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红安八里湾走向世界

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威尔士奖的东方人，他还是华中科技大学创建人之一，他就是20世纪40年代从红安县八里湾镇农村出国留洋的两个学生之一，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父”的张培刚。

张老是如何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成长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呢？是什么力量让他毕生献身于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中国教育事业？带着这些疑问，我随红安楚黄传媒文史专家一行走进张培刚故居，通过故居丰富多彩的图片、实物、视频等陈列，近距离地了解张培刚跌宕起伏的一生。

张培刚故居位于红安县八里湾镇下陈家田，对于这个历代以耕种为生的贫困小村庄我并不陌生，以前走亲戚经常来这里。那时的下陈家田和众多的普通农村一样，靠天吃饭。有一部分年轻人因忍受不了贫穷四处拜师学艺、出门务工。村容村貌凌乱不堪，房屋都是自筹自建，没有规划。2015年经华中科技大学、红安县委县政府、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八里湾镇委镇政府和张培刚众多弟子、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怀和支持下，张培刚故居才得以开启复建，于2020年11月1日揭幕张培刚纪念铜像，并启用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免费供游客参观。 

定格历史，传承风范。修缮一新的张培刚故居令人耳目一新。一条宽阔洁净的柏油路就像一条黑丝带，将故居与外界无缝连接。路旁的一头“牛”十分引人注目——浑身乌黑发亮，昂头翘尾，面向东方呈奋蹄奔驰之势，生动而又形象地寓意张培刚“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人生写照。

进村一棵粗壮的古枫直入云天，树干需二、三人才能合抱。树冠枝繁叶茂，形如一柄绿绒巨伞，擎天而立。炙热的阳光透过树梢，斑驳的光影铺满泛着油光的青石板路，给游人洒下一片阴凉。据说早年间先生回乡，仰望大树深情地说：“你没有变，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呵！”由此可见，出走半生的先生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人和物。他见到乡亲生活困难，便从自已微薄的薪资里拿出一笔钱，给全村每户送去5元以表寸心。钱虽不多，但其桑梓之情感人肺腑。

古树旁边有两个凉亭，一个是实木，一个是铝合金制造。据介绍两个亭子，一个寓意“农业”，一个寓意“工业”，将“农业”与“工业”摆在一起，象征着先生提出发展农业需以实现工业化的理论主张。张培刚故居位于山脚下，座西朝东，门前有一口水清如镜的池塘，依山面水，可谓是风水宝地。

修缮后的张培刚故居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院内是四间并排徽式风格的平房，分别有“启人小学、张培刚故居、张培刚生平事迹陈列馆、红星之家”。在清水池塘前面树立着纪念先生的铜像。院墙上别具匠心的设计：“牛肚子理论”“养牛无巧，栏干草饱”“家国情怀，赤子之心”等文字，无不引人深思。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刚1913年出生于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5岁上私塾，后到他哥哥张卓群创办的启人小学读书。从小他勤奋好学，不仅会干农活，牛也养得特别好。由于亲身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张培刚幼小的心灵早就许下心愿，要为农民、农业寻觅一条出路。

小学毕业后，他父亲对他说：“我实在没有钱供你读书了，你就在陈家湾的村头摆个摊子，卖点油盐酱醋，求生活过日子”。但是，立志报国的张培刚拒绝了父亲的要求，1925年，他只身来到省城武昌，考取了董必武等人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1927年集体转入省立一中。当时武汉处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大革命运动中，使他受到了民主革命的影响，决心努力读好书，学好文化知识，为将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一份力量。

1929年春，他怀着愿望考取了武汉大学文预科，不久转入经济系学习。张培刚之所以考武汉大学经济学，是因为当时这个学科不要学费。1934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选入北平中央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从此，先生在进攻经济领域刻苦钻研。在随后的6年时间中，除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短期任教外。他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走遍了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张培刚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权贵市场经济学”，而是立足乡土中国的经济学。不管是出身乡村，还是大学毕业后的这份与乡村经济密不可分的研究工作，都为张培刚此后在哈佛的崭露头角，甚至大放光芒奠定了一份独特的平民主义的精神底色。这是贯穿张培刚学术生命的一根主线。张培刚生前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访谈时曾动情地叙述其学术生命的心灵动机：“我总是心里有他们，还是有他们。农田耕作的艰苦我亲自尝到过，怎么把它现代化改进？那就是我心目中总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农业后头还要加一个工业化，主要就是农业国如何工业化。”

1941年张培刚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后，换乘了飞机、轮船、火车，辗转到达美国麻省康桥的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他所学的并不是经济学，因为最初考取的是“工商管理”学科。但张培刚的志向所在并不是个人致富的工商管理，而是真正经世济民的经济学。“我当时心中经常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仍然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工商管理学院文凭，申请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研究生部，从头学起。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很不容易，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哈弗名师云集，张培刚在名师的指导下，从理论到实践他都学的非常扎实。1943年12月，张培刚通过考试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取得博士候选人、撰写博士论文的资格。他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研究课题，打算从世界范围内探讨和分析农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其中关于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工业化结构的挑战问题，获得导师们一直的赞同。

当时中国公费留美生，每人每月生活费90美元。战时打八折，剩下的钱只够伙食费，没钱零用和购书。他只好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印刷厂中文排版车间做排字工，每周去干3个晚上，每月可挣20美元，去购买必须的书籍和用品。在攻读博士的两年时间里，张培刚除了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几乎都待在图书馆里，饿了以热狗和瓶装水充饥，累了就席地而卧。在浩瀚如烟的图书馆里，张培刚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等参考书，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寻找所需的资料。如有所得，就用中、英、法、德4种文字做出笔记卡片。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就摘录了三个铁盒的卡片。

