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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又（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各家均有考释，主要释义有以下三种：
①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②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的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占有了商都。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③周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日的早上举行岁祭，并进行贞卜，得到能克商的吉卜，把这一消息传闻官兵，士气大振。在第二天乙丑早上占有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管师赏赐右史利铜，利就用这些铜做檀公宝尊彝。
王辉：“周武王伐纣这个事情究竟是哪一年？因为隔的时间太长了，司马迁说不清。后来的人也不太容易说清的时候，这中间临潼出土了利簋。1976年临潼零口乡西段村出土的利簋上有32个字，虽然并不多，但它提到了武征商。你看，这个武还带个王字旁，说明专门为周武王造字。周武王征商唯甲子，这个‘子’字时代比较早，像一个小孩子戴着帽子，后来已经有更简单的‘子’。唯甲子朝，是说在甲子这一天早上。‘岁鼎，克闻（昏）’，闻，门字里面一个耳朵那个闻，这里通昏，晚上的意思。‘夙有商’，早上的时候就有了商。这几句话怎么解释？说法很多了。‘武王征商’没有问题。‘唯甲子朝’，古人也有一些说法。‘岁鼎，克闻’，天上有一种星叫岁，岁星照着走，晚上去打仗早上就把商消灭了。‘辛未’，过了几天，‘王在阑（音惯）’这个字很麻烦，是一个地方，现在河南郑州附近，赐有（右）事（史）利金，他们记录王的言行，也可能参与了这场战争，王赏赐给人家金，就是铜。（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这件器物上的文字很少，但是很重要，它关乎这场武王征商的战争情况。”
“武王征商究竟在哪一年？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是说不清。国家后来组织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全国有考古、古文字、历史、立法，近200名专家参与，结果经过五年提出了一条意见：武王征商就在公元前1046年。但是这个说法出来以后有赞成的，也有非议的。为什么非议很多？因为你虽然有一些理由，但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现在材料仍然不够。司马迁没有搞清楚，历代都搞不清楚，虽然考古材料多了，但是仍然不足。为什么说不足呢？木头可以测碳14，但是碳14也有上下误差，误差几十年，挖出来一个墓，谁也不敢肯定这是周文王时候还是武王时候？但出土的金文的材料上，它有时候会记载有这个——有年月、干支、甲子寅卯，还有月相：初吉、既霸（月亮才有光），既死霸（月亮已经没有光了），既望（十五十六，月亮已经圆了）。出土青铜器有一万六七千件，四要素都俱全的——既有月相又有年月干支齐全的只有一百多件。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四要素的含义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有种种的说法。”
任田的话：我是文科生家庭的孩子，父母爷奶都是老师，我也当过语文课代表，现在拿过高考语文卷子古文部分也能对个七七八八，但王辉拿来这幅利簋铭文拓片，我左看右看对照看——都是中国字，看着也不甚复杂，但通篇看下来硬是不明白在说啥？还得是王辉，给我一一讲解，方知道真正高级的学问，我还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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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部分拓片。
王辉：“我的导师是王国维的弟子……比如说秦的考古材料，原来也就几百件。现在出土的战国简牍都好几千件，上万件，是原来的几百倍，比王国维那个时候要多得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比前人看到的东西可能多一些，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像王国维他们那一代，从小旧学根底很好，读古书到了十几岁基本上底子就打得很好，稍微年长一点，又到国外受到西方一些学说的影响，像王国维年轻时候受叔本华、德国哲学影响很大，所以他们的视野比较开阔，他们那时候学术辉煌，成名都比较早。王国维他只活了五十岁，但他的成就不限于古文字，他对历史、地理、文学、哲学都有重大成就。到我们这一代，经历“文革”肯定受一些影响，没有国家基金，做这行全凭热爱。到我们下一代，条件比我们还要好，国家有各种基金支持，但是他们也有弱点，他们的旧学底子比我们还要更差一点。” “为什么旧学功底重要？比如说清代的历史，当时是清朝遗老遗少编的，已经是民国时候了，但他还站在清政府立场上，把太平天国叫匪。太平天国的立场究竟怎样看？后来国家成立了清史编撰委员会，戴逸做主编，现在据说也写了3000多万字的清史，但是不是能比当时的清史稿写得好？也不见得。因为首先的话，你用文言写还是用白话写？你用白话写，当时清代的档案都是文言。两个放在一起很不协调。现在的人对清代历史的了解，也未必比当时的人更清楚。你说用文言来写？当代的人几乎写不出来当时遗老遗少他能写的那个文言文，现在的话要用文言去写，当代的教授也几乎写不出来典范的文言文。所以虽然现在的条件好，终有美中不足。” “我答辩的时候，北京的张政烺先生请我去矮子斋饭馆吃饭，当时还要收粮票。结果去得迟了，人家关门了，没吃上。张政烺先生的学问很好，他是古文字学者，也是历史学家。他对宋金元历史的研究很好，二十四史中间那个金史一般人都点不了的，他能点读。那天一起去吃饭还有孙机，他的学生，国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饭桌上就说起原来中国没有红薯，明代才传进来。原来中国人口很少，这个红薯引进来以后，人口就大量增加了。所以张政烺就强调说红薯对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作用。张先生也喜欢美食。所以做学问不妨碍生活，学问和生活均深有思考，才能有成就，这才是真正的学者。” “康有为说石鼓文是中国第一文物，此话不虚，研究的人很多。光徐宝贵就专门写了两大本来说石鼓文，徐先生是自学成才，他一生都在研究石鼓文。石鼓文的书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好多人一生都在临摹石鼓文`。还有吴昌硕，当然他临出他的风格，和原文并不完全一致。还有邓散木、王福庵，光临摹石鼓文的全国都可以办一个展览。前几年在上海图书馆还举办过个石鼓文拓本的展览，历代此类的展览那就更多了。所以石鼓文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石鼓曾经丢了几块，宋代的时候又找见了，有人把它刻成马槽喂马，现在都在故宫珍宝馆啊，拓片是绝不让再拓了。抗日战争时候，石鼓都被包起来运到四川。” “王兆鹏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高元白先生的弟子，研究上古音的专家。我在2008年出了一本《古文字通假字典》，是记录古文字资料中通假字的工具书（一千多页），汇集甲骨文、金文、货币、玺印、陶文、石刻、盟书、帛书、竹木简牍里的古文字通假例证。王先生就利用这个出土的材料和我这本书，探讨上古音三十韵部的关系，还郑重地请我出具同意书，因为他引用我的话比较多，所以就需要我同意。这说明我的书对研究上古音还有一定的用处。当然我本人对古音没有多少研究，但长期做通假字研究，一天天地看这个东西，前前后后二十多年，对上古音毕竟就有一些了解。对中古音就不敢说了，对近代音也有尝试。但你要说具体运用，我就不一定能做到恰当。”任田的话：王辉的生活简朴，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王辉的师承和朋友圈有点吓人，罗振玉、王国维、张政烺……，每一个名字在学界都如雷贯耳，有些人即使称一代宗师也不为过。
下期预告 ：如果你是国内顶流古文字专家，那经你金口断定的带铭文之真文物，其身价一夜之间便能翻上十倍百倍……只是这世间之事，真真假假，那物件极有可能只是西贝货，且此乃大概率之事，一旦如此，你会如何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