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还是“先生”的时候

沈从文和汪曾祺

汪曾祺写沈从文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摘自《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收入汪曾祺《蒲桥集》

李济 

李济写给张光直的一封信

1954年9月22日  台北—台中

光直：

得到你八月十六号寄来的信，读后颇有所感，我相信你是一个能作现代学术的工作的人；天资固然卓越，努力亦不后人；更难得的是你确有这一志愿。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直达，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能；适当地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一年军训与身体是最有益的，望你自重自爱，保护自己的身体。我出国日期尚未确定，护照尚未到手，

专此，并问

学祺

李济谨白  九月廿二日

摘自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

殷海光一家

殷海光写给林毓生的一封信

毓生老弟：

七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了，读你的这一封信，正同读你每一封别的来信一样，我像电瓶受到充电一般：激起无限的灵感和思绪。你的信充满着洋溢的热情和智慧的光芒。每次读了又读，真是一种高度的享受啊！

就我感觉所及，许许多多留学生一到美国就被机器卷走了，忘却了自我。咳！没有了自我，就算一天到晚吃牛奶面包，也不过跟猪差不多。这种生活多么可悲！而孤寂中，你却昂然保持了原始的自我（这个名词在社会学里不通，故用之以表达我意），表现着一种超越环境的气概。这是最令我欣慰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唯有如此，才能发挥他原创的力量。你说呢？

美国有许多学人治学的方法和成绩，我是心悦诚服的。可是，美国社会一般人的生活形态，几乎完全是urbanization（城市化）和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上的副产品。我没有什么标准据之以说它“不好”；但是，从我的感情来说，我认为“浅薄”“乏味”。说到这里，我怀念少年时代的北平生活，我向往古老的欧洲情调。嘿！美国一般人一天忙到晚，汽车冲冲冲，没有meditation（沉思），哪里可能含孕出深沉而远大的思想！你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是很深入的。足见年来你所学有了实质的进步。那你的孤寂和磨炼是有代价的。希望你以此作为起点，获得最高的成就。那咱们才快乐哩。

从照片看去，你比在台湾的时候又成熟多了，照片的背景也很有点文化气息。这都是令我高兴的事。……

你开的书单，一看就知是很有价值的。开书单是不容易的，也需要一番学养。我最厌恶若干中外人等，动不动开上十百种以炫其博。老实说，我们根本就不想做书虫，根本就不要像张贵永等人那样为读书而读书。读书，对于咱们而言，不是以墓地，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致知的手段。因此，我，至少我，只挑精要的书读。其余的只好慢慢来。你这次挑的书，极合我这种口味，很是谢谢。可惜目前太穷，只有等以后设法购置。

我当然很喜欢多跟你通信。可是，你能想象得到，通信次数无法太多，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这种光景，外国人岂能想象！

……

即祝 

进步

海光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摘自《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钱穆

钱穆写给余英时的一封信

英时老弟大鉴：

……

关于撰写论文之体例方面，穆别有几项意见，供弟采择：

一、在撰写论文前，须提挈纲领，有成竹在胸之准备，一气下笔，自然成章。弟之原文，似嫌冗碎软弱，未能使读者一开卷有朗然在目之感，此似弟临文前太注意在材料收集，未于主要论点可以沉潜反复，有甚自得之趣，于下笔时，枝节处胜过了大木大干，此事最当注意。

二、弟文一开始即有近人言之已详，可不待再论云云，此下如此语例，几乎屡见不一见，鄙意此项辞句，宜一并删去。

三、附注牵引别人著作有一〇七条之多，此亦是一种时代风尚。鄙意凡无价值者不必多引，亦不必多辩，论文价值在正面不在反面，其必须称引或必须辩白者自不宜缺，然似大可删省，芜累去而精华见，即附注亦然，断不以争多尚博为胜。

四、正文中有许多枝节，转归入附注，则正文清通一气，而附注亦见精华，必使人读每一条注语，若条条有所得，则爱不释手，而对正文弥有其胜无穷之感，万不宜使人读到附注，觉得索然少味，则专灭却其先读正文之影像。何者宜从附注转归正文，何者宜从正文转归附注，何者宜直截割爱，何者宜加意收罗，当知正文、附注只是一篇文字，不宜有所轻重。   

……

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

其次是梁任公，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较太炎各有胜场，即如《清代学术概论》，不论内容，专就其书体制言，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

其次陈援庵，其文朴质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学文之正轨。如王静庵则为文有大可议者，当知义理、考据文章，义务有当。静庵之文专就文论，不在章梁之下，而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然其病在不尽不实。考据文字不宜如此一清如水，繁重处质以轻灵出之，骤读极易领略，细究实多罅漏。近人以此讥任公，不以此评静庵，实则如言义理，可效王氏，若言考据，不如依梁较合。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复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

弟此一论文就穆直感观之，似受陈君行文之影响实大，此或穆一时觉其如此，弟或不在下笔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覆，颇近陈君，穆亦有意为弟下笔删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彩，此层大可留意，不知弟以为如何也。

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然文字亦大须注意，上所论者乃文体，次一条乃论文之字句、章节，与文体略有辨。

穆平常持论，为学须从源头处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此次读弟文时时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头处未能有立脚基础，故下语时时有病。

……

弟之行文，似是近于清深喜往复之一路，欧阳自是最佳师承，能自释回增之美味望。清代洪亮吉文大可读。弟近洪，不近龚，此两家亦多妙文，为有深于学而不长文者，盼弟能勿忽之。

又念弟之生活，却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时起居无节，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时再起床，弟求远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纵晏起。心之所爱，无话不及，谅弟当不为怪也。

弟此次决心返新亚，亦是必如此做始得。至于过几年后，自然有当别论，若能在新亚有三年相聚，穆亦深感满意矣，不复多求，幸勿过虑。

……

穆启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一日

节选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