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方面感到困扰，选择心理咨询还是精神科？

我是在疫情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精神科医生。入学的时候，当时的导师于欣教授就在组会上说，2020年是我们中国精神医学的“元年”。当时我对这句话还没什么感触，后来慢慢觉得真是如此。变化是很明显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

首先是疫情之后患者激增，病房的病人周转速度快了很多。我刚来北大六院的时候，可能每周也就出一个病人，收一个病人，一个医生手上最多四个病人。以往的老师同学在他们培训的时候，大抵也是这个速度。这样一来，我就有很多时间在病房和我的病人们交流。

当时，上级们也有很多时间对年轻医生进行督导，病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是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探索的。2023年开始，患者一下子增加了，就像潮水退去之后浮现出来的暗礁一样，精神医疗资源供不应求。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22年年底，我是12月第一批阳的，康复之后就出门诊。当时普通门诊一个上午总共只有3个医生出诊，我就是其中一个，感觉压抑了很久的就诊需求一下子就涌现了。我们穿着防护服给病人就诊、开药，隔着防护罩需要大声、长时间说话，门诊结束之后就感觉憋闷得不行，饭都吃不下。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入院病人的评估工作，平均每周候床人数都有大概80个患者。有的病人在外地，这些年已经反复排队想要住院，但是很多现实因素限制了他们当时外出就诊的可能，入院就更难了。当时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类似这种需求。病人诉说自己的困难，希望加快排队进度，我们也很为难，只能一边共情患者和家属的不容易，一边加快周转的速度。

其次就是大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态度也随着疫情慢慢改变，开始没有那么“闻虎色变”，来看精神科不再是羞于启齿的事情了。大家在讲述自己的精神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客体化”看待疾病本身，不会将病和自己本人粗暴地绑定。

相比以前，得了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被直接说成“神经病”“疯子”，被社会污名化和边缘化，现在的确进步了很多，走进精神科，不过就是代表了“哦，我最近感觉精神状态不太好，或者压力感觉有点大，想要检查一下”。

精神科和心理咨询的区别

疫情期间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也更多了，但很多人其实分不清精神科和心理咨询。从根本上说，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对精神症状和疾病的理解路径不一样。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的诊断都是人为建构的，因此我们都是重治疗、轻诊断，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以什么方式帮上什么忙。

在医院的精神科，我们作为医生更多是在临床的框架内诊断。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出发，医生要摒弃自我，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评估病人的精神行为症状，达到不同评估者间的一致性。从个体的症状，到数个症状构筑的综合征，最后构筑成为一个疾病，这中间是一个严谨的过程。

这种客观性对患者也是一种保护，不能说换个大夫或者换家医院，判断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样诊断的一致性太差。医生不能自大到凭感觉，看你像抑郁就诊断为抑郁，看你像焦虑就说你是焦虑。

有人说精神疾病的诊断很虚无缥缈，上网一搜，对着诊断条目自己都可以判断，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例如抑郁症的症状里，有一条是“情绪低落”。但什么叫“情绪低落”？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个理解肯定不尽相同。

精神科医生的专业在于，对“情绪低落”的判断是通过培训一点点建立和校正起来的，像机器一样调整到一个标准上。具体来说，例如今天一个病人来门诊，说自己情绪低落，我们就会进一步问：你所理解的“情绪低落”是什么样子？一天中有多少比例的时间是这种状态？有没有变化或者起伏？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条简单的“情绪低落”，背后的内涵是由大量问题支撑的。

当然，这样问下来，精神科医生有时候会显得冷冰冰的，感觉没有把病人当成一个人，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更像是面对一个“坏掉的机器”。以我自己的工作体会，有时候我会把对方拆散、解构去看，看他具体的思维、情绪、行为、感知觉。病人说一句话，包含什么内容，是怎么说的，以及前后附带的一些行为症状，都会被逐个拆解开来。这个对于精神科医生的印象我们可以理解，但这就是我们的训练，需要我们做到“庖丁解牛”般的精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心理学的视角，“描述”是精神病理学的优势，“理解和解释”是心理学的优势。如果放到心理学的框架里，我刚才说的这种诊断过程可以说是一种静力学的理解，就是把精神状态当成一个静态的事物去拆解看待。心理学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动态地理解一个人。在心理学的知识体系里，我不能摒弃自己，要通过我和病人的关系去治疗，治疗师要成为来访者的一面镜子。

