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淇 齐卫平 单世联|中国共产党“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也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2]。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文明交流互鉴”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变局中的文明观。本文拟关注“文明交流互鉴”这一具有关键意义的词语，从概念史的角度重点梳理其在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中的概念建构与内涵发展历程，以兹裨益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

一、“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语义与思想理论溯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文明交流互鉴”的概念并未诞生。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文明”“交流”“互鉴”等概念提供了基础的历史语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文明观则为“文明交流互鉴”概念提供了政治立场以及理论渊源。

（一）历史语义溯源：中华传统经典中的“文明”“交流”“互鉴”

对“文明交流互鉴”概念语义的理解，离不开对“文明”“交流”“互鉴”这三个关键词的解读。只有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才能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概念全貌。

中文语境中“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最早均出现于《周易》，且二者是相伴而生的，这也就导致二者在概念内涵上的模糊与相近。“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显然，“文明”的概念一开始出现时即具有较强的精神教化内涵。此后，古人在使用“文明”一词时也多侧重其教化功能与人文意涵，如“濬哲文明”[4]，“圣人内外文明”[5]等。其后，“文明”一词先传入日本，19世纪末期又从日本舶来，并形成了“文明”在现代汉语中的概念含义。经由维新人士的引介与使用，“文明”的概念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迅速流行，并兼具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物质含义，也就为近代中国广泛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经典中的“交流”往往指代河水的汇聚，侧重实物在物理空间的接触与融合。汉代班昭在《东征赋》中即有“望河洛之交流兮”[6]的表述。表述国家或文明往来时，古人多使用“交通”的概念。东汉郑玄在注解《周礼》时即使用了“交通”的概念：“杜塞使不得与邻国交通”[7]。明清之际，中国与经海洋而来的外来文明接触日多，“交通”在时人论及异域文明时频频出现。民国以降，张星烺、方豪、向达等史学家讲授“中西交通史”，许多研究中外文明关系的著作也多以“交通”冠名。直至20世纪80年代，相关学者为避免表述歧义，才用“交流”取代“交通”[8]。

“互鉴”概念的核心意涵在于“鉴”。《说文解字》中解释：“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9]在古代中国的情境中，“鉴”往往超出其原始名词含义，而成为重要的政治词汇。《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0]此处的“鉴”，即经验教训。唐代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内中即有《君臣鉴戒》的名篇，“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11]。显然，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鉴”更多时候作为动词，强调从他人或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以保持清醒、规避错误。明代，祝允明在使用“互鉴”时取其“互相印证”之意。《蜀前将军关公庙碑》说：“二者互鉴，足可相明其与诸葛公不容汉贼两立之志。”[12]20世纪初，“互鉴”逐渐接近现代含义。1916年，康有为在《中国善后议》中指出，共和政体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其立法之本末，成效之得失，相师互鉴。”[13]但是，这里的“互鉴”主要指各国在政治制度领域相互借鉴，内涵较为狭隘。

总体而言，传统中国并未诞生“文明交流互鉴”的整体概念，但是“文明”“互鉴”单个概念的内涵逐渐接近现代用法，“交通”“交流”也具有较为准确的含义，这就为其后概念的整合奠定了认知基础。

（二）思想理论溯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

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大肆扩张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结合所处时代的特点，围绕“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许多经典论述。

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交流与碰撞具有历史必然性。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交通道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等因素密切了各大洲之间的联系，推动各种文明由闭塞隔阂走向交流交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4]。大工业“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5]。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推动了精神生产的全球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列宁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表现出了“世界性规律”，促使“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17]。

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客观上帮助其他文明摆脱了封建愚昧的状态，使落后国家与民族逐渐采用了先进生产方式。中国的封建王朝与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发生接触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8]。在印度，英国的侵略造成了“前所未闻的最大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9]。列宁则指出，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20]。资本主义文明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摧毁了专制制度赖以存续的生产方式，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主要通过暴力征服等形式实现，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逐利性，并形成了不平等的世界文明秩序。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21]。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文明的丑陋本质暴露得更加彻底：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22]少数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文明交流并不是平等的、双向的，而是为了维护其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需要被合理借鉴利用。一方面，反对排斥一切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保守主义倾向。1881年，马克思指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23]。俄国要在世界交往中特别注意吸收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成果，由此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列宁承认新生的政权在文明程度上“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24]。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必须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5]。另一方面，反对完全复制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全盘欧化态度。晚年的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跳跃“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26]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列宁也坚决反对启蒙者不顾俄国自身独特性提倡全盘欧化的观点。列宁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27]这就在客观上论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其后苏联的现代化成就也印证了列宁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的“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文明观。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经典作家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始终以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使命，并在实践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明交流互鉴”的孕育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文明交流互鉴”展开了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形成了对待中外文明的基本态度与原则，这些观念成为“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思想逻辑起点。

