一种热闹。我看到豆瓣上有人质疑：人与人的关系怎能如此简单？人与人怎可能那么巧合遇到？

重庆是个特殊的直辖市，与北京、上海和天津都不同。人们的主要活动中心就是渝中、江北和南岸三个区，而它们加起来和朝阳区差不多大。这种“小”让人与人的连接、相遇，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我觉得这就是重庆特别日常但外地人觉得特别有趣的现象，值得写到书里。

书里描述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是我一直希望回到的某个时期。小时候无论住在哪栋楼，社区里的人都会主动打招呼，非常熟悉彼此。大概是2000年前后，我意识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大家陆续搬进了电梯房，邻里之间不再认识，人和人的疏离感在增强。但我认为这种你认识他、他认识你的连接，是中国人最本质、最宝贵的东西。

重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北方城市在有商品房之前，邻居也是相互认识的，大家都是一个单位、大院或者矿区，从小到大，我们生长在高度依赖体制化的社区里。但当这种社区瓦解后，我们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重庆有自己的特殊性，可以说是除了深圳以外，体制化程度最低的城市。每个人基本都在做自己的小生意，“国际楼”里的小姐妹也是如此。但她们的生活让人感觉很踏实，吃完火锅吃串串，吃完串串吃烧烤，最终生活崩了也就是去送外卖。

遇到重大的公共事件，为什么这些社会中下阶层的人最终能够走出来？故事里，大家曾经为想卖出民宿的一位老汉搞了一场小型拍卖。竞拍是临时起意，5万块钱当场就掏出来，从前不是朋友的人，可以从今以后就成了创业伙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血肉关系，很有安全感。大家身份平等，彼此之间没有“分别心”，靠的是信任和私力救济，这是当下社会中特别可贵的。

用重庆当地话来说，这叫“耿直”。多年在北京和上海生活，据我了解，没有任何住宅区的一楼允许开设麻将馆。但在重庆，一楼开设麻将馆和小卖部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我曾经和妹妹讨论过，如果重庆取缔这些一楼店铺会怎样。

我妹妹就很担忧，她说每次回到小区时看到一楼永远有人灯光亮着，就会感到温暖安心。她知道遇到任何危险，只要她喊一声，侠义的重庆人就会立刻冲出来。如果小区里都变得黑漆漆、冷清清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段对话让我记忆很深刻，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很感激家乡还保留着这份人与人之间的耿直和义气。

难得可贵的是，重庆到现在还保留着即时的相处模式。小时候没有电子通讯设备，想见朋友就直接去他家敲门，不在就算了，他在就聊天或者一起吃饭。现在我回到重庆，朋友们仍然会不管我有没有时间，直接打电话叫出来吃饭。人与人之间，还保留有邻里街坊的相处意识。

但是在北京和上海，通常需要提前一周来约时间。海蒂来北京工作大半年了，我们只见过一次，但我们实际距离也不过5公里远。大城市的人都很忙碌，我感觉这种区别是在于是否愿意为其他人支付不确定性的成本。

今天的我们都习惯了要求自己延迟享受。要花多少时间、要多远的车程，大家都得精确计算。大城市的交通不便利，这也切实影响了我们的相处方式。

所以在这样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我特别感动于那些敢于让我认识他，敢于让我知道他从哪里来，敢于让我了解他的亲人在做什么、他有哪些童年故事的朋友。这种明亮的、有温度的东西，我在宏翔身上和他的作品里都能看到。

离开北京、上海以后再回头看重庆，宏翔会看到很多人与人关系中积极温暖的东西。但在重庆生活时，这种紧密、即时的关系是否也会带来“过界”的困扰？

三个女孩的友谊是故事的主线，之外还有亲子关系。书中的一对母女关系就是亦敌亦友的，她们平时彼此嫌弃，但当女儿有困难时，母亲会第一时间去保护她。我在重庆生活时非常清楚这种“过界”的困扰，也把它写到了书里。