历史上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一直在“打架”。心理学最开始成体系是在弗洛伊德的时代，1895年弗洛伊德通过《癔症研究》这本书提出了“精神分析”的概念，带出了一些基础的技术方法，其中包含一个叫“移情”的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来访者会把早年一些情感、情结投射到治疗师身上，而治疗师也会对来访者反移情，就是将自己对于他人的情感、情结投射到来访者身上。移情和反移情是心理治疗工作的基础。所以治疗师的自我需要时刻在场，如果抛弃了自我，就无法开展心理治疗了。

我们医院的很多老师同学接受的都是比较新兴的系统式心理治疗，这是一个强调“整体观”的心理治疗流派，将患者和他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视作一个整体的“系统”。系统式心理治疗也会指出，治疗者并不能“置身事外”，在我们观察系统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了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即使心理治疗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发展出了不同流派，移情和反移情的影子还是在的。

在精神科，心理治疗还是一种必须的治疗手段，尤其是成人患者，我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更多，例如认知行为治疗，成人相对儿童、青少年而言，在觉察自身歪曲、不合理信念方面可能更加快，更能配合治疗师的心理处方去执行。不过说到底，语言其实也只是心理治疗的一种载体而已。现在还有音乐治疗、艺术治疗等等，心理治疗方法的发展很丰富。

还要注意的是，在精神科进行的谈话治疗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太一样。今年引进出版的《我能帮上什么忙？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下称《我能帮上什么忙？》）这本书就很真实地反映了精神科的情况，是加拿大的顶级精神科医师戈德布卢姆教授写的。

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确认，精神科的谈话治疗跟心理咨询室里发生的谈话本来就不应该一样。在精神科，医院的场地、医患双方的身份都限制了谈话。首先，我们作为医生相对于病人是更有权威性的，医生的白大褂无论如何都会让病人天然有一些敬畏感。病人可能想去反抗这种权威，又或者兼而有之，总之，这个“白大褂”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医患之间的信息差也非常明显，更多时候患者是抱着求助的态度来的，姿态低于医生。但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应该是非常平等的状态，彼此的信任是相互流动的，需要慢慢去建立。我们病房其实也设有心理咨询师，有些话病人更愿意跟治疗师们说，而不愿意跟医生说。而且在院外，心理咨询师你可以自己选择；但是在医院，特别是需要住院的话，遇到哪位大夫一般是你控制不了的。这是场地设置决定的。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很多精神科的病人是被强制送来住院的，或者是自己觉得不得不来住院的。可能别人看他们还能正常工作、社交，但实际上他自己的体验是快撑不住了。别人花五十分的精力就能完成一百分的工作，而他需要花一百分的精力才能完成。这背后有可能是因为他情绪状态波动太大，很勉强才能维持日常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优先或者首选的，应该是药物和物理治疗，而不是心理治疗。

疫情期间我也接诊过特别多这种表面风平浪静，但实际内心已经波涛汹涌的情况。比如失业、破产、跟亲人分隔两地，这些诱因严重刺激了他们。他们不得不来精神科开药，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做心理治疗。医院以外的心理治疗首先要求来访者自己是有动力的，有求助的动机和意愿，然后治疗师才好开展工作，需要双方合作。如果一个人就是冲着开药来的，需要快速缓解一些躯体症状，他就不想揭自己的伤疤去做心理治疗，而是更愿意吃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精神科比其他专科问诊时间长，这也是特别消耗大夫的一个事情。其他科室的医生同样时段的门诊，可能可以看三四十个病例，有的科室比如皮肤科，甚至可以在一个单元（4小时）看上百个病号，因为他们很多病变就在体表。

精神症状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详细访谈向患者本人、知情者——包括伴侣、家属、一些学校的辅导员等——提供的病史资料了解情况。有时候我们工作真的就像侦探似的，特别是在一些情况下，患者本人和知情人给的病史资料自相矛盾，我们还需要借助不同工具、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精神科，量表和物理检查都属于辅助检查，这些只能为医生的判断提供依据，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我相信，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医生的访谈判断仍然是精神疾病诊断最有价值的判断。

