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 2 月，皖中大地春寒渐消、春意萌动之际，伟人南巡至此，开启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
在与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的汇报交流环节，一段尘封往事，随着傅大章的一番感慨之语被悄然揭开了面纱。“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常提到他。
”傅大章言语间满是对往昔岁月的追思与敬重，而听闻此话的伟人，原本带着和煦微笑的面容，转瞬变得凝重万分，眼眸之中，一抹悲痛之色如闪电般划过。“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那一声饱含无尽遗憾的叹息，在会议室的空气中悠悠回荡，似要冲破岁月尘封，将背后那段曲折复杂的故事徐徐道来。
回溯往昔，1907 年，高敬亭诞生于河南新县这片有着深厚革命底蕴的土地，年少时便满怀着一腔热血投身革命浪潮，成为黄麻起义中的一员猛将。
然而，在早期的鄂豫皖苏区斗争历程里，他犹如一颗蒙尘的明珠，暂未绽放夺目光芒，直至 1932 年，局势陡然生变，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鏖战中失利继而转移，此时的高敬亭迎来了命运转折，登上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
他受命担任重建后的红 25 军 75 师政委，彼时大别山地区局势恶化，风雨飘摇，恰似惊涛骇浪中的孤舟，可高敬亭毫无惧色，毅然扛起坚守之责，重组红 28 军，以钢铁般的意志统领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各项事务，在敌人如铁桶般的重重包围里，率部展开了艰苦卓绝、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其纵横山林、穿梭敌阵的身影，彰显着非凡的勇气与卓越的智慧，引得伟人都不禁高度赞誉：“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极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 17 万正规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时光流转至 1937 年，山河变色，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御外敌，高敬亭顺应大势，率部下山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中流砥柱。
此后，他凭借拿手的游击战术，穿梭于日寇与日伪据点之间，历经大小数百次战斗，每一战皆似利刃出鞘，斩获颇丰，麾下队伍也如滚雪球般日益壮大，从最初的规模发展到 8000 多人，在新四军序列中熠熠生辉，成为一支令敌寇胆寒的劲旅。
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长期在大别山独立作战、独当一面的高敬亭，在复杂局势与权力漩涡中，渐渐滋生出拥兵自重的苗头。
1939 年，叶挺军长亲赴舒城，苦口婆心劝其东进，协同作战，彼时高敬亭虽口头应允，可事后却出尔反尔，这般行径无疑触动了新四军高层的敏感神经，引发高度警觉。
祸不单行，5 月 20 日，宛如一记重锤落下，第四支队 7 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竟带着两个警卫班叛逃而去，此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中的关键一环，成为压垮高敬亭的最后一根稻草。
6 月 4 日，高敬亭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命运的齿轮自此开始疯狂倒转。
彼时，伟人洞察全局，批示将高敬亭押赴延安处理，寄望于以教育感化、批评纠错的方式，让这位曾经的功臣重回正轨，继续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
奈何，命运总爱捉弄，这纸饱含深意与宽容的命令，因种种缘由未能及时送达。
6 月 24 日，在肥东青龙场，随着叶挺警卫班的几声枪响，高敬亭的生命戛然而止，一段本可续写辉煌亦或改过自新的传奇人生，就此画上了悲壮且遗憾的句号。
此后岁月，高敬亭之死始终如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伟人心头。
七大召开之际，伟人特意找来新四军代表周骏鸣，言辞恳切地询问高敬亭是否有不杀之可能，周骏鸣给出“应该可以”的答复，可逝者已矣，大错铸成，往昔种种再难挽回。
直至 1975 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满怀着对父亲沉冤昭雪的期盼，饱蘸深情地写下一封信呈递给伟人，恳请重新审查父亲的问题。
这封信似一只穿越历史迷雾的白鸽，最终飞抵伟人案头，伟人当即拍板，要求重启侦办流程。
历经两年漫长而细致的调查、甄别与审议，1977 年 4 月 27 日，总政治部郑重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白纸黑字，郑重宣告：“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
在这场平反历程中，一位参与调查的老同志曾满含感慨地说道：“高敬亭同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他的错误也是严重的。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既要看到英雄的光辉事迹，也要正视他们的错误和缺点。
”而高敬亭的家人，在历经多年风雨、终得沉冤昭雪后，亦是热泪盈眶地表态：“感谢党和政府为父亲恢复了名誉，我们将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高敬亭的一生，恰似一部波澜壮阔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史诗，镌刻在历史长河之中，供后人铭记、反思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