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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一个是错综交汇的水乡；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节点性城市，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谁能想到，甘肃敦煌和浙江绍兴这样两座在环境和距离上都相差甚远的城，居然从古至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便为大家带来一部讲述这两座城背后故事的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这部纪录片以4集的体量，分别从敦煌和绍兴的石窟文化、书法文化、诗词文化、文化传承四个方向，为我们展示了南北两城的渊源历史和相连的文化发展，让我们从新的思维角度，重新认识敦煌和绍兴这两座城。敦煌，沙漠戈壁便占据了95.5%，年降水量也只有39毫米，属于极度干旱区；而在绍兴，仅河流便有6700多条，每年的降水量更是高达1400多毫米。因是中国古桥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城市，绍兴还被称为“中国威尼斯”。就是这样两座截然不同的城，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互动。当时，大禹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采用疏通的方式来治水，他在九州疏通九条河，把水导入大海和沙漠，其中就包括“导黑水至于三危”。而“三危山”便坐落在敦煌，因“状若千佛”，是敦煌的一个文化地标。时间再来到1600多年前的一天，敦煌僧人昙猷从大漠出发，前往8000里外的会稽郡，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关于昙猷，佛教史上是这么记载的，先是法护译出禅经，后有昙猷“依教修行，终成大业”。而昙猷离开敦煌这个被称为中土最早沐浴佛光的地方，前往绍兴修行，也为两地的佛学搭起了时空链接。不过，石窟的发展并不是单一一个方向的。风俗不同，南朝造像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如“褒衣博带”“秀骨清像”。
后来，随着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南朝造像的典型特征，也从洛阳一路传递，最终到了敦煌，让敦煌石窟里，也出现了当时“时髦”的画法。
因为没有良石，所以敦煌的佛像用木胎泥塑，然后再用彩绘传神；绍兴的大佛则通常是在工匠采石剩下的残山上顺势而凿，每一处塑像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如绍兴柯岩的唐代弥勒石佛，就像是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石茧中，又仿佛悬空在水波之上。
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塑造雕像，在敦煌与绍兴的南来北往中，审美和文化都在不停的交融，使得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这两座遥不可及的城，早已共同塑造起一个石窟新世界。不同的地域造就不同的风情，给世人留下不一样的印象，这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可窥得一二。
公元749年，岑参从长安出发，到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任职，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海，他写下这样的诗句：“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公元823年，元稹任越州刺史，一到任就拿出纸笔给白居易写信，夸起绍兴的山水：“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
地域的不同，让诗词有了不同的表述，然而精神世界的链接，却超越地理环境，让南北相通，让文学有了更高的境界。诗仙李白可以在天姥山巅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千古绝句，也能遥对敦煌，挥洒“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豪迈。南宋绍兴诗人陆游从没有去过敦煌，却常常以阳关和玉门关为意象，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而当今的越剧人则带着陆游写下的《凤头钗》，把江南婉约于沙漠中绽放。不仅诗词，书法也是如此，如身在敦煌的“草圣”张芝和身在绍兴的“王羲之”王羲之，虽从未谋面，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场盛大的聚会中，王羲之笔如游龙，挥洒间写下有着“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集序》。28行，324个字，还有多处涂改墨痕，却把潇洒超逸的风格和文章的含义完美结合在一起，成为书法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中国第一位女书法家卫铄，常常讲给王羲之的，便是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故事。
这对王羲之有着极大的影响，多年后说到最推崇的前辈，也不忘张芝。甚至认为自己的书法可和钟繇不相上下，但却远比不上张芝的草书。一如精神世界的相通，让遥遥相望的敦煌和绍兴，在无形中早已有了文化的交融。绍兴和敦煌的相遇，不仅有让人想象不到的巧合和文化的融合，还有在历史长河中被传承的智慧。敦煌藏经洞中的《五印度用甘蔗造沙糖法》的残卷，仅三百字，却是全国仅存的蔗糖制作史料。而在《玄奘传》里特别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派王玄策去印度带石蜜匠回来，以传播制糖技术。因为绍兴一带有甘蔗，所以这些石蜜匠在当时都去了绍兴。专家推测，《五印度用甘蔗造沙糖法》会出现在不产甘蔗，也不制蔗糖的敦煌，则是由熟悉制糖法的绍兴人带去的。就像是一场不被时空和距离所局限的智慧传承，这一残卷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古人制糖的方法，更能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关于糖的变迁发展史。季羡林便因这一份残卷引发对中印制糖的研究，并用17年时间，写出近80万字的《糖史》。一如纪录片中所说：“藏有5万多件文献的藏经洞，犹如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古档案馆，每一件文献的背后，都是深邃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文献，敦煌的壁画、塑像上承载的亦是历史和文化的厚重，需要我们用心保护，而在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上，敦煌和绍兴也有很深的渊源。
唐代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是莫高窟开凿史的重要物证，但在1921年遭到损毁。庆幸的是，在嘉庆年间，游历莫高窟的绍兴人徐松记录了部分碑文，并载入史地名著《西域水道记》。
1909年，出生绍兴上虞世家国学大师罗振玉，时任清政府学部参事，在北京看到伯希和即将带出国的敦煌文物，十分震怒，立请学部令敦煌查封石室，严禁购买，并申请拨款，将剩余文献收存北京。1943年7月，绍兴籍油画家董希文带着新婚妻子张琳英，来到神往已久的莫高窟，见到了他在杭州国立艺专的老师常书鸿，并从此用生命热爱和守护敦煌艺术。如今，敦煌和绍兴的故事还在继续，不管是血脉的传承，还是文化的相融，都无不诉说着中国审美和中国自信。
▌来源 ：耳朵里的博物馆
▌图片 ：千库网
▌责编 ：阿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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