真正涉及理论层面，量表测试和物理检查确实也有用，不过因为人脑还是一个很神秘的“黑匣子”，我们一定要谨慎解读检查的结果。比如今天一个人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了17分，这代表什么？这只是个理论数据，是通过大样本的研究人为构建的截断值，没有意义。它唯一有意义的是纵向比较。病人得定期做一次，比如第一次是17分，一个月后10分，两个月后只有3分，减分值显著，就说明抑郁症在不断减轻。

所以精神科的检查和其他科室很不一样，在精神科是不存在一套绝对意义上的标准指标，能让医生一眼就看出一个病人是否正常。不可能说我一看你这个脑成像，就知道你精神不正常。没有这样的检查结果。在《我能帮上什么忙？》那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所有检查结果，我们精神科医生都知道没有那么大的解释力度。只有连续做，才能体现变化。我们也会跟老患者科普这个情况。

在诊疗访谈中，我们不太关心“客观事实”，而是更关注患者的“主观事实”。所以即使有人跟我说谎，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诈病，那我也是不知道的，我不是患者肚子里的蛔虫。我的角色是帮助走进精神科的每个人，而不是判断来人说话的真伪。我关注的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体验如何，他感知到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等等。

但那些来门诊想要获得某种诊断，然后另有他用的人，一般也很难达到目的。我们只能判断精神疾病的有无、严重程度、需要什么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而在现有制度下，例如患者要打官司说某个人某个事件害他得了抑郁症，如何证明这个人或事件是患者目前状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精神科的门诊是不做确诊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

如果是第一次来看精神专科门诊，一般都需要30分钟左右。但实际经常会缩短到20分钟，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有时候甚至12分钟就要结束了。为什么是12分钟？其实这是我们普通门诊的设置，因为一个大夫门诊的一个单元是4小时。上午8点到12点，我们一般要看20个左右的病人。这样的话，一个小时就得看5个病人，每个病人分到的时间就只有12分钟了。这还是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医生真的需要是个六边形战士，体力、精力、智力，一样都不能落下。

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纪录片《唤醒》画面。

一天当中要是能碰上一个典型的病人，就算运气很好了。所谓典型就是症状典型、单纯，强烈指向某一疾病，比如只有惊恐发作的相关症状。单一病症是很罕见的，很少有这么简单的病例。比如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典型症状是，持续六个月以上存在过分的、与事件和情境不相称的担心，经常想到一些事情的极端灾难性的结果，也会伴有一些像是颤抖、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

但是当焦虑持续了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强迫的表现、抑郁的表现，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感知觉的歪曲，敏感多疑，或者出现幻听等等，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般去详细追问的。所以只用12分钟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其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但我其实也不是那么悲观，作为门诊大夫，我会预设，今天就只能问清楚一件事，所以我只对当前能澄清的部分做处理。弄清楚所有症状对单次门诊来说是不现实的。但我会把风险写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患者有这个预案之后也不会慌。

在病房问诊时间会长一些，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查房也是做访谈，都得坐着进行，如果一直站着真的很累。）因为既然要住院，情况要么比较危急，要么比较严重，要么就是病程很长，已经病了好多年了一直不痊愈，是过来调药的。相对其他科室，我们科的病历特别长，厚厚一摞，写两三页。

我们还要给病人做精神检查，就是和门诊一样的专业性的半结构式访谈，更细致地做，可能一个大夫主问，上级在旁边看着，几个大夫交替进行提问，把大家视野中的盲点补全、澄清。结束访谈之后回到办公室，我们再讨论这个病人的情况。

在住院部能观察到各种类型的病人，有些病从早到晚情况很多变。比如内源性抑郁的病人可能存在生物节律变化规律，叫“晨重暮轻”。早上起床是这类病人一天当中抑郁情绪最严重的时候，这就使得我们可能清晨会需要应对很多病人的进食、生活自理困难的护理问题。再比如神经性厌食的病人，最容易出问题是在吃饭的时候。严重的时候，患者每一顿饭都会和医生护士斗智斗勇，将食物藏在各种地方，就是不进肚子；或者想出各种理由拒绝进食。作为医生，我们得跟患者“周旋”。

