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礼民 ，籍贯山东菏泽，新中国同龄人，省直机关退休。曾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爱好诗词杂文写作，喜欢书法摄影等。有各类体裁的文章及诗词在报刊发表，有些杂文并获奖。近几年来，有一百多篇散文、小说、诗歌、杂文以及文艺类作品在《齐鲁文学》、《作家时代》、《上海文坛》、《北京文学》、《首都文学》、《九州文学》、《黄土地》、《红烛文苑》、《乡土文学》等微刊刊发。
我为啥对“钱”很崇拜
王礼民（山东菏泽）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小时候，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对“钱”渴望和崇拜的意识。也许是在3,4岁，集上的物资交流会有大戏演出，我骑在爷爷的脖子上看完戏便会在集市两边的小吃摊上买吃的。一毛钱买一串煎包，2分钱买一包糖豆，花两毛钱不仅可以喝到一碗香浓的羊肉汤，还可以吃到一个碗口大的吊炉烧饼。羊肉汤很少喝，花喝羊肉汤的钱可以买两三个烧饼拿回家去让家里人都尝尝。一毛钱还可以买一大捧炒花生回去大家吃。那时候就知道跟爷爷出去可以买到好吃的，至于啥叫“贵”与“不贵”，爷爷的腰里有没有钱，还没有太多的概念。
等上了小学，认识了“钱”，也逐渐知道了“钱”在生活中的重要。2分钱买一盒洋火、5分钱打半瓶子洋油（煤油），几分钱买来可以使用好多天；也慢慢知道了“钱”来太得不容易。虽说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月都会寄钱回来，但主要得买吃的。尤其是在那段生活极端困苦的特殊时期，吃的东西特别贵，一块钱也只能买一个黑黢黢的馒头，肚子每天都在咕咕地呼救，谁还敢乱花钱？
上学需要本子，就4分钱买一张桌面大的白纸，裁成32k，自己穿针引线缝成本子，正反两面的使用。方格本、横格本不在学校要求的特殊情况下从来舍不得买。记得那时候，如果月亮好，就到院子里去写作业，以节约煤油。那个时候，在我年少的心中，“钱”太珍贵、太珍贵，于是对“钱”，颇有些敬仰和崇拜。
等上了中学，是在离家18里路的一所学校。吃住都在那里，每个星期往返一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那时住校可不像现在，只要带上钱就啥都有了。那时间，返校时要自己带够一个星期吃的。如果家里有吃的也还罢了，问题还在于连起码的食粮都带不够。主食主要是红薯干、红薯、红薯叶子、胡萝卜之类。有的同学甚至连这也不够吃，忍饥挨饿是常事。
那时，我特别羡慕几位来自县城的同学，他们是非农业户口，吃的是“国粮”，虽然每月30斤左右，但按时保障供应，国家每月还给他们几块钱的生活费。他们用粮票兑换成饭票可以买到馒头、窝头和发糕。每周五中午，食堂都有丸子汤卖，农村的孩子少有人喝得起。
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爹，比大多数农村的孩子稍稍优越一些。我父亲每月省吃俭用都会给我寄来从自己口中节省下来的粮票，信纸里还会夹上几块钱。用粮票买馍票60％的是细粮，即白面馍，40％是粗粮，即杂面馍。细粮的白面卷子我不敢独享，每到周六，我就会在中午买上几个带回家去，也好叫辛苦的爷爷、母亲以及姐弟们尝尝。说实在话，每当买到那些白面卷子，那香气诱的我口水直往肚里咽，几次都想把它吃掉。但，想想爷爷、母亲的辛苦劳累，想想姐弟们多久都见不到白面馍馍，我强忍着快速地装进书包往家里跑。那时我想，有钱有粮票真好，我啥时候才能做个有“钱”人？
那时在我心中，几分钱都是那么珍贵，那么重要。可在老师的办公室，却见到班主任老师的办公桌上的纸盒里，一分二分甚至五分的硬币不被重视，扔在那里。心想，还是当老师好，不仅吃国粮，连分分钱都根本不放在眼里。那时，我多么期盼自己快快长大，也能成为一个有工作的人，一个吃国粮的、能挣钱的“公家”的人。
转眼几年过去，我有幸进入师范学校学习，不久就走上了工作岗位，也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每月工资虽然只有49块多钱，可“旱涝保收”，比起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父老乡亲、以及我的许多一起寒窗苦读的同学们却是远胜一筹了。尤其令我的同学很是羡慕。
那时我已经成家，妻子儿女都还在农村。有了我每月寄回去的30 元钱，生活相对好了许多。我那时深感“钱”的重要，在生活上处处都很是节俭。因为每月的粮食供应只有28斤，又是集体户籍，吃公共食堂，我甚至不敢吃饱肚子，常常只好买些土豆自己煮熟充饥。我那时好羡慕那些高工资的老教师，他们的工资有的几乎是我们的两倍。有一位姓铁的老师，是49年的大学生，原来在公安部工作，后来到了青海农场做了管教干部，1978年调回西宁。他的工资比校长的还高，妻子又是某中学的校长，也是每月90 多元钱，一家三口，钱花都花不完，让人好生羡慕和嫉妒。
记得“文革”过后，国家第一次给行政事业包括老师们增长工资，却不是人人有份儿，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增长。大家几乎争红了眼。在几上几下的讨论评比中，多少人连师德也不顾了，相互拉票，以求榜上有名。我虽然参加工作时间短，但我有教高中年级的优势，最终得到增加一级，也仅仅只有8块钱。可这8块钱却是来之多么的不易呀。
后来国家又有了给班主任老师津贴的规定，学校胜任高中课程的老师比较缺，我那时被安排了两个班级的语文课，每周12节课，满工作量，没有担任班主任。我去找学校领导，要求承担班主任工作，学校不答应，我竟然还有意见。说白了，班主任工作那么辛苦，却非要去当，心里就是为了那3，4块钱的班主任津贴。现在想想，真够寒酸，心里不禁感到酸楚。
