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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嬷和阿公搬到⽶德尔敦后还遇到了其他⽅⾯的问题。在杰克逊的乡下，隐私是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东西。家⼈、朋友还有邻居不⽤敲门就⼤摇⼤摆地⾛进了家门。
然⽽对于阿嬷和阿公来说，他们的城堡空空如也。他们从⼭⾥带来了那种古⽼的家庭结构，试着让这种结构在⼀个充满了⼩家庭和隐私的世界⾥⾏得通。他们结婚还没多久，又没有旁⼈来指导他们有关婚姻的事情。他们当上了⽗母，但又没有外祖⽗母、姑妈、叔伯或是表兄弟姐妹来搭把⼿。离他们最近的近亲是阿公的母亲格尔蒂，但阿嬷因为格尔蒂抛弃外公这事⼉⽽特别看不上她。
过了⼏年，阿嬷和阿公总算开始适应了。阿嬷和住在旁边公寓的⼀位“邻居太太”（这是阿嬷对那些她喜欢的邻居的称呼）成了好朋友；阿公空闲时间⿎捣⿎捣汽车，也逐渐和同事们成了朋友。1951年，他们有了⼀个⼉⼦，我的吉⽶舅舅，并让他享受到了他们刚刚挣得的物质条件。
阿嬷后来跟我说，吉⽶舅舅两周的时候就能坐起来了，4个⽉⼤的时候就会⾛了，刚满⼀周岁就已经能说整句的话，3岁时已经能读古典⼩说了（吉⽶舅舅说这些“有点夸张” ）。他们到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去看阿嬷的兄弟，还和新朋友们⼀起野餐。正如吉⽶舅舅所⾔，他们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活”。这种⽣活虽然从某种⾓度看起来略感⽆聊，但⼀旦你明⽩不⽆聊的后果时，就会觉得这种⽆聊是多么的幸福。
但事情并⾮都是顺顺利利的。有⼀次，他们到商场去买圣诞礼物，假⽇的商场熙熙攘攘，阿嬷和阿公就让吉⽶舅舅⾃⼰闲逛，寻找⾃⼰钟爱的玩具。吉⽶舅舅不久前跟我提起 ：“那时候电视上在播⼀种玩具的⼴告。那是⼀个模仿喷⽓机仪表盘的塑料操纵台，能亮灯，还能打飞镖。玩的时候感觉就像战⽃机飞⾏员⼀样。”
吉⽶舅舅⾛进的⼀家店正好在卖这种玩具，于是他就拿起来玩。“那个店员不⾼兴，让我把玩具放下并离开。”被呵斥了⼀顿的⼩吉⽶⼀直站在外⾯的寒风中，直到阿嬷和阿公逛到那⼉问他想不想到那家店⾥⾯去。
“我不能进去。”吉⽶舅舅跟阿公说。
“为啥？”
“我就是不能。”
“赶紧告诉我为啥。”
吉⽶舅舅指着那个店员说：“那⼈冲我发⽕，让我离开，还不让我再进去。”
阿嬷和阿公冲进那家店，想听听那个店员为什么会那么⽆礼。那个店员解释说，吉⽶舅舅当时玩的那个玩具很贵。“是这个吗？”阿公把那件玩具拿起来问道。那个店员点了点头。阿公⽴马把那件玩具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接下来就是⼀团混乱。
吉⽶舅舅回忆道 ：“他俩像疯⼦⼀样。⽗亲又拿起⼀件玩具扔到对⾯，然后⽓势汹汹地朝那个店员⾛去；妈妈则从架⼦上随便拿起什么东西就到处乱扔，⼀边扔还⼀边喊叫：‘揍他！揍他！’接着⽗亲凑到那个店员跟前⼀字⼀句地说道：‘你再跟我⼉⼦说⼀个字，我就把你脖⼦扭断。’那个可怜的家伙被吓得要死，⽽我当时只想赶紧离开。”那个店员道了歉，接着万斯⼀家又若⽆其事地继续⾃⼰的圣诞购物。
因此，就算在阿嬷和阿公过得最好的时候，他们也在挣扎着适应。⽶德尔敦是⼀个不同的世界。在这⾥ ，阿公应该上班，应当向这家店的管理⼈员客客⽓⽓地抱怨这位⽆礼的店员。阿嬷则应当做饭、洗⾐、照顾孩⼦。但是，对⼀个在12岁就曾差点杀⼈的⼥⼈来说，妇⼥缝纫⼩组、野餐和上门推销吸尘器的推销员这些都显得格格不⼊。当⾃⼰的孩⼦年幼需要⼀直盯着照顾时，阿嬷没得到什么帮助，整天除了忙着看孩⼦都没时间⼲别的。⼏⼗年后，阿嬷还记得在20世纪中叶时的⽶德尔敦，那段缓慢的郊区⽣活是多么的孤独。每次提到那个时，她都⽤⾃⼰的⽅式直⾔不讳地说道：“那个时候的⼥性总是被⼈骑在头上拉屎。”
