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教学变革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指出：“思考开始于一种可以称为岔路的情况，即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只要我们的活动顺利进行，就无需思考。然而，当在达成信念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或阻碍时，我们就会停下来。”作为高等教育的教师和领导者，我们曾经认为大学课堂是思维的起点，我们在这里教育学生，让他们对复杂问题进行深入的批判性思考。我们自豪地认为，我们的课程是艰难的，促使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己和世界。

直到现在。

近年来，我们发现传统教育模式正面临颠覆。自 2022年11月ChatGPT发布以来，这一基于大型语言模型（LLM）的人工智能工具在各种考试中表现优异，从SAT到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ChatGPT的表现都令人惊叹。实际上，ChatGPT能够即时生成与学术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相媲美的内容。学生现在能够轻松完成任务，因为他们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能完成教授布置的任何作业。

因此，我们正处于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成为深度学习的催化剂而非替代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进行大学教学。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接受传统教育模式结束的现实。这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自大众教育兴起以来，教育一直被视为知识传授的过程，通过评估（测验、论文、口试等）来验证教师的教学效果。学生在这些评估中的表现被认为反映了他们的能力。

ChatGPT的出现使这种模式变得过时。如果学生的成绩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那么成绩与学生的真实能力之间就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我们不能再否认这一现实：学生提交的作业可能并不反映他们的真实知识或能力。但我们不能因为人工智能公司推出了像ChatGPT这样的产品而愤怒，也不能因为学生使用这些工具而生气，更不能试图通过抓住“作弊者”来解决问题。大型语言模型（LLM）如同“随机鹦鹉”（Stochastic Parrots），它们总是产生独特的输出，这意味着没有可靠的方法来证明学生是否作弊。然而，我们不能因此陷入绝望，因为学生使用 ChatGPT的现象已成常态。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副教授、生成式人工智 能实验室联合主任伊桑·莫利克（Ethan Mollick）称这种现象为“家庭作业启示录”（homework apocalypse）。这不仅因为学生将ChatGPT视为完成作业的捷径，而且由于成绩与学生的实际技能和知识脱节，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能力。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所有任务，为什么还要让学生听讲座、阅读文献或在论文中费力地表达观点呢？一旦教师真正意识到这一新的现实，恶性循环就会接踵而至：我们会开发人工智能生成的评估，学生使用人工智能作答，而我们则用人工智能评分。如果学生不参与，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费心费力吗？

如果你认为我言过其实，或者只是被技术人员的“迷魂汤”（Kool-Aid）所迷惑，那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据估计，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的比例在40%到90%之间。2023年春季，笔者对学生进行了非正式的期末调查，80%的学生表示，他们在大学课堂上以某种形式使用了人工智能。然而，只有一半的教授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多的学生将作业交给人工智能去完成（“作弊”）？

“作弊”一词通常具有负面含义。作弊撕裂了人们的公平观念和社会运行的结构。然而，事情远比这复杂。笔者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来解释。

假设我想移走我家前院的一棵大树。我显然不会徒手推倒它，也许会拿起斧头开始砍。但很快我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工程，因此我会在网上查找一些教程，然后使用电锯。我可能会有所进展，但最终会发现，这个项目太大太复杂，而我不是伐木工，我一个人无法移走大树。因此，我会聘请专业的移树服务公司来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现在，换个场景。如果我是一名大学生，想为课程写一篇论文。我显然不会徒手写作，也许会坐在电脑前开始打字。但很快我会意识到，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会停下来查找相关的学术文章。我可能会有所进展，但最终会发现，这个项目过于庞大复杂，我不是该课程领域的专家，我一个人无法完成论文。因此，我会聘请专业的写作服务来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我想，我们都同意：在第一个场景中，我的行为是明智的，而在第二个场景中则被视为作弊。问题在于：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第一个场景中，我的目标是外在的，即需要完成特定任务（一个“产品”、一个“表现”），以实现我的真正目标——清理前院。而在第二个场景中，我的目标是内在的，即体现我个人身份的任务（一个“过程”、一种“能力”）。

简而言之，当我们将目标视为单纯的任务——对我们的身份无关紧要，或不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时，就不存在“作弊”一说。你可以这样理解：我的邻居不会因为我聘请移树服务公司而指责我“欺骗”了他们；我的朋友也不会因为我打车而不是自己开车去机场接机而说我“欺骗”了他；如果我使用Excel计算数据的相关系数和标准误差，期刊编辑也不会指责我“作弊”。移树服务、打车服务和Excel都只是工具而已。关键在于，这些工具是完成特定任务的、正常且可接受的方式。

按照同样的推断，如果大学课程只被视为一个特定的任务，许多学生认为他们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实现自己的真正目标。任务是外在的——产品、表现或清单，对学生的认同感并不重要。因此，他们会利用任何掌握的工具来完成任务，即使这意味着将作业交给ChatGPT。顺便说一句，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ChatGPT流行之前，早已有10%~20% 的人将作业委托给商业服务机构，人工智能只是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罢了。

然而，我们希望学生将大学视为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文化素养和增强公民责任感的机会。我们希望学习是内在的——一个过程、一种能力。因此，如果学生放弃自主完成任务，让ChatGPT代为完成，我们称之为作弊。

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揭示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学生。研究表明，当学生将作业视为外在的“表现”时，他们比那些以掌握方法为目标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学术不诚实行为。换句话说，我们从未擅长向学生展示大学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而现在情况则不同了。我们要让学生意识到大学学习的真正意义。

我们该如何应对？

实际上，我们已有部分答案。过去三十年，教育模式已发生重大转变，从以教学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习为中心。服务学习、本科生研究和生活学习社区等高效实践已成为普遍做法，并受到广泛欢迎，因为它们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并使学习成为个人化的体验。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建立以学习为中心的模式。

第一步是全面热情地接受人工智能。许多人已经开始探索一些策略，利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作为实时、自适应的导师、辅导员和助手。例如，笔者将 ChatGPT作为所有本科课程的正式助教，教学生如何道德而有效地使用它来进行头脑风暴、生成论文概述、列提纲和获取反馈。

第二步是探索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大学课堂的“技术前沿”。这里说的前沿并不是人工智能已有的功能，而是潜在作用。研究表明，如果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我们需要在课堂上做三件事：促进对话、开展真实教学、提供个性化辅导。在以学习为中心的模式中，对话和真实教学实践已成为常态，但研究人员指出，个性化辅导可能是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催化剂。

个性化辅导一直是大众教育的短板。面对二三百名学生，笔者难以逐一指导。然而，ChatGPT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学期末调查显示，85%的学生认为ChatGPT对他们有帮助。一位学生提到：“我不是最好的作家，所以我用ChatGPT来指导我的写作。”另一位学生则说：“当我不知道写什么时，我请 ChatGPT给我出主意。”

虽然教师无法成为每个学生的个人导师，但 ChatGPT却可以。高校师生应该尝试探索如何利用这一新工具，虽然这需要大量时间和实践，但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以保持高等教育的活力，让其继续成为学习和思考的沃土。

我们正面临一个决定高等教育未来的岔路口。约翰·杜威曾建议，在不确定的时刻，我们需要“爬上一棵树”，以获得更清晰的视角。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在重新思考和重构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许需要以更高的视角审视现状。我们每个人都应承担起这一责任，或许我们无需找移树服务公司，自己就可以爬上这棵树，洞察未来。

本文同时刊登于《中国教育网络》2024年8月刊

来源：EDUCAUSE

作者：丹·萨罗菲安-布廷

编译：李想

责编：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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