时间到了1985年，为了妻子儿女迁来城市落户，我来到了一家企业子弟学校。随后便一家得到了团圆。可后来企业经济效益越来越差，最困难时竟然4,5个月不能按时领到工资。我一家5口人，只我一人工作，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那时，我们的企业学校的老师们该是多么羡慕公办学校的老师呀。虽然我们同样是在为国家培养接班人，他们的工资几乎比我们要翻一番，而且能按时发出来。而我们呢？无异于就是后娘养的。我深感不平，1987 年6月，写下了2万多字的长篇的报道《厂矿子弟学校悲哀记》，最后被压缩为万余字，以《请理解他们》为主标题，以“企业子弟学校一瞥”为副标题刊登在《青海青年报》第二版整个版面，并配了题图和尾图。当时，我在原稿题记中引了李煜《虞美人》中的诗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当时刚刚出版不久的《山坳里的中国》中的句子：“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可惜，都被编辑老师删去了。
大概过了13年，我们子弟学校的全体老师最终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教师队伍。“东风”果真唤回了春天般的温暖。老师们万分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此为后话。
说实话，在那个特别困难时期，我最最需要的就是“钱”，最最崇拜的也是“钱”。
后来在“缺钱”的困境中，我选择让两个学习不错的儿子放弃报考高中，都让他们上了师范学校。因为师范不仅不要学费，还给生活补贴，也可早早地就业，为家里解愁分忧。他们还听话，乖乖地顺从了。他们都知道家里的难处。好在两个儿子还很懂事争气，又自学大专和本科以及研究生学历，如今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表现得很是优秀，成为市级领导和处级干部。
1999年是改变我人生的重要节点。我从即将面临破产倒闭的企业子弟学校调入省盟机关做了中层处级领导。别的不说，工作比在子弟学校高了不少，工资每月都能按时领到。这时，儿女们也都有了稳定的工作，但因为要为他们结婚买房，“钱”，对我来说依然十分紧缺。为此，我不好意思开口去借，老伴只好厚着老脸找经济宽裕的亲戚、老乡、朋友去借。那时的日子依然觉得“钱”太缺了、太缺了。
真正觉得日子稍稍好过一点是近10多年的事，家里的负担没那么多了，孩子们的工资也高了；我的退休金也在逐年增加，老伴也有养老保险，才觉得花“钱”可以放心一点，大胆一点了。但由于艰苦的日子过惯了，自己依然不敢或不舍得有半点的“奢侈”；虽不似以前那么的对“钱”崇拜，但吃饭、穿衣还都很是注意节俭，除了吃喝拉撒之用外，花钱总还是有些心疼。现在不是花不起，实在是穷惯了、穷怕了。
“钱”是好东西，它能改变人的生活，也能改变人的命运。自古有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从前如此，几千年过去还是如此。现在流行的“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不能说是绝对真理，但绝对有道理。
以前有“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之说，现在“一分钱”已经废除了，毛毛钱、乃至块块钱也已经算不了个啥；但“钱”却常常不仅能难倒“英雄汉”，更是能难倒咱普通老百姓。不信你到医院试试去？“不差钱”啥都好说，差了钱是不是有人对你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这里就不多说了，“地球人都知道”。也许有人不能理解急需用钱而囊中羞涩、两手空空的难处，然而，只有身临其尴尬处境的时候，你才能懂得“钱”的珍贵，才会产生出对“她”的敬仰和崇拜；也才会爱惜、珍惜来之不易的、靠打拼和心血汗水换来的“钱”。
我发现，世上大凡奢侈腐化、挥霍无度的人，花得几乎都不是自己吃苦受累挣来的钱；拟或说他或她的钱来得太容易。有句话：钱难挣，屎难吃。话糙理不糙。费尽千辛万苦挣来的钱，保证不会有谁拿它不当回事儿。
“钱”虽珍贵，但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心血换取，不能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昧着良心取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凡不用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取得，或以不法手段得的“钱”财，终究是会败露的，是会蹈入自己挖的深坑的。任何非法得来的“钱”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古今例子太多了。
“穷则思变”。“变”必须走正道。“盗亦有道”，何况良民乎？
我崇拜：“钱”，是因为我曾经尝到过“缺钱”的艰难；我崇拜“钱”，是因为懂得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是多么地来之不易；我崇拜“钱”，是因为自己受过苦而对它产生的万般珍惜；我崇拜“钱”，但我并不希望自己和家人做“钱”的奴隶；只要不是浪费，只要是用在刀刃上、或是该用的用场，花多少，只要力所能及，我会毫不吝惜，在所不惜。“钱”，是用来花的、用的，让它更好地为自己、家人、亲人以及急需的人服务才是目的。我崇拜“钱”，但也并不赞成人们都去为钱拼命、以提前支取健康为代价地索取。我崇拜“钱”，也并不追求钱越多越好，十足的贪婪。总之，崇拜归崇拜，敬仰归敬仰，但决不拜倒在“钱”的脚下抬不起头来，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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