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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口里
1974年初冬,七岁时从疆域辽阔的南疆少农多牧的边远的新疆乌恰县,父亲带着全家两个大人五个小孩共七口人举家搬迁到了口里,来到从不知道的青海民和。一路上先是坐便车到克州客运站,然后乘坐长途客车,不知是走了三天还是五天,一路上住驿站热一顿凉一顿,颠簸晃荡风吹沙扰地到了乌鲁木齐,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乌鲁木齐又住了几天,才坐上绿皮火车,晃珰晃珰地走了三天半才到兰州,在兰州站吃了牛肉面,然后乘坐开往西宁的火车又出发了。期间发生了一件纠心的事情,在饭店吃完面,一家老少,带着众多行李在父亲的召唤下往火车站走去,到火车站入口父亲清点人数时发现我三弟不见了,一下子慌了,用柯尔柯孜语大声急切地呼喊三弟的名字,一直听不到三弟的回应,更不见他的人影,我张望着周围,听着父母亲歇斯底里的叫喊。这时一路护送我们下来的大姐夫和我父亲商量,父亲留下看护我们,他前往我们吃饭的饭馆去找,结果在离饭馆门口不远的地方发现我三弟靠在一棵树上,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据大人说这时离开饭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万幸他被车辆吸引住没乱走,不然结果不可想象。
火车到了史纳车站,我们一大家子临时租住在一户人家,过了七八天还是十来天,才搬到我父母亲1958年上新疆前住的家。在史纳住了那么长时间原因是,我父母的家他们离开上新疆后村上当小校使用,后又用做村上的库房什么的,好在没有被拆除或占用。这次千里迢迢突然回来,经当村支书的我四叔全力交涉和处置,加上一众堂哥堂姐和左邻右舍的帮忙,才把杂物清理干净,等我们搬进去时,家已经收拾得很清爽干净了。
在乌恰时,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是柯尔柯孜人,我们都说的是柯尔柯孜语。我依稀记得,我们住在白尔托盖义。关于白尔托盖义这个地名有个故事流传,白尔柯语是狼的意思,托盖义是黄刺滩的意思。很早很早以前这里住着一两户牧民,是个有山有坡有滩的地形,由于人少,当地的狼很猖獗,经常把牧民的牛羊从圈舍里叼走,牧民损失很大。后来一个老者想到了一个办法,从黄刺滩的四周放火烧黄刺,烧了不知道多少天,把野狼和一些野生动物都烧死了。从此再也没有了狼害了。由于烧荒烧出了大片良田,陆续搬来了很多人驻在这里。从此以后人们把这里就叫白尔托盖义。当时家里有很多羊,时常与刚生下不久的小羊羔嬉戏玩耍,还有几头牛、几匹马和几峰骆驼,这几匹马是我们家的交通工具,大人们去县城或走亲访友,或我父亲与他的徒弟兼好友托乎托逊去狩猎时骑用的。五岁以前的日子,从来没有为吃饭而发愁过,家里有足够的羊奶,时常有肉,并且时不时还有父亲带来的野味可餐,野味多为黄羊(可能就是现在的岩羊),那时候狩猎是允许的,父亲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们讲一些他们狩猎的逸闻趣事。他们当时用夹脑狩猎,先把夹脑放置在黄羊经常活动的地方,然后过几天再去收获猎物。几十年过去,已经忘了父亲讲的故事,但模糊的记忆中,还记得他们经历了好多惊险的事情,也放生过嗷嗷待哺的小黄羊的妈妈。
当年我父亲与家里兄弟之间闹了一点矛盾,一气之下带着我母亲和刚几岁的大姐锁上房门连夜离家上了新疆。据我父亲讲,他们到了大河沿站(现在的吐鲁番站)一下车,就被一帮热情的人拽着胳膊上了一辆解放汽车。那时新疆各地急需用人而无人可用,所以各个车站都有各地派来拉人的干部,只要有口里人进疆,便二话不说拉人就走。走了十来天到了我二姐和我们兄弟四个出生的地方乌恰县白尔托盖义。因为我父亲会木匠手艺,到了白尔托盖义不久,在牧民们经常涉水而过的小河上为大家建了一座木桥,几世几辈的牧民们冬夏都是蹚水过河,如今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再也不用脱鞋蹚水了,他们非常高兴,都竖起大拇指夸我父亲能干。我父亲受到众人的尊敬,我们一家也很快被热情的柯族人接纳。我父亲闲暇时也为牧民们制作一些小木桌,小凳子,小木碗,小木勺等,有盖房子的牧民都请我父亲去帮忙,木匠在盖房子时不可或缺的匠人,我父亲的口碑在牧民中渐渐流传开来,不断有远近的牧民找我父亲盖房子。当时有个柯族小伙子托克托逊,非常尊敬我父亲,便认我父亲为师傅学习木匠手艺,他也既是徒弟又是我父亲的朋友。
新家乡