门诊一般是一个医生看一个病人，但初诊和复诊的大夫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对患者来说，当然希望医生都是同一个人，但很多现实因素影响下很难保证这一点。例如轮转制度，我们医院有两个院区，年轻大夫会在不同院区轮转，三个月在这儿，三个月在那儿。同时我们的出诊时间即使在同一个院区也会不停地调整。比如这个月我是周四，下个月我又变成周一了。经常有老患者来找不到我了。只有特需的专家号门诊时间基本固定，年轻大夫经常变。但是专家号一号难求，无法保证同一个患者都是固定的医生在跟进。

其实对于医生来讲，能够纵向观察一个病人也很重要。这样关于一个病人我脑子里可以形成像底片一样的印象，能更好地追踪和比较病人每一次的精神状态，包括对药物的反应。同一个患者来复诊我更加有的放矢，效率就更高了。对患者来说他也更信任我。如果不停地换大夫，他也不舒服，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疑问。

之前有一位阿姨从东北来，她得了焦虑障碍，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太好，女儿在老家和她一起生活，儿子在北京工作。每次都是女儿陪她坐火车来看病。焦虑障碍虽然大部分情况不是那么凶险，但患者痛苦起来也非常煎熬。这个阿姨第一次看完病、吃了药，症状就得到了很大缓解。后来她的病情比较稳定，为了复诊每次大老远坐火车来北京，可能我刚好换了门诊时间或者去其他院区，我就特别心疼她。终于有一次好不容易又见到我了，她也很激动，拉着我说了很多话。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大夫来说，患者永远都是最好的老师。年资比较低的时候做住院医师，只管住院部的工作。患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他们穿着病号服的状态，而非他们作为“人”真实、鲜活的表现。但是在门诊就可以持续地观察到一个患者更长时间的变化。错失了这个机会是很可惜的。

诊断是标签，人才是根本

我们科有个特点就是重治疗，轻诊断，这个很重要。诊断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个标签，是人为构建的。现实情况里，病人需要先贴上一个诊断的标签才能开展治疗。

不过虽然精神疾病的诊断是人为建构的，但是生病的体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是要对这些痛苦的体验做工作，而不是对那些自己建构的标签做工作。诊断标签只是方便我们同行之间对话，它是一种语言，但它不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最重要的工作对象始终是具体的人，他们才需要我们帮助。

即使两个同样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完全不同，有的社会心理因素为主，抑郁只是他的临床表现，抑郁背后充满了心理冲突，对药物反应一般，对心理治疗反应更为明显。有的生物因素为主，没有具体的生活事件作为诱因，临床表现比较典型，对药物和物理治疗反应就比对心理治疗更好。

近年来我们收治的病人当中社会、心理因素主导的比例更大了，一些生物性因素占比为主的疾病例如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少了，精神分裂症见到的也少了。精神疾病的主要成因有生物、心理、社会、文化这四类。

文化因素导致的病以前很常见，比如有一阵流行练气功，有人练到“走火入魔”，感知觉层面都能受到影响，觉得体内有“气流翻涌停不下来”等体验，这就属于文化造就的疾病。

心理因素方面，可能更多是与成长环境、既往经历相关的，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精神心理问题。社会因素是跟整体大环境有关的，社会变革、政治事件、战争都会对群体产生影响。比如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有一本书叫《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讲的就是在当前社会影响下，一些被早早塑形的神经症人格。

和不同的病人沟通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边界感。比如对待有边缘型人格特质的患者，要保持好距离。我们说边缘型人格特质的人就像“没有皮肤的人”，他们的价值判断是两极的，非善即恶、非好即坏，没有中间地带。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精神心理疾病滋生的土壤。

曾经我有一个因为抑郁入院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跟他的接触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第一天见面时他非常喜欢我、信任我，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觉得我对他非常认真负责。住院不到一周，他因为患上中耳炎，体格检查耳后淋巴结已经肿了，伴有发热、疼痛。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我们对所有的发热都是比较谨慎的，我就说我们这边是专科医院，你得出院到隔壁的综合医院看一下，他也答应了。

