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支深圳乐队开始唱方言

若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林书盛，那必然有以下三点：烧垃圾的吉他手、偶尔种地的农民、野草寮的主唱。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林子”，演出时，林子常穿一件印有“把自己种回来”的黑T恤，这是林生祥交工乐队的周边。

提起客家民谣，绕不过林生祥三个字。他是台湾高雄美浓镇的客家流行音乐人，前交工乐队的灵魂人物。有人说，林生祥的音乐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是他把麦克风递给了农民、工人、妇人，将歌声对准边缘劳工群体，让他们的故事随着客家乡音向外流淌。零八年，林生祥来到广东南岭演出，海报上写着“每日·种树”四字，期冀用歌声为刚经历过冻害的南岭带来新的种子。到今天，林生祥种树的口号已经十五年，“把自己种回来”成为了他对听众的心愿。林子于是深受启发，这份对于土地的眷恋，同样在他心里扎了根。

“回家种地”，一个听起来很朴实，很简单的愿望，但现实并非如此。“天天面对垃圾，工作生活如意”，是林子的朋友圈背景图上的文字。他在深圳一家垃圾焚烧厂上班，尽管偶尔自嘲自己是个烧垃圾的，但他所在的其实是国企，每日朝九晚五，稳稳当当，是许多深漂人羡慕的生活。然而对他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活法，只是父亲所期望的。

他只想要回去，回到汕头澄海，回到东里。他就在这里长大——伴随着父亲吹奏的唢呐、奶奶念诵的歌册和歌仔、从小听到大的潮剧和锣鼓、邻居家里传出来的弦丝乐……在他还没有真正接触专业创作之前，这些关于音乐的记忆就像种子一样，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然而，归乡，“只是回不去的念想。”林子面对的是大多数人的苦恼——父辈的理想是安安稳稳，有个班上；子女的理想是自由自在，活在当下。他无数次向父亲妥协，却只能在《猛走》里稍显无奈地唱：“两代人個生活/不同/两代人個心内/想法不同/两代人個矛盾/在同一个时代/阿爸/猛走猛走猛走猛走。”

父亲强烈反对他回来当农民，因为父亲已经当了一辈子农民。在父亲眼里，林子最好在这家单位干到退休。但对林子来说，白天的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角色扮演，他只能晚上从睡眠那里抢来几个小时，短暂地做音乐，做回自己。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感觉自己是个机器人。

所以他唱：“轮夜班闹钟响起/无可奈何双眼睁开/像这失意人生未清醒/汽轮发电机/无夜无日一直转啊转/我的梦想也被它/缓缓切割/转到粉碎/人像机器。”仿佛电影《摩登时代》一开头涌出的那群羊，以及紧接着从地铁中一涌而出的人们——人，只不过是生产链上的一个小小零件。时间、工作、自我这三者的平衡，时而占据了人生的全部，时而又只能是低声的吐槽。

好在，他还有音乐。

音乐里，有他回不去的家乡。潮州古调、闽南歌谣、民间歌仔……游神拜老爷时才出现的古老旋律，被他用潮语方言重新编排和演绎。这一方乡土文化，既成为音乐创作的养分，更是歌声所追寻的归宿。时日变化，农村成为城镇，昔日围绕田野聚集的街坊因此分流而去，林子选择用自然、没有多余修饰、具有颗粒感的声音，去记录上一辈人的出走，讲述与土地、与人情的故事。

野草寮，就该是野蛮生长的，唱给土地的。从2013到2022，近十年时间，这支乐队一直以“懒猫”为名，但林子总觉得这两个字“还不够劲”。直到2022年一次排练间隙，林子提出了“草寮”二字。“寮”，潮汕地区表示地名的特殊用法，早期潮汕土著搭竹木茅草为屋，称“打寮”，在农村的庄稼地旁，“草寮”这种简陋的屋棚既可以放农具，也可以住人。

这是一个更加贴近理想的名字。改名之后，林子觉得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回家种地和做音乐，两件事似乎靠得更近了。

《马塘桥》中的那段噪音，林子将其看作与自我和解的出口。一次在深圳明天音乐节上，野草寮接触到了噪音玩法，这种疯狂的、碾磨性的、失真的吉他声，一下下挑开人的神经，又钻进心里，“耳朵瞬间就打开了。”他突然就从之前的死胡同里跑了出来——迎难而上吧，管他哪种活法。

“尘世浊浪/翻腾不止/万目睚眦/争其不让/就让我/独自离开吧/远离这场集体狂欢。”听起来，这一首《马塘桥》写的是洒脱和离开；然而歌曲后半段，人声越走越远，一段空隙之后，噪音突然降临，一声声刺破宁静，那个一度想要懦弱逃离的人，又声势浩荡地，回来了。

后来，林子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还真找到了一小块地。他开始尝试生态农法，不除草，不施肥，不打农药，就让作物自然生长。尽管有时工作太忙，没办法把种地很好进行下去，但总会等来合适的时机。反正，心里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反正，他还有音乐；反正，还有一群可爱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野草寮这群人，碰到一起时一拍即合。