抵制东方文化派以及国民党的保守主义思想。1920年代，“科玄大论战”在中国思想界兴起，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反对玄学派的文化保守思想。1923年，党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反对东方文化派（纯粹的东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28]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借保守文化传统的名义，反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苏联文化。对此，周恩来指出国民党的思想“正在走向复古之路”[29]。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必须顺应历史大势，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推动中外文明的接触与交流。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要求：反对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反动宣传，“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30]。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述抨击了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推动了中外文明交流进程。

对外来先进文明持开放与包容态度。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先进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朴素的“文明交流互鉴”观念。1915年，毛泽东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31]1919年，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明确提及“东西文明会合问题”[3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内知识分子集中思考了中外文明交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瞿秋白指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33]。1926年，恽代英指出：“中国有亟须接受欧美物质文明之必要。”[34]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35]。对待外国文化不能盲目排外，“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36]。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呼吁：“与美、苏、英、法及其他民主国敦睦邦交，遵守条约信义，并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合作”[37]。显然，推动中外文明的合作与交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以及全盘西化的主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之时，也通过文化侵略的方式奴化中国民众的思想，妄图消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自觉性。1923年，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指出：“‘文化的侵略’可谓帝国主义最新的形式，比军事的侵略狠毒得多！”[38]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指出，文化侵略使中国经济生产文化程度永远不能提高[39]。恽代英也指出，“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文化政策”，反对“鼓吹帝国主义国家之文明，而掩藏他们实际上社会各罪恶”[40]。1932年，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帝斗争纲领》指出，中国工农群众“反对文化侵略”，“以最大的积极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文化教育工作”[41]。1940年，毛泽东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42]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恩来强调在文化领域肃清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取消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43]这些重要论述，为保留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构成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

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清季以来，中外文明交流日渐深入，各种“主义”与“文明”使时人眼花缭乱。对此，李大钊等人已明确倾向用社会主义文明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李大钊指出：“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44]在李大钊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文明兼具东西方文明的优点，可堪为世界新兴文明借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强调以苏联的文化建设为参考。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指出：“应该大规模的做国际宣传教育工作。要经常的把苏联工农的生活告诉给工农群众”[45]。1940年，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46]。此后，毛泽东又指出：“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47]1949年8月，周恩来在起草《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时也指出，吸收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借镜”[48]。这些论述，成为特定时期“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基本内涵。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明交流互鉴”的酝酿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进程，“文明交流互鉴”的许多初始概念逐渐出现在党的文献中。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文明交流互鉴”置放于国际文化交流、外事交往等话语语境中，尤其注意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往来，不断丰富了“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词汇谱系以及意义内涵。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文明和文化交流往来，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任务。1950年，陆定一在《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指出，中国、苏联、朝鲜文化团体的互相访问，“证明对于国际文化的交流上是件极有意义的工作”[49]。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指示》指出，中苏友好协会在“增进中苏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重要工作，并要求中苏友好协会“担负一部分对外的工作及对苏介绍中国情况的工作”[50]。这一时期，中苏文化交流工作主要包括以展览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宣传中苏友好、介绍苏联情况。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指出：“必须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来往”[51]。通过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互鉴，党带领人民汲取了先进经验，取得了显著建设成果。

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1952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提出：“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建立和平相处、平等往来、自主通商、文化交流的友好关系。”[52]“文化交流”意味着，新生的中国尽管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但是依然期待与他国建立友好的文化往来。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东、中南、东北三个大区增设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处以开展相关工作，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组织架构与制度基础。1953年，《中央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指出：“加强对外文化联络工作：逐步改变过去被动应付的状况，加强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的计划性。”[53]“对外文化联络工作”概念的出现，表明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开展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1955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党组关于在若干重点城市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分会的方案》使用了“对外文化友好活动的工作”这一表述：“分会的主要任务为进行有关外宾的接待工作和其他有关对外文化友好活动的工作。”[54]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共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和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的联合通知》指出，国务院外事办协助管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并明确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为管理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等部门的国际活动。[55]1959年，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在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使用了“国际文化交流”[56]的概念，表明体育竞赛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形式。

