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精英？何谓优绩？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陷阱？——反思桑德尔的优绩主义批判

桑德尔在其著作《精英的傲慢》中，对优绩主义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然而，尽管他的批评言辞犀利且切中要害，但并未能彻底击败优绩主义这一理念。优绩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框架，其根基深厚，难以仅凭桑德尔基于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就轻易动摇。

桑德尔在批判过程中，虽然提出了诸多有力的论点，但他对于运气的认可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批判的彻底性。他未能完全摆脱运气的因素，这使得他的批判未能形成闭环，无法对优绩主义构成致命一击。同时，桑德尔也未能充分证明优绩主义必然会导致公民情感的腐蚀和公民团结的破坏，这一点的缺失使得他的批判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此外，桑德尔的批判重心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优绩主义，转而指向了自由主义。尽管自由主义与优绩主义在某些方面存在关联，但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因此，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优绩主义的批判，这一点也削弱了桑德尔对优绩主义批判的有效性。

然而，桑德尔的著作并非没有价值。他对于优绩主义背后竞争文化的深刻反思，以及这种文化对大学教育、家庭教育和工作尊严的负面影响，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他指出了优绩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教育内卷、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工作尊严的损害等，这些问题在当今社会尤为突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虽然桑德尔的批判未能彻底击败优绩主义，但他的著作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对优绩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契机。我们应该正视优绩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之道，以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

优绩主义，这一理念的核心在于强调公平的机会平等，其宗旨在于“唯才是举”，即个人的成功与奖励应完全基于其能力与努力。与形式的机会平等不同，公平的机会平等更侧重于通过再培训失业工人、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以及消除种族、民族和性别障碍等措施，确保那些勤奋且守规的人能够凭借自身能力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麦克纳米曾指出，优绩主义代表了一种整体的社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个人的成功与所得完全与其能力和付出成正比。

美国梦，作为优绩主义理念的生动体现，一直激励着无数追梦人。在这个移民国家里，无论出身与社会地位如何，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实现个人梦想。优绩主义与美国梦之所以深入人心，主要归因于它们所倡导的效率与公平。当我们需要寻找合适的人才时，才能无疑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不仅是因为高效能的专业人士能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利益，更是因为基于种族、宗教或性别偏见的歧视行为，不仅是对最合格申请人的不公，也是对整个社会公平原则的践踏。

然而，桑德尔却观察到，美国梦与优绩主义的神话在美国社会正逐渐破灭。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极化、教育不公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问题，正在一步步撕裂美国社会，埋下怨恨的种子。桑德尔指出，美国人曾坚信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能出人头地，但这一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

对于桑德尔的观察与担忧，我深表认同。但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意味着优绩主义的失败呢？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优绩主义。如果将优绩主义视为一种已经实现的社会体制，那么桑德尔的批评或许有其道理。但在我看来，优绩主义更像是一种理想理论，它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在这个世界里，阶级差别不会世代相传，社会只关注个人的能力与成就，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偏见都将消失，经济则通过明智且高效的调控达到最大生产力。

因此，我认为桑德尔基于美国现实对优绩主义的批评并不完全站得住脚。美国梦毕竟只是一种梦想，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哪个政府能够真正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唯才是举。而美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恰恰是因为优绩主义这一理想理论没有得到充分贯彻所导致的。真正的精英应该是那些凭借自身能力和努力脱颖而出的人，而不是那些一开始就出生在富裕家庭、接受了更好教育的人。因此，我们应该继续追求优绩主义的理想，努力消除社会不公，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让他们都能凭借自身能力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

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优绩主义更像是一个令人向往（desirable）的理想目标，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而非一个可轻易实现的（feasible）现实方案。若要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践，我们面临着对财产分配、教育体系、家庭结构等多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因此，桑德尔依据现实社会的种种不足来批判优绩主义，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真正的靶心。他应当更加深入地探讨优绩主义理论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而非仅仅聚焦于其现实应用中的不足。

桑德尔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种批评，他指出，“优绩至上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原则本身，而在于我们未能忠实地执行这些原则。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政治争执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我们的公共讨论并非围绕优绩至上原则本身，而是聚焦于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基于理解而非直接引用，原文脚注已去除］同时，桑德尔也尝试进一步质疑优绩主义本身的道德和政治正当性：“即便优绩至上的原则得以完美实现，这样的社会在道德或政治上是否真正令人满意，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然而，桑德尔在著作中借助现实情况批判优绩至上原则时，其批判方式呈现出一定的混淆性。时而，他似乎假定美国社会正在践行优绩主义，但家庭收入和教育的不平等却破坏了真正的机会平等，从而损害了优绩主义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正是实施优绩主义的结果。但只要我们坚持将优绩主义视为一种理想理论，那么这种批判要么显得缺乏力度，要么便是偏离了主题。

综上所述，桑德尔对优绩主义的批判虽然深刻且引人深思，但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准确击中其理论核心。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深入剖析优绩主义理论本身的不足，并探索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如何更接近这一理想状态。

桑德尔在之前的外部批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从理论上对优绩主义展开了内部批判。他首先质疑了优绩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一个人的成功完全基于其个人才能与努力，从而是可以得到正当辩护的。桑德尔的内部批判聚焦于两个核心点。

第一，他强调成功的实现往往伴随着不可控的偶然因素，即运气成分，这使得成功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以名牌大学录取优秀学生为例，尽管这些学生的努力与付出显而易见，但桑德尔认为，这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们自己，还应考虑到父母、老师的帮助，以及他们自身所具备的非完全自致的天赋和才能，还有在社会中生活所享有的好运。