但是因为疫情，出去之后再住进来，需要重新做核酸检测，还要重新隔离的，有一套流程，相当于要办一个出院再入院，到时候可能会换一个主管大夫。他就觉得我抛弃了他，情绪波动特别大，说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当时主任查房，我们整个组的病人、医生都在大厅里，我们一起看他，他就拍桌子、摔椅子离场了。我当时对工作卷入个人情感的程度还是蛮高的，也没怎么经历过这种“滑铁卢”，甚至对他的这种反应都有点吓到。不过后来逐渐增长了经验，就能慢慢习惯、能预判到了，沟通也就更加注意了。

精神科的低龄患者

在大学，我读了临床医学和心理学双学位，其实精神科医生当中有心理学双学位的并不多，能坚持读下来的每一届也就几个人到十几个人。学习心理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观念，而非具体的理论。

比如很早的时候，早在上精神科临床以前，我就已经树立了“反线性因果”的观念，就是说个人的行为并不都是以“某个原因”作驱动的。在真实世界里，更大的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有某种“作用”。

例如自残的孩子，家长难以理解孩子为什么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要么指责孩子，要么过度反思自己。但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这个孩子的自残就是有功能的，它是用于解决某些情绪问题的“出口”。

我博士的时候负责过一个病人，是个小女孩，她有5年的寄养史，亲生父母因为计划生育把她送到别人家寄养，一送就是5年，其实就是藏起来。等到她弟弟出生，上了户口，她才被接回来。

在寄养家庭，养父母因为受人之托，所以非常宠溺她，无拘无束。所以她回来之后突然面对弟弟跟她竞争，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感觉一落千丈，一下子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我能共情她的处境。长此以往，她就开始出现一些带有“功能”的“病症”，例如反复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自伤、过量服药等等。她会说因为生病家里人才对自己好一些。

我问她想不想治病？她说不想。因为一旦好了可能生活待遇就不一样了。所以她会说：“大夫，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病好之后我的人生会更好？” 这句话听着很叫人心酸，说的话意思就是，“病”好像是她仅有的“好东西”似的，虽然病给她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同时也让她收获了家人的爱和关注（哪怕这只是她的感受，而不是事实）。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疾病就已经不是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了，或者说，病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这个家庭出了问题。

还有的青少年已经心理上很痛苦了，但父母并不觉得问题很严重，甚至认为青春期都这样。但坦白说，我们和家长沟通的时候也只是提供意见和判断而已，并不构成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医生提供了帮助，但病人家属不接受这个帮助，承担后果的人是病人和他们的家庭，而非医生。在这样的一段就诊经历里面，我们只能说，双方没有缘分而已。佛都说自己“只渡有缘人”，何况我们只是肉体凡胎呢？

如果家长坚持认为孩子就是青春期的问题而已，那就按青春期的方式去对待他，很大概率是孩子情况恶化，行为更极端，家长自己也遭了罪。经过这一系列后果的教训之后，家长才会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的。这个时候他带着孩子重新回诊室，我觉得才是治疗真正的开始。而且，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我们医院，青少年患者的病种特别丰富，五花八门。常见的一些情绪问题当然是最主流的。对待成年患者和儿童患者，区别还是挺大的，主要是沟通用到的语言不一样。同样一个症状的描述，不能用成人的语言跟孩子说。尤其是年纪小的孩子，他们说不清，甚至感觉不到什么叫“情绪低落”？什么叫开心不起来？什么叫没有兴趣？这些概念太抽象了。

所以我们一般会问他们能听懂的，比如：你喜欢什么呀？现在还爱不爱玩这些？稍微大一点可能会问：你有没有觉得一天当中脑子里面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特别慢？要用他们的语言去描述：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就像个小机器人，什么都感觉不到，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被操控的小木偶？要用很多比喻和游戏化的语言。