物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平衡位置”，原子之间靠近会相互排斥，拉远又会吸引，只有位于平衡位置时，既没有排斥力也没有吸引力。其实，这也是人与人相处中最好的关系，但这种情况永远只是理想状态。无论亲子之间、情侣之间，还是任何人和人之间，都在寻求平衡、又不断打破平衡的过程中。就像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时会彼此排斥，在我来北京后，拉长的距离就变成了想念。

所以当一个年轻人走到30岁的人生节点时，你内心迫切的表达冲动是什么？

我之前一直没有写过重庆，写的都是北京和上海的生活。30岁的回归，也是因为一些契机。在2019年11月份，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这么多年都没有在外地过年，我们今年在北京过年吧。结果整整三个月，我和母亲被封锁在北京的小区里，直至我陪母亲回重庆，两个人在飞机上还在吵架。

当时回北京也不容易，我不得不在重庆停留了近两个月。我习惯的北京生活状态被打破，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变得很紧密。当有一天，我的小学同学们仅仅用了30分钟，就把全班45人拉到一个群里的时候，我发现记忆里的重庆似乎又活过来了。

那个节点让我意识到，我记忆中的重庆与我离开后再回去看的重庆，完成了某种视角的重合。当我和小学同学们坐下来喝酒聊天的时候，我们似乎忘记了那是2020年，忘记了大环境被某种阴霾笼罩着，就像苏童老师讲的，美妙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这种城市的烟火气，也被很多文学作品描述。比如在老舍笔下，北京曾是多么有烟火气的地方。北京的低生活密度，难道一直是这样吗？这十几年，城市核心区的老牌书店越来越少，当然也伴随着更加去中心化的城市更新进程。

无论是曾经的创作者，还是当下的创作者，大家都在寻找非官方语境下的地域生命力。像历史学家王笛一直在观察和书写成都的茶馆文化，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码头文化。东北更加明显，已经涌现出三位知名作家。

北京曾经有人情世故吗？一定有。但当下大家需要到檀谷来，才会有人与人距离更近的感受。曾经的北京或者书里的重庆，都是我们观察人与人距离的参照。

我们90后这一代都是在孤独中摸索成长的。成长的前半段，感受到的是互联网和纸媒的两条抛物线。到达而立之年，包括宏翔在内，很多创作者都经历了相对孤独、辨识自己和世界的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巨变中捕捉认为值得书写的内核、并带到当下的创作语境中，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是一个体验派作者，希望用真实感受过的东西去共情更多人。很多东西看似是小说，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阅读中发现：原来我生活中的某一块拼图也在其中。

之前为了写广告行业，我曾经拜托朋友安排我去广告公司实习。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广告人一定要加班工作到深夜。有很多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生活逻辑，我认为都是应该被书写的。

我在拍摄长沙传销大会以及去东北拍摄“外星人”时，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拍摄之前，你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信念存在，但认真了解后，就发现事情自有它的逻辑。

无论视频、小说还是非虚构写作，都是一种介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传递创作中的鲜活感。无论记忆还是气味，都需要通过情感来勾连。这种情感的“通感”更为抽象，它要来自于对生活非常认真细致的观察。

书里传递出的安全感和明亮感，我觉得不仅是来自对地域生活的观察，还有情感的连接。宏翔对世界的积极笃定、相信善良和真诚的人会得到应有的回报的确信感，会给像我这样的女性读者非常真实的激励。

经常有人问我，作为男性为何书写女性。其实我想写的是人的复杂性。或许与社会大环境有关，这些年我明显感受到女性力量在上升，我看到身边的女性朋友在努力完成自我独立，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比男性更多的复杂性。

海蒂认为我给予了她力量，我也认为她身上始终有倔强的东西在反馈我。在最难的新冠疫情时期，海蒂挺着大肚子开车在山上转，四处寻找可以开书店的地方；为了养活长沙的书店，她只身来北京工作，周末再飞回去照顾两个孩子。这难道不是感动我的力量吗？

积极的力量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的，我的作品带给你安全感，是因为你的生活给我带来了鼓励。这也是我认为应该认真书写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