两个月前，他们刚在广州完成了一场名为“孥仔在外，平安大赚”的专场演出。在场观众有人是第一次听到潮语歌谣，也有人是第一次完整地听完野草寮。带着观众的反馈满心欢喜地回到深圳后，一天晚上，野草寮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名叫“出圈”的酒吧，Tony 指着酒杯上的“出圈”二字，开玩笑地说：“看，多应景！”

他是乐队的贝斯手，跟鼓手许温和是这儿的常客，两个人买了一台二手房车，就驻扎在酒吧隔壁。“只要找到这辆怪车，就找到我们了，”碰面之前，林子这样给我们指路。“怪车”的主人之一温和是个洒脱的女孩，她总是说：“越是不了解的东西，你就越应该去尝试啊。”她满眼自豪地向我们展示她和Tony的小家——车外被狂野的涂鸦所包裹，车内被各式摇滚物件装得满满当当，很是温馨。

平日里，二人就像吉普赛人一样开着这辆车游走于深圳的大街小巷，靠演出为生。他们经常更换驻地，房车不仅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打开一座城市的方式。“明年，我们打算开出深圳，把音乐带到更远的地方”，温和很是期待。

理工出身的阿芸，在乐队里负责琵琶，冲锋陷阵。指尖急促而有序，声音清脆、透亮、有棱有角。多数时刻，她的琵琶都在高音区游走，承担了歌曲中最为外放的情感表达。比如《锯弦》这支描绘夫妻争吵的歌，在琵琶的独奏部分，琴弦急剧而混乱地不断振动着——锅碗瓢盆的摔打声，男女较量的焦灼劲，抓心挠肺的异样感，在一次次触弦中，层层爆发。

这一段是阿芸即兴发挥的成果。在林子看来，阿芸对音乐有很高的感悟力，排练编曲时，总能很快便理解并弹出歌曲所需要的感觉。在野草寮的音乐里，琵琶总是那个打破宁静、引领情感起伏的存在，而现实中的阿芸，原本与林子在同一家国企共事，后来又辞职考上了公务员。从一种“安稳”过渡到另一种“安稳”，音乐里的阿芸，却总是不安的、躁动的、激烈的。

这帮人随性、生动、特立独行，仿佛天生就该玩音乐。而从事金融工作的ET却有点不同，每当讨论音乐时，他都严肃得像是在做学术研究。关于潮汕歌曲能否被广泛理解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在我看来，现代乐队的表现形式包含两个层面，音乐性与文学性。至少在音乐这一层面，我们无需依赖语言来传递信息，也不必担心观众因语言障碍而感到困惑……”他的声音沉静，一段说下来，如同一场学术演讲。

这样一个认真的人，在生活方面却从不循规蹈矩。业余时间里，他同时在四个乐队中担任不同的位置：吹口风琴、打鼓、弹贝斯、弹键盘。其他几位成员戏称他是“乐队圈的劳模，金融圈的玩咖”。“在不同风格的乐队中感受新鲜的东西，这让我感到生活更有驱动力。”ET说。

这样看来，他们几个还是一类人——活得随性，唱得自在。甚至有时候，他们任性到排练还要“看黄历”。很长一段时间里，但凡林子说要排练，其他成员就会出问题，不是头疼脑热，就是把腰闪了。后来野草寮就开始看黄历了，不光排练要看，专辑上新也要看，遇上演出就更要看。只要“这几天的日子还可以”，他们就会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倒不是一板一眼地按谱排练，大多时候，他们都在“瞎编瞎弹”，弹着弹着，突然就对路了。偶尔在林子的突发奇想下，琵琶是可以弹出羊肉串味的，口风琴是能吹出下雨声的。

磨合出这样的信任与默契，他们用了很久。近十年间，乐队分分合合，成员几经变动，最终在2022年改名复出。一切源于《乐队的夏天》的爆火，当时已经把乐队解散了的林子，忽然就从节目中看到了希望，给曾经的伙伴一个个打去电话，重聚仿佛是理所当然。就是这样一群人，不受拘束，总是在变，于是不被定义，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定义。

林子常说，野草寮的歌要有“人味”。

于是，这五个人在野草寮，都要面临一种独特挑战——其他时候那些可以尽情展现技巧和表现性的东西，到了野草寮，都要做减法。将高难度的部分暂时放掉，把技巧放在最后，把歌曲本身置于首位。