阿嬷也有⾃⼰的梦想，但却从未有追寻⾃⼰梦想的机会。她的最爱就是孩⼦们，既有狭义层⾯（在她晚年，世上除了她的孩⼦和孩⼦的孩⼦们，没啥能让她感兴趣），也有⼴义层⾯（她经常看关于受虐待、 被忽视或⾛失的孩⼦的节⽬，还把⼿头仅有的那点钱给社区最穷的孩⼦们买鞋⼦和⽂具）。她看起来能深深体会到那种被忽视的孩⼦们的感受，时常提起她有多恨那些对孩⼦不好的⼈们。我⼀直不理解她这种感情缘何⽽起，或许她⼩时候也被虐待过？又或许她只是对⾃⼰的童年结束得那么突然⽽感到遗憾 。这背后肯定有故事，但我恐怕再也没机会知道了。
阿嬷曾梦想能把⾃⼰的⼀腔热情转化为⼀份⼉童律师的⼯作，为那些沉默的群体发声。但她从未追寻过这份梦想，或许是因为她⾃⼰不知道成为⼀名律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阿嬷没上过⼀天⾼中。还没达到开车的法定年龄之前，她就已经⽣过孩⼦了，还亲⼿把这个孩⼦埋了。⽽即使她知道应该怎样做，在那样的情况下，带着丈夫和三个孩⼦，是不会有⼈去⿎励她去学习法律或是给她这样的机会的。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阿嬷和阿公对于勤奋⼯作和美国梦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他们也从未幻想过财富和特权在美国并不重要。关于政治，阿嬷曾认为“他们都是⼀群骗⼦”，但阿公后来成了⼀名忠诚的民主党拥趸。
他对阿姆科没啥意见，但和所有⾝边⼈⼀样反对肯塔基州那些煤炭企业，因其有着长长的劳务纠纷历史。所以，在阿公和阿嬷看来，不是所有的有钱⼈都坏，但是所有的坏⼈都有钱。阿公⽀持民主党是因为它保护⼯⼈们的利益。这⼀态度也影响了阿嬷：所有的政客都是骗⼦，但如果有例外的话，只可能是罗斯福总统新政联盟的成员。
不过，阿嬷和阿公相信，努⼒⼯作更为重要。他们知道，⽣活就是⼀场⽃争，虽然他们那样的⼈成功的概率很⼩，但这绝不是失败的借⼜。“千万别像那些怂包⼀样觉得现实对⾃⼰不利，”外婆总是跟我说，“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
他们整个社区都相信这个道理，在20世纪50年代，这条道理看起来有着充分的依据。不到两代⼈的时间⾥，外来的乡下⼈在收⼊和贫困程度上已经⼤致赶上了当地⼈的⽔平。但在他们物质上成功的掩盖下 ，是他们⽂化上的不安。就算阿嬷和阿公在经济上赶了上来，我也怀疑他们是否被真正地同化了。
他们总是只有⼀只脚跨进了新⽣活的⼤门，另⼀只脚还停留在旧⽣活中。他们慢慢地交到了⼀些朋友，但他们的根还是深深地扎在肯塔基的故乡。他们讨厌被驯养的动物，对不能拿来当⾷物的“⼩动物”也不感兴趣，但他们最终还是满⾜了孩⼦们养狗养猫的要求。
不过，他们的孩⼦就不⼀样了。我母亲那⼀代是第⼀批在中西部⼯业地区长⼤的孩⼦，距离乡下⼈的⿐⾳和⼭⾥那种只有⼀间教室的学校已经很远了。他们像成千上万的孩⼦们⼀样，上的是现代化的⾼中。阿嬷和阿公的⽬标就是离开肯塔基，给⾃⼰的孩⼦⼀个新的起点。⽽他们的孩⼦则应当在这新的起点上做出点成就。但现实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
在林登约翰逊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在肯塔基州的东南部修上新的道路之前，从杰克逊到俄亥俄州的主要通道是美国23号国道。这条路在乡下⼈⼤规模移民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以⾄于德怀特尤肯姆曾写过⼀⾸歌，描述北⽅⼈指责阿巴拉契亚⼩孩的三项基本功课不是“读、 写、 算术”，⽽是“读、 写、 23号国道”。尤肯姆那⾸关于⾃⼰离开肯塔基东南部地区的歌，看起来就像从阿嬷的⽇记中摘抄的⼀样，他们以为读、写和23号国道，能将他们带向从未见过的美好⽣活；他们不知道，这是⼀条把他们带向苦难世界的路。
阿嬷和阿公或许从肯塔基州⾛了出来，但他们和他们的孩⼦在艰难困苦中才知道，在23号国道的那头，并不是他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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