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安迪·沃霍尔和毕加索。”
在策展人Shai介绍下,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步伐矫健地走上台来。这位“行为艺术之母”穿着一身大地色长袍,长发披肩,身形依然像年轻时一般挺拔。光看外貌,你很难想象她已经77岁了。
台下上百位观众掌声雷动,并齐刷刷举起手机,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朝圣”。“上海的变化让我难以置信,还记得36年前来到中国,还是个全是自行车的国度。”她在浦江边的艺仓美术馆这样说道。至今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阿布拉莫维奇创造了无数传奇作品,如《节奏系列》《潜能》《艺术家在场》,以及中国观众熟悉的《情人·长城》。
1988年,她和伴侣乌雷来到长城,分别从嘉峪关和山海关相向徒步,3个月后在中间碰面,拥抱,分手,不再相见。
直到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MOMA举办《艺术家在场》,乌雷突然出现在她眼前,两人满含热泪对视了30秒,默默放手,转身离开,甚至没有道别。
这一别就是永远。2020年3月2日,乌雷因病在斯洛文尼亚去世。
36年前的那次中国之行,跨越时空,成了这次大型个展《能量转换》的起点。她开始对中医等东方文化极度痴迷,从而开始将注意力放在“自然能量”这一话题上。于是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这些以水晶为核心的装置作品——过去三十年里,她创造了“须臾之物”系列,把水晶安在椅子、床头、墙板上,还有几乎无法行走的水晶鞋。在观众开始这趟旅程之前,阿布拉莫维奇强调:你把时间交给我,我把体验交给你。拍照打卡、走马观花是无意义的。“在里面待上三五个小时,一切都慢下来,才会有特别的体验。”我花了太久来到这里
再次来到中国,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在等待这个展览。36年前,我来到中国做“长城行走”项目,当时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同。我走过了12个省份,遇到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故事。我甚至觉得应该写本书把那段经历记录下来,并一直在思考如何向公众表达这一切。当我开始在长城上行走时,我总希望自己走在最前头,不想有人在我前面领着。当时为我带路的是一位中国军人,他倒是很习惯走在我的身后,从不会超到前头去。我们翻山越岭走了2500公里,非常疲惫。有一天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一直在我身后走?他说,在中国的古老智慧中,有一种说法叫“弱的鸟才飞在前面”(Only weak birds fly first,不同于笨鸟先飞,可能更类似于枪打出头鸟)。我才明白原来我暴露了自己的弱小(笑)。第一次有登长城的念头要追溯到1979年,当时乌雷和我在澳大利亚,和当地土著们住在一起。我记得NASA当时发布了一条新闻,说在太空中能拍到的地球建筑物只有中国长城和埃及金字塔。我们就想到了来长城走一走,从两端相向而行,等碰面的时候就结婚。那个年代来中国并不容易,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抵达这里,那时也已经决定要结束我们的关系。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长城行走的计划,只是相见的时刻从结婚变成了告别。
放下手机,别想着拍照
我深入各地的村子,听一些老人讲故事,那些老人有100岁甚至120岁的。在翻译的帮助下我听懂了这些故事,包括神话中关于抗争的表达,其中最古老的抗争方式之一就是“行走”,这和我的长城之旅不谋而合。也正是这些故事,激发了我后来创作“须臾之物”的灵感。在大地上行走的时候,我的思维也在不断行走——我看到了铜,对铜有了不同感受;看到铁,对铁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触碰陶土,得到了新的感悟……我能感受到这些来自大地的能量。中国的文化中,“气”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大自然给人的馈赠。我该如何将这种切肤之感传递给全世界的更多观众呢?于是就有了“须臾之物”。“须臾之物”并不是雕塑,也不该用雕塑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应该是有“作用”的,你需要“使用”它们,这是我们作品和体验的一部分。在我的人生中,我一直在做行为艺术,其实行为艺术就是一种艺术的材质。这些(水晶装置)也是如此,它们给你的体验和观看雕塑是不一样的,走近它们,站、躺、坐在上面,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一种非常情感化的体验。你去健身房,不可能一天就练出浑身肌肉,必须长期训练才行。这次展览也是如此,你要长时间浸泡其中,才能感受到能量的传递。我很珍视来看我展览的年轻观众,可能有许多人会带着和我岁数差不多的父母来看展,我明白大家喜欢拍照发到社交网络上。但真的别着急拍照,更不要急着离开,在这里待上三五小时,找张椅子坐,找张床躺下,交些新朋友,这样你才能获得特别的体验。这次展览有三层楼,一层会从我们的长城之旅和我的父辈开始讲起,然后是我曾经做的一些作品。上面两层则是全新的内容,尤其是为这次展览专门打造的作品,这在我的经验中是非常特别的,曾经几乎从没有过,所以我希望这一刻是珍贵的,能让你永远记住的。
