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作者:沈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金融博览》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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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1月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为我国不断提升金融软实力、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作为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践行“两个结合”、彰显“中国特色”的生动体现,既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注入自信自立的文化基因,更顺应我国不断增强金融工作本领和风险应对能力、全方位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时代要求。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金融文化并非金融与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内嵌于金融系统。它不仅是现代金融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现代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的精神源泉。它能深刻影响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决策和行动的偏好、信念和价值观,对于金融业的良性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加快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将有助于充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生命,发挥先进文化对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方向引领作用,确保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书写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供新的发力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金融事业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然而,在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金融风险隐患还继续存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与效还需进一步提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还要继续遏制、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更需增强,这些问题制约我国金融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当今世界的金融竞争,不仅是市场规模、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竞争,还牵涉行为规范、价值理念、文化精神等软实力竞争。因此,推动金融强国建设,不但要在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体制机制上花力气,更需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培育上下功夫。塑造良好的金融文化氛围,形成讲求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金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将有助于提升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支持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的完善与促进。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厚植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自信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诚然,现代金融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很大程度上可归于近百余年学习和效仿西方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金融事业的发展,更不意味着现代中国金融事业能脱离本土的历史文化而开枝散叶。习近平总书记集中阐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要义的“八个坚持”,就表明中西方金融发展道路在价值取向和核心目标上存在实质差异。对应“八个坚持”基本要义、强调“五要五不”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一方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共性规律,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金融文化的优秀内核注入现代金融体系中,既呼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金融强国的目标内涵,也彰显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于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金融领域实现自立、自省、自信、自强的生动写照。
“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以深厚基础和广阔空间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概括为“五要五不”,即“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系列讲话和会议精神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指明目标方向和可行路径,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更加宏远广阔的历史纵深,要求我们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颇具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的重要元素,构筑起以“第二个结合”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深厚基础和突出优势。中华民族的五个突出特性表明,那些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的文化遗产,一直在进行世代传承和更新。其中就包括那些协助实现跨时空资源配置和应对各类风险的金融思想文化。至迟到商代,中国就已形成独立的货币体系。货币流通不仅促进商品的跨时空交换,也通过日益丰富的信用工具实现财富的跨时空配置。尽管传统金融活动并没有现代金融活动这般复杂,但历经千百年沉淀形成的“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稳健审慎”的风险偏好、“守正创新”的发展策略、“依法合规”的底线思维,却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本土金融实践的伦理内核与文化标志。《史记》记载,战国时期,冯谖曾受孟尝君委托,前去薛地讨债,与借贷者合“券契”,“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信用活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形成以信守约、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四川一带出现,成为古代中国对世界金融创新发展的突出贡献,并为后世留下一系列关于审慎稳健、依法合规维系纸币信誉和币制稳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至明中叶后,货币商人秉承智、勇、仁、强的素质要求,践履守正创新的发展策略,兴办钱庄、银铺、银号、票号等一系列新型金融机构,并推崇“以义主利,以利佐义”的义利并重观念,衍生出颇具特色的明清金融文化。中华传统金融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发展突出表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的结果。
中华传统金融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契合性,则构筑起以“第二个结合”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可行路径和创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素有和文化一体、与伦理同构的鲜明特色。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中,政治文化和家庭生计相互依赖。一旦出现社会经济危机或民众流离失所,人们倾向于将之归咎于现实对道德理想所对应的政治秩序的偏离。于是,古代中国在认识金融现象、分析并解决金融问题时,都存在明显的政治性立场,强调国家在金融稳定运行中的突出作用。而“经世济民”政治道德理想蕴含的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则使得以民为本的价值标尺一直贯穿于对金融问题的剖析,并形成传统金融文化的人民性取向。尽管世殊时异,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样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指出现代资本的趋利性和阶级性,揭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的内在不公正性及其对人性的异化。基于对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终极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应该由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政权将私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联合的工人的财产”,改变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无产者从资本的控制和盘剥中解放出来,走向共产主义理想世界。正因为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在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才能实现有机结合,让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遵循“六个必须坚持”原则
以“第二个结合”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有助于夯实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文化根基,也有助于打开我国金融实践、理论和制度的创新空间,更有助于凸显和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这并非要我们闭门造车,进行本土金融实践的“复古”,也不是要孤芳自赏,与西方现代金融分庭抗礼,更不是简单的中西“道器之辩”和“体用之争”。在新时代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人民性立场是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共同秉承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积淀着当代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的伦理底色。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推进数字技术和人文关怀的深度交融,引导各类传统金融和新型金融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以跳出工具理性的窠臼,告别唯利是图的西方金融模式。
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原则。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东方的金融理论长期在现代金融学体系中失声或缺位,并不意味着中国优秀传统金融文化就不再具有时代价值。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金融理念、主张、方案,实现精神上的自立自信。
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原则。一直以来,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是古今中外社会面临的终极挑战。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对市场的控制、对人性的抑制变得更为隐性而严密,因此更需要金融文化引导金融系统践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初心使命。面对当前世界金融体制运行规则整体偏向资本绩效的现状,我们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我国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立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金融文化的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势,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原则。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当前,我国金融事业在金融治理、风险管控、发展质效等方面尚有不足,亟须在效率和公平、稳增长和防风险、开放和安全等问题上寻求突破。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强化问题意识和底线思维,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对症下药做好金融领域重点工作,防风险、强监管,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将稳健审慎的风险意识和依法合规的底线思维贯穿金融工作始终。
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原则。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中国传统金融文化都将人和货币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意识到货币金融运作深嵌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注意树立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维,引导各类金融活动主体树立系统理念。具体而言,要让各主体意识到自身与社会经济整体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夯实以义取利的内驱动力、约束力,做到“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意识。
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原则。当今世界在动荡变革中艰难前行,这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一定影响。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我国还必须顺应全球化趋势,在统筹好开放和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为此,我们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树立起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软实力优势,切实推动中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向全人类展示现代中国金融发展之路。
作者简介
沈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经济思想史、海外华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