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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霖1961年10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宝龙村，从小勤奋好学，1982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并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成为“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大学毕业后，陈九霖进入国家民航管理局任翻译，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97年，陈九霖被委派到新加坡，担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CEO、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航油集团副总经理。在他执掌中国航油期间，公司净资产增幅852倍，市值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短短7年时间，把一个严重亏损的中国航油打造成为年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因此，他被称为“航油大王”。
然而，一切美好在2004年冬季戛然而止，2004年11月30日，陈久霖任职CEO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公司因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损失约5.5亿美元。
此后，陈九霖被迫停职，并遭到新加坡警方逮捕，2006年，新加坡法院以“恶意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判刑四年零三个月。
那么，陈九霖是如何一步步步入深渊的？
真实的故事比推测更深刻也更令人震动。一年来，陈九霖和中航油一错再错，到后来完全是同时犯下多项大错。
1982年秋，二十一岁的陈九霖成为村裡有史以来头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然而，22年后，在石油衍生品交易的激流险滩，身为公司CEO的陈九霖并未真正学会掌舵行船。
由早年的期货交易进入更为复杂的场外石油期权投机，各方交战激烈，赌注愈拉愈高，难再凭运气闯过生死关口。
然而，陈九霖对此事看得很平常。“身在海外并且受新加坡法律管辖。”陈九霖觉得公司做投机生意是合法的。据了解，中航油这项期权交易由交易员Gerard Rigby和Abdallah Kharma操盘，两人分别在市场上有14及18年经验，均为资深外籍交易员。陈久霖后来不止一次告诉熟人说，两名操盘手进入期权市场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也并没有要求报告。“亏损了才报告。他们这样做是允许的，也可以理解，他们都有业务指标。”
亏损在2004年一季度显现。由于Gerard Rigby和Abdallah Kharma在头三个月继续卖空，而石油价格一路上涨，到3月28日，公司已经出现580万美元帐面亏损。
此时正是中航油年度财务报告公布的前夜，公司更处于股价持续攀升的火热局面。据知情人士回忆，陈九霖当天召开了两名交易员和七人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解决方案，但久议难决。次日，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Cindy Chong和交易员Gerard Rigby提出展期的方案。陈九霖接受了这一建言，使得交易部位大增。
两天之后，中航油宣布了2003年报，全年盈利3289万美元，股价冲至1.76新元高位。然而，油价没有停止上涨的步伐。到2004年六月，公司因期权交易导致的帐面亏损已扩大至3000万美元。
在又一次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中，有人担心“会不会搞大”了。据一位知情人士回忆，当时大部分人仍觉得可以展期持仓，而陈九霖再次显示出“魄力”，同意把所购期权的到期时间全部后挪至05年和06年。
或许，此时的陈九霖已经意识到风险，但把成功看得很重的陈九霖输不起也不愿意输。特别是他精心策划，从三位印尼商人手中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20％股份即将签约，陈九霖需要公司在帐面上有更好的表现。
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油价冲高之后必然回落，冲得愈快，跌得愈狠。最后就会赚钱。新加坡一位接近中航油管理层的人士说，陈九霖根本没想到如果不斩仓，而油价一个劲涨，会是什么结果。
中航油的《风险管理手册》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制定，公司内部也有风险管理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包括四名专职人员，一名运作部主任、财务部主任和一名财务经理，均为新加坡公司员工。根据安永的设计，风险控制的基本结构是从交易员、 风险管理委员会、内审部交叉检查、CEO、董事会，层层上报。每名交易员亏损20万美元时，交易员要向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亏损达37.5万美元时，向CEO汇报；亏损50万美元时，必须斩仓。
关键在于风险管理体系必须由具备高度风险意识的总裁来执行。而陈九霖本人不具备这种素质。接近陈久霖的人说，直到今天，陈本人仍然认为自己并没有违背风险管理的基本规定。“50万美元亏损应当指实际亏损，不是帐面亏损。我们当时只是帐面亏损。”