而录音过程中，则要去掉过多的修音和粉饰，保留乐器的动态、手指触弦的杂音、和嗓音的颗粒感，回归到音乐最本质、最纯粹的那一面。

做加法并非难事，化繁为简才不容易。跟着感觉走，其实比跟着节拍器要难得多，而野草寮需要的，正是一种自然朴实的市井小调，一种接近土地的“人情味道”。

这人情味道，便是林子说的人味。在新专辑《猛走》里，野草寮选择用真挚、笨拙而朴素的声音，去讲漂泊，讲故土，讲人们最普遍的思乡情结。 

第一首，他从《过暹罗》开始唱——清代，潮汕人乘红头船南下，前往泰国暹罗谋求生计，在那边经营起大米贸易，“红头船”成了运输大米的重要工具，也将潮汕文化传送了出去。“阿兄阿兄过暹罗/去到暹罗牵猪哥/凄惨钱银辛苦赚/赚钱回来娶妻咯，”一段记录在潮汕歌谣里的侨民史，被野草寮轻轻念叨给潮汕游子：无论走多远，家乡永远是最坚实的后盾。

《怨情》继续把叙事回落“阿兄”这个小人物身上，讲述普通人在生计与爱情里的艰难抉择：“梁上燕鸟成双飞/朝朝同出晚同归/阿哥出门无信转/偷偷流泪自家悲……年头做到年尾转/再好人情也会断。”

《轮夜班》里，那个从故乡闯到都市的人，在无限度的生存挤压中，陷入了新的困境；《海风》则把视角对准深圳，以一种又爱又恨的口吻开始反思：“海风在上海吹来/吹倒了蔡屋围一坪老厝……海风在北京吹来/吹来了大运会……海风在全国各地吹来/吹出了华强北个山寨，”问这座到处爱学习别人的城市，到底哪里吸引人？

长大后去深圳闯荡，仿佛是潮汕几代人间的共识。于是野草寮又唱起“孥仔在外，老爷保贺”，上一代人的心酸还没唱完，这一代人的漂泊，就又开始了。

唱到主打歌《猛走》，林子开始与故去的父亲对话。“阿爸/你年轻的时候/就放掉支锄头/阿爸你打工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初/你说这人生是/晕晕乎乎/三顿有得喝/快活就好/我现在的人生也是/晕晕乎乎/我要拿起/我要拿起/你支锄头。”

他心平气和地告诉父亲：时代已经不同，你当年放下的那把锄头，我要拿起来。每一声“阿爸”都紧接着缓缓道来的诉说，而这次，终于没有争吵了。

直到《马塘桥》，噪音骤然收尾，谜底开始显现。这位从出走多年的青年，一开始天真稚嫩，到如今则已笃定坚韧。

十首歌环环相扣，从传统社会的迁徙过往，到现代日常的漂泊出走，使背井离乡老话重提，将人情味道聚齐酸甜苦辣，滋味绵长。

故事是有了，但林子认为，要想在歌里唱出人味、听出人味，不光要精准捕捉到内心最真实情感，乐器的选择同样重要。

比如他所钟爱的那把吉他，自从在录音师那里试过同款后，便一直念念不忘，但可惜已绝版。然而他却格外幸运，竟然在日本意外发现了这把吉他。“人生地不熟地，还要说英语，但是一听到只要一千五百块，立马毫不犹豫地买了。”他偏爱这把吉他独有的古朴味道，保留了木材的纯净感，使歌中的人情味有了草木，有了河流，有了土地。

再比如，那一套他们运气爆棚才淘到的民乐器——粤剧中所使用的高音板和小钹，这种原生态的手工乐器无法量产，每件音色都不一样。当时，他们正苦恼于用什么来搭配现有的潮州乐器，巧合的是刚好他们临时决定前往广州演出，在闲暇时逛当地菜市场——这是他们每到一个城市必做的事——途中竟偶然发现了一条专卖传统乐器的小巷。在那里，他们挖到了这两件宝贝。

林子说，“人味”有时还像是大排档炒出来的“锅气”，为了让这锅气更香一点，他愿意花功夫跑东跑西，扛着设备去深圳的各个角落，去录制一些接地气的声音。比如哐当作响的施工声，勾起人们对深圳“特产”的会心一笑；再比如汽轮发电机生产时的声音，震耳轰鸣中，是一个个深夜下班的赶路人；还有响亮清脆的爆竹声，听着就叫人想起家乡的年夜饭。

当然，抛开以上种种，光那一口接地气的潮汕话也够有人味了。因为其他队员不太懂潮汕话，排练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有趣的乌龙。就拿《猛走》这首歌来说，排练已经进行了好几次，鼓手温和才知道“猛走”不是“不要走”的意思，而是“快点走”（可能因为“猛”和粤语“冇”的发音相近，才有了这样的误会）。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并不影响这首歌的演绎，音乐是超越语言的。

林子倒不是非要坚持用潮汕话唱，他只是觉得这样更舒服，更自在。“虽然潮汕话对于大众而言，接受度不是很高，但我们还是想慢慢沉淀，就走我们自己的野路子。”他们不想迎合大众，相信自己在方言音乐这块非主流的领地里，总是能走下去，走更远。

因为野草寮，它既可以是野——草寮，随性而生，自在而歌；也可以是野草——寮，坚韧不拔的野草，在主流之外，独自生长。林子用潮汕话读起这三个字，声音低沉有力，声调起伏转折，音节悠悠滑过，最终，都落在那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那不是潮汕人的故土，而是所有游子共同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