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古云，公门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门常常比较，时时刑罚，其间贫而负累，冤而获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无可告诉。惟公门人下接民隐，上通官情，艰苦孤危之时，扶持一分，胜他人方便十分，宽假一次，胜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释贫解冤，教愚扶弱，无乘危索骗，无因贿酷打，无知情故枉，无舞文乱法，则一日间可行十数善事。积至三年，有数万善事。人当困厄，谁不知感？神明三尺，岂无保佑？自然吉庆日至，子孙昌隆。如其不然，怨毒之财，得亦非福也。
——清·宋楚望 《公门果报录》
![]()
这段话简单易懂，只是“比较”和“告诉”与现代汉语有别。古代官府征收钱粮、缉拿人犯等，立有期限，至期不能完成，须受责罚，然后再限时日完成，称作“比较”。而“告诉”就是告状和诉讼的简称。
清朝高官鸿儒陈宏谋写了一本书《在官法戒录》，告诫官场底层胥吏和衙役：“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因为这本书篇幅较长，清朝的宋楚望从中选取一些报应分明的故事，辑录成《公门果报录》，认为公门中是最好的修行地方。只要在办理公事的时候，给老百姓一些方便，日积月累，就可以累积数万件善事，功德无量。当然，如果利用职权侵害百姓，则天上有神明，必然会给自己和子孙降灾。 因果报应，是影响很大的传统观念。《易经》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宋朝人写的《太上感应篇》开篇就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太平经》称：“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恶之籍，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从南宋时期开始，民间流行“功过格”。所谓“功过格”，是记录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善言善行为“功”，记“功格”；恶言恶行为“过”，记“过格”。功和过都量化为具体的分数。功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道士以此自我约束言行、积功行善，在公门为官做宦的人，也把履行公务的种种行为换算成功过分数，计入簿册，自勉修行。 写《在官法戒录》的陈宏谋，在其影响很大的《从政遗规》中，就摘引了明朝袁了凡的《当官功过格》，“即其得失之轻重，以定功过之多寡。于此见居官者每日之内，一举一动，非功即过”“每晚必将一日所行之事，焚香告天”。比如，为地方兴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实惠，算千功；作为地方官员，擅自加派增粮，使小民永受赔累，则算千过。 古代人们无法解释官运变化，有些人就用因果报应去解释。虔诚的官员为了未来的官运，为了来生的幸福，为了子孙后代的繁盛发达，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约束，在履行公务中尽可能行善。从认识论上看，显然不正确，但从效果看，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吏行为，而行善总比作恶要好。 因果报应说法只对相信因果的人有用，如果一个官员根本不信报应，则这些说教就不起作用。《金瓶梅》中恶官西门庆说：“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他根本不相信神佛，因而根本无法用因果报应规劝他。 所以，因果报应的说法虽然对官员有一定约束作用，但不能仅靠这种说教去规范权力。规范权力，约束官吏，要用科学的理论和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