陈九霖甘冒风险、将错就错的思路在延续。从七月到九月，中航油随著油价的上升，惟有继续加大卖空量，整个交易已成狂赌。
油价大幅上升，公司需要支付的保证金也急剧上升。跨过十月，纽约交易所的油价在突破每桶50美元之后继续上行，中航油从当年38美元出货调整到2006年的平均43美元，此时已觉势如骑虎，且因现金流耗尽而身陷绝地。
2004年10月10日，中航油帐面亏损达到1.8亿美元。公司现有的2600万美元流动资金、原准备用于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的1.2亿美元银团贷款，以及6800万美元应收帐款，全部垫付了保证金。此外，还出现8000万美元保证金缺口需要填补。
然而，弹尽援绝之时，陈九霖仍未考虑收手。他正式向总部在北京的集团公司进行了汇报，请求资金支援。
回过头来看，无论陈久霖最初的过错有多大，如果中国航油集团管理层整体有起码的风险意识和责任心，此次中航油巨亏，本来可以在1.8亿美元以内止住。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陈九霖提出要求集团进行“内部救助方案”的计划，却获得中国航油集团的支持。10月15日，油价曾一度跌至每桶45美元，已接近中航油卖出期权的平均价格，但集团仍未指示斩仓。
身为集团副总裁的陈九霖回北京汇报情况，要求集团出资追加保证金，并保证打进去后不会造成亏损。中航油每年的进口量约为1500万桶，此时卖空投机部位高达5200万桶，已经超过中国航空用油三年的用量。然而，陈久霖的要求仍然得到了支援。
10月20日，中国航油集团提前实施了本准备在年底进行的股份减持，将所持75%股份中的15%折价配售给部分机构投资者。
市场油价继续攀升。集团公司派出高层人员前往新加坡现场了解情况并指示运作。10月26日，中航油在期权交易中最大的对手日本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正式发出违约函，催缴保证金。在此后的两天中，中航油因此被迫在WTI轻油55.43美元的历史高价位元上实行部分斩仓，帐面亏损第一次转为实际亏损1.32亿美元。至11月8日，公司再度被逼斩仓，又亏损一亿美元。
纵到此时，中航油既未索性斩仓止损，亦未披露真实情况。11月12日，中航油在新加坡公布第三季度财务状况，仍然自称：“公司仍然确信2004年的盈利将超过2003年，从而达到历史新高。”
接近中国航油集团的消息人士称，事实上，在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的这段时间内，集团内部一直为继续救助与否而举棋不定。仅10月下旬的10天中，集团总经理兼上市公司董事长荚长斌就曾三次飞往新加坡了解情况，考虑对策。
面对愈来愈难以掌握的局面，中国航油集团管理层著手向主管机关请示。据了解，国资委作为中央国有资产的总管家，认为不应对单个企业违规操作招致的风险进行无原则救助。中航油的资金链最后终于断裂。
尽管国资委已经给出明确意见，中国航油集团高层还在救与不救之间徘徊，而可以相对减少损失的斩仓时机继续被错过。至11月25日，高调的三季度财报公布后13天，中航油的实际亏损已经达到3.81亿美元。直至此时，中航油仍未正式公告真相，七千多名小投资者仍蒙在鼓中，但机构投资者中的先知先觉者亦不乏其人，中航油的股价一直在下跌。
11月29日，周一，中航油申请停牌。翌日，公司正式向市场公告已亏了3.9亿、潜亏1.6亿美元的消息，并向法院声请债务重组。市场大哗。
陈九霖12月1日抵京，他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的电话採访时仅简短表示：“我对不起投资者。但我已经尽了力了。”
可能只有非常接近陈久霖的人，才能读出此话的潜台词。陈久霖所说的“尽力”，其实是指他已经尽力筹钱，试图力挽狂澜。
直到最后，陈仍然坚持认为“只要再有一笔钱，就能挺过去，能翻身。”而中航油和它的众多投资者，都成了陈九霖翻身未成后的殉葬品。
2005年6月9日，陈九霖等五名中国航油公司的高官被正式提起控告，陈九霖面临包括未如实发布消息、涉嫌内幕交易等多项指控，最高将可处以94年监禁以及25万新元的罚款。
2006年3月21日，新加坡初等法院对陈九霖做出判决，陈九霖必须服刑四年零三个月，同时遭罚款33.5万新加坡元，他也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
在新加坡坐牢的1035个日子里，陈九霖没有晒过太阳，虽说身体不错，据他自己说服刑期间只感冒过一次，但是体重从86公斤减少到68公斤。
新加坡坐牢时监狱的环境非常差，不时有人因受不了而自杀。在狱中，处境艰难的陈九霖没有自暴自弃，他报了基督教学习班，还私自采访囚徒、写了大量笔记，他每天坚持读《联合早报》，空余时间看了几百本书。
后来，他还写了一本畅销书《地狱归来》，信奉“地狱的隔壁是天堂”。
陈九霖说：“坐牢的时候，我在想出来后做点什么，不像有的人坐牢整天抱怨、痛苦。最终想着去创业。”他不忘初心，也没有因为人生的挫折而被改变。
服刑期间，最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去世，他无法返回湖北送母亲最后一程，成了他最深的愧疚和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
2009年1月20日，陈九霖刑满出狱，他即刻搭乘飞机返回中国，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湖北，来到母亲的坟前痛哭不已。
回国后，不少企业家曾经邀请陈九霖去他们企业工作，但都被他一一婉拒。
他也得到了组织的公允评价：未有私利。后来，陈九霖被委任为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他此前供职的中国航油集团一样，新东家葛洲坝国际公司的“娘家”也是国资委。
他任职三年后，陈九霖也许幡然醒悟，也许想人生再出发，他不再留恋体制，2012年，52岁的陈九霖最终决定离开。
他成立了自己的约瑟投资公司，他从1100万元初步，公司获得了百倍的增长；投资了50多家企业，股权价值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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