第二，桑德尔指出，优绩主义所倡导的成功观可能会侵蚀公民情感，破坏社会的团结。在他看来，优绩至上的观念容易导致成功者滋生狂妄自大，而失败者则可能陷入屈辱和怨恨之中。这种情感分裂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

然而，对于桑德尔的第二点批判，我持有保留意见。虽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因成功而傲慢或因失败而屈辱的例子，但这并非必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谦卑的成功者和以积极态度面对失败的个体。此外，即使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成功源于个人努力，并据此认为对财富的占有是有权利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表现出傲慢。相反，他可能乐于分享自己的财富，以慈善的方式回馈社会。因此，桑德尔的这一批判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且可能过于简化了人性的复杂性。

至于桑德尔的第一点批判，即成功依赖于运气，他确实提出了有力的论据。他引用了哈耶克、罗尔斯以及运气平等主义者的理论，指出自然禀赋和社会运气等不可控因素在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桑德尔在深入探讨了这些理论后，似乎又感到难以完全用运气来反驳优绩主义。因为即便这些理论强调运气的重要性，但它们也承认个体责任和个人天分在成功中的作用。例如，罗尔斯虽然拒绝将道德应得性作为正义的基础，但他仍然认为在公正的社会里，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有权得到他们所赚的钱。

综上所述，桑德尔对优绩主义的内部批判虽然深刻且引人深思，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不足。他对于成功观可能腐蚀公民情感的担忧可能过于悲观，而对于运气在成功中的作用虽然有所强调，但并未能完全推翻优绩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探讨优绩主义时，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并寻求更加平衡和公正的社会制度。

桑德尔在探讨优绩主义时，并未完全摒弃运气进路，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重构。他反对的是那种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运气观念，这种观念往往将成功归结为个体才能与努力的必然结果，而忽视了运气在其中的作用。相反，桑德尔倡导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运气观，他强调，人们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奋斗，更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机遇的青睐。

在桑德尔看来，优绩至上的信念将市场赋予的财富视为个人应得的回报，这种观念严重阻碍了社会团结的实现。他提出，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便我们努力奋斗，但并非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我们身处一个珍视并培养我们才华的社会，这是我们的幸运，而非应得的。对命运的偶然性保持强烈的感知，可以激发我们的谦卑之心，这种谦卑能够超越优绩的暴政，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公共生活。

然而，桑德尔的共同体主义运气观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他强调共同体的目的与目标，却拒绝用应得或责任来确定每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贡献。这种做法可能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使得共同体变得抽象而难以维系。诺齐克在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时，就曾对这种将自然才能视为集体资产的做法提出过批评。他认为，如果人们对天资拥有资格或要求，那么这种资格只能在他们改善最不利者处境的前提下才能得以体现。否则，将合法拥有的天资和才能限制起来，使它们只能为他人服务，将是对私人自由的干涉。

此外，将自然才能视为共同资产还可能面临另一个困境，即无法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集体资产的概念下，每个人的天资和才能都被视为一种无差别的资源，这消解了个体的特殊性。才能、天资和能力是每个人个体性的重要标志，如果消解了这些差异，也就消解了每个人对自我的理解与认同。

因此，在探讨优绩主义与运气进路时，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桑德尔的共同体主义运气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我们应该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的社会制度，让每个人都能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共同体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

桑德尔，作为共和主义的坚定拥趸，对自由主义关于成功、优绩与公共利益的理解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的著作中，这种批评尤为显著，尤其是在第7章中，他深入探讨了工作的本质与尊严，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桑德尔敏锐地观察到了工人阶级因大量失业而遭受的挫败感。他强调，失业的痛苦不仅在于经济上的损失，更在于被剥夺了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机会。工作，作为人性尊严的体现，应当成为我们政治议程的核心。然而，自由主义传统往往只关注分配正义，忽视了工作尊严的重要性。桑德尔指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更渴望的是贡献正义，即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机会，这种认可与尊重是通过创造他人需求和价值来实现的。

桑德尔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形象地表达为分配正义与贡献正义的对立，同时也是消费者身份与生产者身份的对立。他批判了自由主义将公共利益简单定义为每个人偏好和利益的总和，认为这忽视了公共利益的本质相反，共和主义强调作为生产者的公民角色，支持通过批判性反思和提升偏好来实现公共利益。

然而，尽管桑德尔的批评有力且深刻，但他是否真正挫败了优绩主义呢？在我看来，他至多只是挫败了特定形态的优绩主义，而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桑德尔回归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为界定精英与优绩提供了一种新标准，但这本质上仍是一种优绩主义。只要我们将优绩主义视为一种高阶意识形态，并以市场价值来判定优绩，那么无论其具体形态如何变化，其本质依然未变。

桑德尔所反对的，可以称之为现代优绩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优绩主义。而他通过重新定位精英与优绩，可能支持的是某种古代优绩主义或社会民主式优绩主义。这种对立并非非优绩主义与优绩主义之间的对立，而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优绩主义之间的较量。

尽管如此，桑德尔的著作依然文笔优美、现实感强烈，对迷失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具有警醒作用。然而，从哲学层面审视，他对优绩主义的批评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我并非对优绩主义做出任何承诺，也未必是一位优绩主义者，但我在此尝试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桑德尔的理论进行审视，希望能激发读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政治哲学与政治生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