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纪录片《唤醒》画面。

更多医学生

愿意选择精神科

我从小就对“人”感兴趣，喜欢看故事，也喜欢看心理方面的书，初中的时候接触到了毕淑敏老师的一些散文和小说，才真正点燃了我对人精神心理的好奇。毕淑敏老师曾做过军医，后来学习心理学，又去香港进修了文学。丰富的经历和跨界的知识给她的文字注入了很多魅力。后来我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确定了要走临床医学这条路之后，一度就是以她为榜样。经过很多选择的节点，我慢慢接近精神医学、心理学，包括带有一些科普性质的文学创作这条路。

我们临床医学的本科生大四需要去医院各科室实习，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影像科、神经科、皮肤科......也包括精神科。做实习大夫的时候我就发现，病房的周转率特别快。一个病人到我手上，可能脸还没认熟就出院了。比如在外科，前一天晚上病人做好检查进来，确定手术方案，第二天就做完手术，然后观察两三天，没事的话就出院了。

我更好奇的始终是“人”，“病”只是附加物，而在这些见习、实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少有机会搞清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面对疾病的态度是什么？生病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些我都无从得知。这跟我预想的临床医学很不一样。我希望能更了解患者，面对具体的人。

所以这样轮转一圈之后，我发现最适合自己的是精神科。毕业前我还Gap了一年（间隔年），离开学校去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影像产品。这段经历和心理学的双学位，都在面试精神科的时候成了加分项。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精神科医生。

在过去，精神科医生受到的歧视并不会比精神病人少，身边很多人的逻辑是“没有问题怎么会选择整天和精神病待在一起”。一般跟别人初次见面，对方知道我学医，问我是什么科的医生，我就说神经科医生，反正他们也分不清楚。我不是有耻感，只是觉得要跟别人解释很麻烦。现在大家听到精神科医生，虽然仍然会有各种猜测，但是更多是好奇和感叹，比如：“哎呀，这个行业不错啊，但是精神压力估计挺大的吧。”

从我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其实选精神科的人越来越多了。精神科的分数线真的是水涨船高，并不比其他科室低。我们的收入依然是比较低的，而且收入的天花板也很有限。所以如果以世俗的标准来看，精神科依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人生追求的评判标准更多元化了，收入其实不见得是主要的考量标准，差不多就可以了。

2020年我刚入科的时候，接诊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焦虑障碍的大爷，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负面情绪可能更多人是以躯体症状表现出来的，例如心痛了，我们就说“心如刀割”，这个大爷就是天天说自己头痛、背痛，查遍了其他科室都没有问题，但还是难受，难受到在家门都出不了。

大爷的女儿也很着急，虽然把老人送住院了，但每天还是会打来电话。我当时其实也没做什么，除了按部就班地治疗以外，就是在电话里陪他女儿聊了很多，听她陈述自己的担心，尽自己所能地讲解疾病相关知识，给到一些安慰和支持。

没想到，出院的时候这个大爷和他女儿就给我送了一面锦旗，我还和锦旗合照发了朋友圈。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可以帮助别人了，而且帮助别人的感觉这么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反馈。

后来科里的老师又说我很适合演讲，推荐我去参加病例演讲大赛。我之前从来不觉得我会做自媒体，也是导师鼓励我，说你其实挺适合写东西。一路尝试下来，我觉得都是因为我的第一个病人给我的正反馈，才让我坚定原来自己真的适合干这个。

和其他医学生相比，我觉得选择精神科的同学其实更喜欢和“他人”待在一起，对人是非常好奇的。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对人的多元性更加包容。

在工作模式上，这个学科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动用一些作为人的、非理性的部分去投入工作，这也和别的科室不太一样，这个事情在别的学科叫“人文关怀”，听起来是本职工作外一个“更高的要求”，而在我们科，人文关怀本身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科学精神”的所在。

正如我们院训所言，“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如何把握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症状、对症下药，并且用较好的沟通技巧安抚我们的患者，将自己的帮助“给出去”，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在精神科，人文性和科学性是相互缠绕的。

这个世界没有奇迹。你无法逃避你所遇到的痛苦，心理学、精神医学也不能提供任何幻想。但不要忘了，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一些人，可以直面这个无处可逃的、困惑的、痛苦的你。你们坐在一起，随便谈谈。你可以言说真实的自我，而这就是精神医学的奇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