而后他又历时9个月，终于在1945年10月完成在世界经济学界具有拓荒意义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稿，并顺利通过博士学位答辩。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农业国发展的开创性著作，系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腾飞的前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也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就在先生潜心奋笔疾书，撰写论文稿期间，先后收到大洋彼岸父母先后离世的噩耗。他强忍失去双亲的悲痛，继续伏案撰写。当他终于完成《农业与工业化》这部经济学开山巨作时，便双膝跪地面向东方，含泪怀抱书稿，向已离世的双亲敬献，以示自己不能尽孝的遗憾。

张培刚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读书使我获得知识，了解世界，但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的亲身亲历和感受，没有我六年的实地考察，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这篇论文的。” 张培刚的学术情感，源于他的家国情怀。1946年，张培刚回到祖国，主持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工作，次年才得知自己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经济学奖的消息。他是亚洲首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最高奖——大卫·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

哈佛时期的张培刚并非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晚年在华中科大招待所面对来访者，张培刚这样追忆自己在康桥的青春岁月：“每逢星期日，我花2角钱坐地铁，到波士顿城市音乐厅。买得5角钱的学生优待票，坐进音乐厅的楼上，听巴赫、贝多芬等古典音乐。有时候我也会花几角钱吃一顿简易快餐。”直到他90多岁高龄，仍然喜欢每周到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

1949年初，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亟需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张培刚一心报国，毅然舍弃国外优厚待遇，决定回国，将自己的农业与工业化理论贡献给祖国。当时哈佛两位教授，听到他要回来，立即来信邀他回哈佛任教，他都婉言谢绝了。因时局影响，他这份报国的愿望却被搁浅。1952年底，张培刚被调入华中工学院筹备委员会，负责建校工作。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宽阔视野，与筹备委员会一道，将校址选定在远离城区的喻家山下。当年选择喻家山建校，有很多人难以理解。校址内一座荒山，几户人家一个村庄。张培刚挽起裤腿，一头扎进了工地。七年时间，他和工人一样戴着草帽，穿着雨靴。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而且在工地上举行了他人生最美好的婚礼。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时，张培刚经常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湖北省红安县建苏公社，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记得，这位戴着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常常推着400斤左右的粪车。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为在博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战争是促进经济的一项原因”，张培刚被罗织了战争贩子的罪名，受到迫害。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大肆批斗、抄家。他在哈佛大学当排字工赚钱买来的大量外文书籍、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三十多本英文笔记也因此被成箱烧毁。

“这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其它挨整、挨打、超负荷劳动，他都无所谓，但烧毁他心爱的文献资料和笔记是他最伤心，最痛心疾首的。”张培刚夫人谭慧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界70年代，这三十年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在西方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研究者和成果。其中与张培刚同获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在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写下的论文，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潜心研究这个领域比张培刚要晚10年）。而此时的张培刚遗憾地与这个大奖擦肩而过，履历上却只有短短的10个字：“在劳动中是积极肯干的。”往事不堪回首！

张培刚在他最具有学术创造力的30年，却被强制在一个最不需要知识原创性的岗位上劳动，还得经受不断的怀疑、审讯与羞辱，甚至身受暴力。在这样颠沛流离、四顾茫然的生命历程中，张培刚只能以一种隐忍的人生哲学维系着生命。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张培刚才真正重返阔别近30年的经济学术界。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以宽阔的胸怀对待过去，以“奋力求真”的精神面对未来。他不顾年迈体弱，在华工（今华中科技大学）这所工科院校开始了艰难的拓荒之旅，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

在1978—1985七年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巡回为国家机关干部和广大经济工作者演讲“微观经济分析”和“熊彼得的创新理论”，还受邀赴美参加美国与亚洲国家经济关系会议，随国家物资局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写《关于日本物资流通管理教育》的考察报告等等。并先后参与撰写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集）》《外国经济思想史》《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新发展经济学》让发展经济学更富有活力。

1982-1983年期间，年近古稀的张培刚劳累成疾，住进医院治疗长达一年半之久，但他还是利用治疗间隙前后历时10个月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博士论文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经三次审订《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初探》，于1983年冬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积压近40年之久的中文本，终于在1984年初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不少学者在报刊发表评论，一致认为“时值今日，仍不失其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能与之相比的著作不多见。”

1998年，张培刚申请了20年的博士点终于批了下来，他以85岁高龄成为中国最年长的博导，此举曾轰动一时。

先生曾经下放到湖北向阳湖农场劳动，因一头牛陷于泥沼，通过木杆托腹拉出泥的事情，联想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牛肚子理论”，主张中国应该重视中部发展，以带动全国整体经济起飞。于是他写下一副对联：“牛陷泥沼拉头拉尾贵托腹，龙卷天河乘风乘云终靠脊梁”，这是张培刚给中国经济发展开出的良方，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促进中部崛起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今天，构成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而“牛肚子理论”正是“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

“这就是他，一个做事特别认真执着的人，同时也是个朴质的人。”与张培刚相携相守57年的谭慧总结说，要概括张老为人的话，那就是——“一个执着、奋进、坦然而又乐观、诙谐的知识分子”。而张培刚自己总结的人生观，似乎也在告诫后人：“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参观张培刚故居，让我们看到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伟大人格；“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严谨学风；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崇高风范。感受到先生“至诚报国、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经世济民”的治学精神，以及“立德树人、提携后学”的师德风范，这些精神品质不仅是对学术的追求，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