党和政府多次在外交话语语境中阐释“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57]此后，“文化交流”成为周恩来在外交领域常用的概念。1959年，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委提交的工作报告首次使用了“对外文化工作”的概念：“对外文化工作的收获还表现在它密切地配合了我国的外交活动，甚至在某些方面起了开辟外交关系的尖兵作用。”[58]1965年，对外文委党组明确了“对外文化友好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方面要做好“对外友好工作”，“经过民间的友好往来，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巩固和扩大反帝统一战线，起外交工作的助手作用，进行民间外交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对外文化工作”，“组织各文化部门和文化团体来实现”，“作为外交工作的一个侧翼，即文化外交工作”。[59]这表明，“对外文化友好工作”成为“对外友好工作”“对外文化工作”的上位概念，凸显了“文明交流互鉴”对于我国外交大局的重要意义，提升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地位。

这一时期，尽管“文明交流互鉴”初始概念的使用语境与方式并未完全固定，但相关话语与实践依然凸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为新时期“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诞生奠定了话语基础。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明交流互鉴”的出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廓清了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片面认识，即交流不仅涉及精神文明，还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等领域；交流的过程不是外来文明的单向输入，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这一时期，“对外文化交流”“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中外文化交流”等概念相继涌现，“文明交流互鉴”的概念也在21世纪初正式诞生。从“文化”到“文明”的概念跨越，意味着交流领域的拓展、交流程度的深化、交流主体的丰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时的开放与包容。

改革开放伊始，“文明交流互鉴”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抓手。1979年，邓小平指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60]这一重要论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确认。“经济文化往来”的概念表明，对外开放不仅包括经济贸易合作，也包括文明文化间的交流。1983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61]这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领导人讲话中。此时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是指同外国开展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界人员和表演团体的交流和互访活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话语语境中强调“对外文化交流”，表明他已经将“文明交流互鉴”置放于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位置。此后，改革开放的步伐日渐扩大，中外在精神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日益频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62]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63]显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坚持的理念。

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论断。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成果，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相结合，才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三大指出：“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64]。1992年，邓小平重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65]。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强调：“不能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把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和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看成是资本主义独有的。”[66]党的十四大指出：“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67]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明确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融合市场经济等人类文明成果，起到了解放社会思想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也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性与双向性，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同时，充分彰显中华文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1993年，江泽民指出：“世界这样丰富多彩，是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各国和各种文化应该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68]文明多样性是世界历史的客观现实，文明之间也不存在天生的壁垒，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应当相互借鉴才能更好发展。1997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念：“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69]“中外文化交流”突出了两个主体，表明中国与外国是平等的文明主体，中国不仅要引进外来优秀文明成果，也要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70]“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使“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更加具体化、可操作化。

在充分论述“文明交流互鉴”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文明交流互鉴”概念也呼之欲出。1998年，江泽民指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71]。2000年，江泽民强调：“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72]2001年11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演讲时指出：“各种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73]这是“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正式出场，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但是，“文明交流互鉴”概念此时尚未形成固定用法，更大程度上是复杂概念的简称。2002年4月，江泽民在讲话中使用了“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74]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采用的是“文化上应相互借鉴”[75]的表述。党的十七大报告使用了“文化上相互借鉴”的概念：“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76]。去掉了“应”字意味着“文明交流互鉴”已经由应然转变为实然状态，且语气更加坚定、态度更加明确。

党的十七大以后，“文明交流互鉴”的概念多次出现于外交话语中。2008年，胡锦涛在日本演讲时再次使用“文明交流互鉴”[77]的概念。2009年，胡锦涛在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指出：“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78]2010年，胡锦涛在上海世博会欢迎晚宴上指出，上海世博会“将书写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79]。2011年，胡锦涛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上指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相互学习”，“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80]此后，“文明交流互鉴”概念逐渐定型，成为中国共产党阐释自身文明观的基本表述，并日渐为国际社会知晓与接受。

