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至2021年期间，大关县文化馆在开展“天星镇绿南村苗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申报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采访到绿南村民委员会丰岩村民小组组长苏世洪，他口述了苏氏家族在绿南村的来龙去脉。把他的口述内容与其他文献的记载相结合，我们可以从宗姓氏族迁徙的线索来了解绿南和苏家院地名的由来、沿袭和变革，其中包含了大关县天星镇绿南村苏氏家族与昭阳区苏家院的血脉渊源，也从一定层面强烈的反映了地理和气候、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力水平发展、自然灾害和瘟疫等因素对人类迁徙活动的共同影响。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苗族大唢呐”
大关县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乌蒙山区腹地，自古以来是滇川咽锁、兵家必争之地，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得名。在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前，这里还是化外之地，千百年来，随着人类的军事活动、生产劳动、行政统治和经济活动的连续发展，川滇黔文化在这里不断的融合、积淀。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山节”
据苏世洪口述，大关县天星镇绿南村的苏姓居民祖籍是四川，具体地址已不详。苏氏当时在四川以务农为主，农闲时做“挑货郎”，也就是从事游商经贸。
清朝年间，有一位苏姓挑货郎从四川挑货到云南大关经商，期间到了大关县河东乡路南溪（现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绿南村），看到当地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就在当地把货物卖完后，挑了一担当地的泥土回到四川，把这担泥土倒在自家土地里归拢一处，并且与原来的土地同时栽种了相同的农作物，一年时间后，通过观察和对比，发现这片泥土上种植的作物长势和收成都比自己原来土地中的还好，就把自己的家产土地全部变卖，到云南省大关县河东乡路南溪（现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绿南村）买下了“一眼地”，也就是站在绿南山巅一眼能够看得到的平地，举家搬迁到此定居，历经几代人的经营，苏氏家族逐渐发展成为绿南当地的地主。苏氏家族在绿南当地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务农经商传统，家族人口日益庞大，原来的“一眼地”已经满足不了家族的发展，就有弟兄分家去到一百多公里外，商贸活动更加旺盛、素有“小昆明”之称的昭通城，在昭通城西门外洒渔坝子南部购置家业定居，在当地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宗姓小聚居形态后，该地也就被称为“苏家院”，即现在的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苏家院乡的地名由来。
晚清时期，随着苏姓家族逐渐从绿南搬迁外出，苏姓家族在绿南的人口逐渐减少。
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据民国版《大关县志》（张铭琛主编，张维翰审订，台湾省正中书局印行出版）记载，现大关县天星镇绿南村民委员会原名为大关县河东乡路南溪。
据《从石门坎走来的苗族先辈们》（陶绍虎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记载，1900年，祖籍为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后迁居云南省彝良县毛坪乡石丫村沙坝小寨的苗族村民王敬仁等人，在追猎途中到了大关县河东乡路南溪凉风坳，发现此地物产富饶、环境优美，便邀约王、朱、张等姓共11户苗族筹集了白银60两，从当地苏姓地主手中买下这片约1平方千米的小平坝，并举家迁居于此。
据其他文献显示，沿洛泽河流域“威宁—彝良—大关”路线，在历史上发生过几次苗族先民一定人口规模的迁徙。1915年贵州威宁石门坎发生瘟疫，苗族居民为逃避瘟疫而开始迁居到毗邻的云南彝良；1919年因遭受大旱导致粮食减产，造成1920年贵州毕节威宁和毗邻的云南彝良一带发生饥荒，为逃避饥荒，又有部分苗族先民从威宁、彝良沿洛泽河流域逃荒迁徙到大关河东乡路南溪。1948年10月9日，贵州威宁县石门坎发生6.2级地震，又有部分苗族居民为避灾而迁居到现大关县河东乡路南溪。解放后，随着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和户籍制度的施行，苗族先民沿洛泽河流域“威宁—彝良—大关”路线的苦难迁徙方告一段落。这样的迁徙，为绿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苗族传统文化，并以旺盛的实践活力繁衍至今，留存下了“苗族芦笙制作技艺”“花山节”“苗族芦笙舞”“芦笙调”“苗族射弩（制弩）”“苗族大唢呐”“纺织”“蜡染”等一大批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苗族传统文化生态群落。
路南溪于1957年改名为天星区绿南乡，1958年改名绿南公社，1976年改名绿南大队，1984年5月改名绿南苗族乡，1986年3月改名绿南村公所，2000年3月改名为绿南村民委员会。
2021年9月，“天星镇绿南村苗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列入昭通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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