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传统腐败在外在形态上的伪装变异、翻新升级，比传统腐败在过程、方式、主体、手段方面呈现出更多的间接性、市场性、伪装性、迷惑性，给查处和认定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实践中，可以从收益获利是否符合客观市场规律、间接行权能否有效促成谋利事项、利益输送如何实现权钱关联、台前幕后怎样具体实施操控代言等四个维度分析判断，以准确锁定证据链，抓住本质、直击要害，有效打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看收益获利是否符合客观市场规律。以借贷、租赁、劳务、投资、经营、交易等市场化行为获取非法利益，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常见表现形式。其行为本质是以市场化收益为幌子来混淆收入性质，将非法收入伪装成正当合法收入。对于此类问题，在查办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客观市场规律，去伪存真，准确定性。一看是否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价值规律，比如，以放贷的方式收取明显不合理的巨额利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获得超出份额对应比例的巨额“分红”；以劣质房产置换优质房产等。这类行为明显建立在双方价值不对等的基础上，甚至是心甘情愿的“亏本”买卖。二看是否符合供需合理的市场供求规律，比如，不管请托人是否有实际需求，强行要求其将本人无法兑付的理财产品或不良债权买走，要求其向与本人有利益瓜葛的烂尾项目或不良企业进行投资，等等。这类行为只有“供”，没有“需”，实则为单方面的强制。三看是否符合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规律，比如，要求请托人虚设不必要的交易环节，以咨询费、服务费的名义变相获得利益，让请托人为自己设计保底无风险的金融产品，从请托人处获得稀缺的“房号”转手卖掉，等等。这类行为毫无竞争，排斥风险，完全是权力的“量身定制”。
看间接行权能否有效促成谋利事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在“利用职务便利”上愈发呈现多样化、间接化的特点。其行为的本质是在形式上割裂职务职权与谋利事项的关联，给审查调查设置障碍。对于此类问题，在查办过程中要透过形式看本质，注重分析行权行为的实际效果。一看有无职务地位的影响力，比如，行为人本人不行权，却能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这类情况中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动机，往往是基于请托人背后“靠山”的身份地位，行为人通过其影响力促成行权效果。二看有无职权的溯及力，比如，虽然没有职务影响力，但通过本人曾提供过帮助、给予过便利的同事、同行，或者私营企业主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这类行权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以往职权的溯及，形成一种“你帮我，我帮你”的权力回应。三看有无行权意图的传递力，对于那些不直接打招呼、提要求，而是以同意见面、参加饭局、出席站台、引荐相识等间接方式弱化行权的情况，要注重行为意图的实际传递效力，是否可以达到彼此心知肚明，能让被打招呼者心领神会，帮助完成谋利事项的程度。
看利益输送如何实现权钱关联。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中，行为人通常刻意在时间上、空间上、方式上割裂权钱交易之间的关联，企图模糊混淆行为性质，但利益输送不管人为设置多长的链条，进行多少次掩饰，最终必定还是会有可循的轨迹。一看主观上是否存在合意，比如，“在职时先办事，离职后再收财”之类拉长权钱交易周期的腐败行为，重点要看行为双方的主观追求，前后是否有明确的协议或约定，又或者没有约定，彼此是否心照不宣。二看客观上是否存在因果关联，不管怎么样延缓权力兑现时机，“办事”和“收钱”一定是互为因果的，比如常见的为请托人谋利后“逃逸式”辞职，再“旋转门”入职请托人公司就任公司高管领取巨额薪酬，事件前后是有延续性的，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三看方式上是否存在交换关联，比如，常见的好处占有非己化，行为人完成谋利事项后不直接收受财物，而是授意请托人动用资源去完成某个事项，诸如帮自己“运作仕途”“摆平麻烦”之类，在这种情形中，虽然彼此各自完成的是不同的事项，但实质上是一种“以此事换彼事”的交换关系。
看台前幕后怎样具体实施操控代言。腐败主体隐身化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重要特征，本人隐于幕后，让特定关系人冲在台前当“代理人”，形成“我办事、他收钱”，甚至“他办事、他收钱”的敛财模式，这给审查调查和定性增加了难度。对于这类情况，要注重全面准确地复盘行为过程，通过行为细节关联台前幕后。一看事前授意谋划的过程，行为人与代理人之间是怎么制定出犯罪计划的，行为人在其中是怎么发挥领导、策划作用的，各自对自己将要实施的行为所持的认知和心理态度等，体现行为人在动机层面的主导性。二看事中行为支配的过程，行为人与代理人之间是怎么具体实施犯罪的，行为人的行为和代理人的行为是如何相互协作、关联的，在哪些方面可以客观反映行为人的指挥、操控作用等，体现行为人在实施层面的主导性。三看事后利益分配的过程，犯罪所得的分配方案由谁决定，由谁具体经手、分配犯罪所得，各自实际得利多少，各自赃款赃物的具体去向等，体现行为人在后果层面的主导性。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