从史纳来到了驮岭村,满眼看到的风貌与乌恰一点也不一样,人的相貌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穿着服饰也不一样。对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小朋友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眼看就要开学了,可我们连完整的一句汉话也不会说。就这样学了近一年的汉话,到1975年9月才入学启蒙。来民和前在乌恰跟着我二姐上了大半年维语学校。小学五年和初一上半学期,我一直生活在驮岭,从童年到蒙顿少年,这里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朱老总朱德元帅的逝世都发生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戴着黑孝幛,别着小白花,与大人们一起默哀悲伤痛哭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初一下半学期到快初中毕业我又二上新疆。1980年夏我大姐从新疆到民和探望父母时,看到家里都是吃饭的人,没有劳动力,刚好我在上初中,学习也可以,就和父母亲商量把我带到了克州阿图什市。这也是我命运转折的起点。到了阿图什,我进了克州最好的一所中学,有幸遇上了几位好老师,当时在克州二中有几位“文革”时期从内地的大学流放到新疆的大学教师,他们渊博的学识,丰富了我的初中生涯,求学路上,他们是偶像,我心中至高无上,让我高山仰止。他们精湛到位的讲解,对所学的内容我很容易就懂了,学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很齐全,物理和化学课本上的实验我记得几乎全部做过。老师们在课余或课内有多余时间,就给我们讲好多课外知识,那时候我就从政治和历史老师的嘴里知道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从未接触过的知识,读书的兴趣和爱好也是那时培养的。我常常深夜爬睡在作业本上,等我大姐叫醒时已天亮了,那时候一张票一毛钱的露天电影我大姐经常叫着去看,但我十次里也就去个一两次。老师教学有方,加上我自己的刻苦,这两年多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占第一或第二的位置。因为户口不在阿图什,所以不能参加中考。初三毕业前一个月我又回到了民和。中考后,我被民和师范录取。从1985年7月起至2005年10月在三尺讲台工作了二十年。2005年10月机缘巧合下,又在机关工作了十八年。从此,在这片故土学习生活工作至今。
寻乡愁
2017年前,驮岭还是一个较有规模的完整的拥有五个社的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 近三千口人。2003年前川垣新城还没开发前,与老城有三五公里的距离,川总公路穿村而过,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村,随着川垣新城的开发,逐渐成为城中村。如今随着开发的纵深,大半个村子已消失,仅剩四社五社还算完整。大多数人已失去了土地,不再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仅只保留了农民的身份。他们失去了宽畅的庭院和能住几代人的住房,搬入了狭小又拥挤的楼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被改变,他们到处打工,到处寻找挣钱的机会。他们已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已经成为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一种群体,当然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融入城市当中。他们正在嬗变,一步步化茧成蝶。随着生活劳作方式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处世态度等也会随之改变,他们不再谈论四时农作和牛羊狗鸡,更多关注将来生活的保障,住房,孩子上学和就业。他们以前再不景气,好歹还有几亩薄地做靠手,所产粮食哄个肚子问题不大,钱多多化,钱少少花。可如今失去了土地,没有了靠手,又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将寻找更多的渠道尽量多挣钱做为后手,以备不时之需。在疫情肆虐的当下,这种思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兄弟姐妹以及少时玩伴左邻右舍,好多已从庭院搬入了回迁房,他们大多已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有的远赴外地开拉面馆,有的就近赁房做生意,有的到长三角,珠三角,北上广深等地长年打工,几乎已完全脱离了农业。当然也有极少量的人离开了农业无所适从,沦为了“闲民”。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真真切切地反映在我的家乡上。可是,我千百次地回到驮岭,却再也找不到我儿时玩过的地方,再也看不到儿时玩过的自古流传下来的游戏,那熟悉的村舍不见了,熟悉的巷道小路不见了,那炊烟袅袅,牛羊欢叫晚归的场景不见了,那鸡鸣狗吠蛙声一片的乡村气息不见了,那割麦拉梱子碾场收草的场面不见了,那大爷大叔谈农时,谈苗情,谈收成,话桑麻的欢愉之情不见了,那奶奶婶婶田间地头话长里短的拉家常不见了。乡愁啊你去哪里了?没有了乡愁我的家乡在哪里?没有了乡愁我的根在哪里?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不再有它原来的模样,城市文明的崛起,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使得握惯了铁铣的手,丢掉了农具,努力适应着新的生活。