让观众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64岁时,我有了一次大的转变。当时我在MoMA做“艺术家在场”,每天会坐在桌子前8小时,有时会长达10小时,非常漫长、艰难的行为艺术。为此,我当时必须要改变我的饮食习惯,之前整整一年时间只在晚上吃饭,白天滴水不进,像太空人一样。一直到表演时,我白天坐着8小时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能影响到我。那时一共有85万人次来观看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我对面椅子上坐下,那毕竟是纽约,大家都很忙。至少人们排队想在那里坐下来,和我对视或做些别的,那椅子从来没有空过。我意识到,公众希望能参与进来,而不仅是走走看看。作为艺术家,我的重要作用就是让人们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如今又十几年过去了,我已经77岁了,我经常生病。我在中国享受了很好的按摩,中医切实帮助到我,我又能自在地行走了。于是我也会想着这样的体验怎么传递给更多的公众,这个展览就是来自这样一种参与式艺术的灵感启发。比如大家可以躺进浴盆里,被不同的草药覆盖着,看它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艺术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含义,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精神的层面,但单一层面的含义是不够的,我们相信艺术也有治愈的力量。现在的我开放多了
在我职业生涯早期,我厌恶剧场艺术——当你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你必须要憎恨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声明。当时的我认为在剧场里表演是虚伪的,刀是假的,血是假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假的事情。但是在行为艺术当中,刀可是真的,血也是真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你不断地去表演,有些事情只有机会做一次,会不断挑战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极限。后来我问过自己,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也许最近应该尝试一下歌剧?所以我也尝试了这些表演,还做过导演,了解不同人的想法。我现在特别好奇,能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什么,我觉得电影也是非常有趣的表现形式。如今我变成了一个很开放的人,喜欢虚拟现实,喜欢人工智能……包括这次展览,就相当于我个人的一个化身(avartar)。艺术家是与生俱来的
我无法回答我的能量来自哪里,我觉得每个人出生时就自带能量。如果你了解我的背景,我出生于一个共产主义家庭,父母都是南斯拉夫的战争英雄,相应的我必须顺从地长大。我的祖母是家庭中的例外,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于是我开始和她探索精神性话题,我喜欢和她一起喝茶,然后就会有想法去做各种事情。她启发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上艺术,这对于我的人生是决定性的。年轻人问我:我想当艺术家,该怎么做才能成为艺术家?我的答案是:你其实无法“成为”艺术家,你出生时就会被选定,能不能成为艺术家是存在于DNA中的。比如你有很多想法,而且有足够的动能将想法付诸实践,你就是艺术家。这是与生俱来的艺术家气质——敢于产生想法、实践想法,并且愿意去放弃社会上的一切。别再叫我“奶奶”了!
在我看来,最好的艺术家都是那种能让我“WOW”一下的人,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不过并没有很多这样的WOW艺术家。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发财的话,不要选择做行为艺术家,这是最糟糕的工作。我曾经没法光靠我的行为艺术生存,很长时间里都是如此。我当时从来没想过这种东西能卖钱。在我55年职业生涯中,我的成功就在于将行为艺术变成一种主流的艺术形式。当然在市场上,你仍然无法拿行为艺术家和画家相比,画家们能赚很多钱,在职业生涯中期就很富裕了。但是我们作为行为艺术家,我们有坚定的信念,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艺术。所以我并不担心行为艺术家是否富有,这是最能转变他人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拥有强大的改变的力量。人们叫我“行为艺术之母”(Grandmother of Performance Art),我其实讨厌这个“奶奶”的说法,行为艺术是我的工作。如果把我称为战士那就太棒了,我喜欢当战士,一生都在为行为艺术而战。展览现场:
展览的第一层,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出生背景开始讲起。展示了她的家中书柜,父母的老照片,以及一些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勋章。36年前的中国之行是这一层的重点,大量当时她在长城沿线徒步、生活的画面映入眼帘。在普通人家投宿,坐驴车,和军民合影,给村民展示摄影机……
展览第二层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些以水晶为核心的互动性的艺术品。穿白大褂的引导人员会在一旁示范、指引,告诉观众如何使用这些“站立装置”“铜床”“人用椅与灵用椅”。
观众参与其中,变成艺术品的一部分——人体与大地的联结,正是本次展览的核心。
某种程度上,这还原了我们熟悉的阿布式行为艺术场景,每个人此刻都成了行为艺术的一环。进场前,你甚至需要交出手机相机等一切数码产品,禁止拍照摄影。工作人员会为你戴上降噪耳机,全身心游走在她的作品之间:发光的门、布满水晶的木架、盛满草药的浴缸、扫去负能量的鞭条……白大褂们会让你尽量“慢下来”——就像阿布拉莫维奇所说,在里面沉浸几个小时,感受“能量转换”。至于信或不信,以及是否将这样的装置互动体验其视为艺术,取决于你自己。
文、编辑:Cardi C
部分资料来自Marina Abramo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