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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走上变革之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学习西方，即便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也不应该照着旧模样继续统治下去。然而在大清，这些不应该都变成了必然，中国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阴，直至下一次危机出现，直至经历下一次更大的失败，中国方才觉醒。
本文选自马勇《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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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
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然而，琦善的理性选择却使他个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这是琦善的个人悲剧，更是近代中国的巨大失误。按照蒋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冲突，那么中国一定会按照林则徐设定的路径选择战争，中英必将有一次大战：战则必败，败则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以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度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换言之，中国应该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与波折。
仔细想想，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南京条约》使中国损失不少，比如，割让香港，但对一个长期受人恭维的“中央帝国”来说，一千二百万元洋钱的赔款确实是“小菜一碟”。至于五口通商，不过就是在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基础上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四个“经济特区”。清政府在经过短暂痛苦后很快就觉得庆幸，因为战争终究过去了，中国重回帝国老路，可以继续“天朝上国”的美梦了。清政府确实没有大难临头的紧迫感，中国的知识精英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没有人注意到英国与先前那些“蛮夷”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普遍认识是，即便英国人与周边蛮夷不一样，那与过去两百年一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应算同文同种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历史证明不过尔尔，那么英国又怎能让中华帝国心服口服？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战，其实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并没有被禁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战争结局根本没有让中国改变一丝一毫。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依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实现平衡，鸦片依然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弄清英国人不惜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中国没有利用这五个新通商口岸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浑浑噩噩，继续陶醉在中国文明的昔日光环之中。导致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是两个时代的差异，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不同。中国在那时唯一应该走的路，就是林则徐说的“睁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然而为什么中国在挨打之后不长记性，继续陶醉在祖先的荣光中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失败是因为军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连带着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如人。不论中国怎样拼命抵抗，都没有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方，就是改变自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不止一次遇到过鸦片战争这样危险的情形，但中国都没有像鸦片战争之后这样无所谓。按照胡适的研究，中国之所以在无数次危机中安然前行，是因为中国总能在被异族征服之后反超征服者，让征服者最终同化于中国文明之中。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不行了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除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弄清中国失败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会轻易败在别人手里。中国文明原本具有的变革精神反而在失败后被遮蔽、被忽视，将失败视为偶然，不承认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中西文明本质的差别，也就无法产生变革思想，甚至将鸦片战争之前所具有的那点变革思想予以废止，比如，龚自珍在战前所表达的变革主张。失败没有促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醒，反而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进了更加保守的境地。传统中国是“士农工商”结构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真正引领社会进步的是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引领社会往前走，但在文化问题上，士大夫阶层相对说来比较保守。他们在过去几千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就是对文化变革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度保守。
传统既是他们需要保护的精神，也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是天下国家，离开了天下国家，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文化的动摇或不信任，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至关重大，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头开始，“尽弃其学而学焉”，像日本人后来那样，转身向西，用一种新学问取代旧学问。这是先驱者的悲剧，是中国文明的悲哀。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士大夫阶层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由勇于创新变得保守怕事，他们越来越顾忌自己的名誉、身份、地位，越来越担心清誉受到质疑和颠覆，因而他们当中即便有人意识到了时代趋势，也只是私下议论，不愿作为公共话题进行讨论，更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则徐，在与洋人交往中已相当清楚中国问题之所在，知道中国在军事上与西洋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他力主购买外国枪炮、轮船，安排专人收集、翻译西方资料。林则徐的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响了魏源，使魏源有机会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积极主张。林则徐、魏源的这些思想主张在二十年后深刻启发了日本，明治维新虽有很多原因，但林则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已为研究者所定论。林则徐有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但他在那个时代并不敢公开提倡，他所说的“睁眼看世界”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中国人从来都知道有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远不如中国。林则徐的真实意思是睁眼看世界，终于知道了中国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愿或不能直白说出来。他宁愿让那些主持清议的士大夫、言官在美梦中继续沉睡，让国家在迷梦中继续堕落，也不愿牺牲名誉与时俗抗争。鸦片战争后，中国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走上变革之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学习西方，即便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也不应该照着旧模样继续统治下去。然而在大清，这些不应该都变成了必然，中国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阴，直至下一次危机出现，直至经历下一次更大的失败，中国方才觉醒。
本文选自马勇《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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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年，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的，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因为这本小册子只有几万字，文字清新优美，叙事明白流畅，而且因为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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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民国学者从政的标杆，国难当头之际，被蒋介石三次召见，因国事高见担任政府要职；他又是民国官场的例外，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但终身不入国民党，还时常批评当局政策失当和政治腐败。他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无论为官、为人、为文都做得出色。
为官：历任驻苏大使、驻美大使。西安事变时，参与多方斡旋，力促苏联放蒋经国回国。
为人：与胡适、梁启超同为风云人物，他于南开、清华教历史，总是提醒申请读历史的学生，读历史会受穷很久……
为文：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近百年中国近代史纷繁复杂，他只用短短五万字写成的“简略初步报告”，被誉为史识最为可观的中国近代史。
他的学生，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顶尖学者费正清说：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何炳棣说：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然而，这部短小大气的传世之作，却由于他在抗日危急关头的弃文从政，实际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句号。
更可惜的是，1949年之后，他和他的书，不是作为大陆批判对象，就是长时间成为禁忌而被遗忘。
他叫蒋廷黻。由于长时间被遮蔽，就是在他的老家邵阳，依然没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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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只是审视中国，不是义和团主义，不是沙文主义，而是不说大话，不逞意气：
· 他看清朝：历史之悠久，体制之完备，却是天朝落后世界之源头。
· 他看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增长，就像一个巨大泡沫，一夜之间被戳破。
· 他看义和团运动是我国顽固势力总动员，“拳匪惨败是极自然的，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 他任驻苏大使，深知苏俄友谊代价之高，“俄国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
傅斯年说，“近代尚无第二人。”诚如斯言，蒋先生以当代史学家少有的为学、从政、外交经历，和其前卫、公正、开明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被遮蔽的中国近代史，和一个“主战未必爱国，主和未必卖国”的复杂现代中国。
为此，郑重推荐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
其中，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为迄今为止最全本，只是所有删而未删之处，都用空格□□□，很容易就可“完形填空”。而《蒋廷黻回忆录》在大陆更难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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