总之，“文明交流互鉴”概念正式诞生前曾出现了许多相似概念，且存在不同概念同期使用的现象。概念是观念的具象反映，概念也形塑着话语实践。多种相近概念与主概念共同表征了中国共产党文明交流互鉴思想，也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继续深化奠定了话语基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化与发展

“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81]，深入分析概念的语义网络才能明确特定概念的意义与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的国际形势与历史语境中丰富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提出了众多“文明交流互鉴”的同位、上位与下位概念，从历史、实践、理论、时代等维度完善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概念谱系与话语体系。

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历史内涵。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看待“文明交流互鉴”。其一，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必然规律。习近平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82]“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83]人类发展历史中的文明形态不是独立、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多种多样的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共同形成了整体的世界历史。将“文明交流互鉴”置放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语境中，是对“文明交流互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其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不间断的历史传承中兼容并蓄、创新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坚持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84]。“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85]5000年来，中华文明始终是一个永不停滞、永不封闭、不断发展的文明，中华文明正是在与外来文明不断交融的过程中增强了文化自觉，保持了自身的生命力，并在当代中国实现文明挫折向文明复兴的凤凰涅槃。

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实践内涵。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态度和原则，并不断深化了相关论述。其一，文明是多彩的。“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86]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早在公元前500年的轴心时代，中国、希腊、印度、巴勒斯坦地区即已经产生了人类精神意识的显著觉醒，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深刻影响了此后世界历史的走向。世界历史是各种文明的“集体传记”，而非单个文明的“自传”。多样的文明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基础结构，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某一种特殊文明，而是会在交融互动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文明形态。其二，文明是平等的。习近平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87]文明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文明的交流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人类交往活动，而不是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文化侵略”“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否则只会导致世界文明的同质化。其三，文明是包容的。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让各个文明都绽放出自己的光彩。”[88]人类文明不可避免地存在特色与差异，但也存在诸多共性与共识。过分放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或将“他者”视为本文明的假想敌，均不利于本文明在汲取众长的过程中自我完善。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文明的差异，驳斥了“文明冲突论”等不和谐论调，有助于多样文明和平并存。

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理论内涵。其一，文明交流互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89]习近平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90]。这些论述表明新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已经超越了建构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层面，更加注重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思想意识的深层共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同时推动形成世界美好文明秩序。其二，文明交流互鉴与现代化模式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理解现代化，不能从历时性的维度误以为西方文明是非西方文明的终极归宿，而是要从共时性的维度认识到差异的文明形态构成了多元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硕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91]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融合，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丰富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经验启示。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92]现代化不是现代性因素与文明传统相分离的过程，文明传统构成了现代化的精神内核。各种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不仅提升了本国文明传统的国际影响力，也推动了现代化经验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壮美图景。

丰富“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内涵。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指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汇聚全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合力。文明交流互鉴使世界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地球村”，增强了文明之间的共在感、亲近感与类属感，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在认识论与社会结构的层面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强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94]。各种文明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演进的差异，产生了具有区域化特征的价值观念，但它们在深层价值理念上存在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即是对各种文明核心价值观念的归纳与升华，集中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与趋势。其三，“文明观”与“文明交流互鉴”。文明观是一个历史哲学范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升华与结晶。习近平强调：“加强文明交流借鉴，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95]。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观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科学的文明观为文明交流互鉴实践提供思想指引，形成了各种文明交流对话的价值基础。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反哺文明观，证明这一思想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其四，“全球文明倡议”与“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指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互鉴”[96]。“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97]。全球文明倡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明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汲取人类文明交流经验教训，通过发挥话语以言行事的功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迈上新的历史台阶。

结语

习近平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98]。概念是话语的基础，叙事是话语的延伸。“文明交流互鉴”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刻体悟马克思列宁主义文明观的思想产物。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文明交流互鉴”概念形塑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探索形成对待中外文明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明确文化学习方向，奠定党全面执政后的文明观念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与社会主义国家密切文化往来，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外交话语语境中强化其地位与意义，并形成了众多初始概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文化”向“文明”的表述跨越，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并实现概念的正式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历史、实践、理论、时代等维度充分建构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内涵，并形成缜密、成熟、完善的话语体系。“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发展史，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破解时代之问、回应百年变局、推动文明发展的政党智慧。需要注意的是，“文明交流互鉴”概念是在社会语境中不断建构与发展的，其核心内涵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层积关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必将进一步密切话语与实践的互动，为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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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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